俄乌战争与我们的大时代（一）

　　乌俄冲突爆发整整一年了。战争从顿巴斯开始，又回到顿巴斯。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仍在巴赫穆特对决。巴赫穆特，作为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场，成了当代的凡尔登，成千上万的生命在这小小的城镇消逝，更多的伤残者则要忍受漫长的痛苦。战争的发展已完全出乎发动者的预料。

　　如同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一样，中文网络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自始就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严重的撕裂和尖锐的对立。尽管各方观点迥异，有一点倒是共识，人们感觉时代的重大节点到来了。战争，是人类矛盾最尖锐的表现形式，尖锐的矛盾迫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去思考和平时代不会关注的问题。

　　乌克兰，被称为“中欧和东欧的十字路口”，是西方世界与俄罗斯地缘政治博奕的交汇点，在这个敏感地点爆发的战争，意义非同寻常。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亚太地区在美帝的战略中比乌克兰更重要，乌克兰战争是未来全球冲突的预演。

　　要谈清楚乌克兰事件上的大是大非，不能局限于反霸反帝、地缘政治、大国博奕等话题，要从时代特征说起。对于时代特征的不同理解，是产生激烈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格局与时代特征

　　谈起时代特征，中文网络上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中美俄三国演义、中美欧俄四方关系，都是等而下之的事情。如果说国际格局是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特征就是要说清楚这变局背后的政治经济基础，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是“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私有制的终结来看，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谈起国际格局变迁，无非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三十年战争后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维也纳体系”（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欧洲格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战后的国际格局）、雅尔塔体系（二战后的国际格局）、一超多强与多极化（苏联崩溃后的国际格局）。

　　近些年来，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东升西降”，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正在变为“二超多强”，即认为中国正在成为新的超级大国，新的国际格局正在形成。

　　国际格局，是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力量对比变迁的结果。其根源是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二十世纪有社会主义国家参与）。资本主义国际格局的变迁，是“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基本以百年为单位，契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十世纪之后有加速的趋势，现在似乎在进一步加速。

　　时代特征，则必须说清楚当代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变迁与发展趋势。列宁关于时代特征的重要贡献，是写了一本叫作《帝国主义是资本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的书。这本书，论证了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学说，他关于时代特征的经典提法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