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张军总检察长讲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故事

　　张军检察长：

　　我们是从网上读到你对私营企业主犯罪犯法实行的“三不”政策——“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实刑，可判缓刑的不判实刑”。这种对民营企业主的关怀和宽容，真叫我们羡慕、向往，对比我们劳苦大众所遭受到的“bao政”,我们多么希望能分享一下对资本家的厚爱和关怀。

　　这些年来，我们的遭遇与你讲的对资本家的三不政策相反，没有犯法也要捕，没有犯罪也要诉，不能定罪也要关，不仅判实刑，还要坐黑牢。

　　下面讲我们近年来所经历的一个故事，这只是我们维权三十年中的一件事。和我们同样遭遇的人成千上万，这样的故事具有普遍性。

　　首先介绍我们老俩口，我叫杨明珠，今年71岁，是武汉机床厂的老工人，我的工种是油漆工，因为长期接触有害物，苯中毒，属四级伤残，改革开放后，厂里改制，伤残待遇一直没有落实，上访近三十年，没有得到解决。我老伴张方友，是个退伍军人，他参军后一直守卫在南海边防，连长职务退伍。我们两人一直怀念那个时代，他守卫在南海边，我为祖国建设出力量，每到春节，我总要去湛江看望他，一进军营，战士们就大嚷起来：“连长，你漂亮的娘子来了！”大家把我拥到连部，要连长“请客”，战士们夸耀：“这是我们连队的英雄、美人”。

　　我们今天却被人踩在脚底下过日子，这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个故事：

　　2017年12月6号，我到北京上访，去了卫生部、劳动人事部递了我的诉状，回到旅馆，老板要赶我走，说武汉驻京办给你安排的房间已经结账了。我打电话驻京办，请他们不要赶我走，我身上钱已用光，连买车票吃饭的钱也没有。我们区驻京办的一位负责人冷冰冰地说，你是怎么来的就怎么走。我只好流落街头，向武汉市市长热线打电话，他们要我向北京市求救，这时北京气温已是零下，我却浑身冒冷汗、心慌，我支持不了，就到附近一家医院去求救，医生给我打了针，稍微好了一点，就到府右街派出所求救，他们打电话到武汉驻京办，武汉市武昌区驻京办负责人张X来了，他们雇了一辆私人押送车，连夜把我押回武汉。第二天上午十点，把我押送到我所居住地的黄鹤楼派出所，这时我丈夫张方友也赶到派出所接我回家，郭所长要扣押我，强迫我做笔录，说我在北京扰乱社会秩序，我说：你们在武汉，凭什么说我在北京扰乱社会秩序。我把在北京的遭遇说给他听，他不写进笔录，拿出一张《训诫书》给我看，我说：这《训诫书》是给我的，

　　为什么在你们手上？他立即夺了过去。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个《训诫书》，是真是假，值得怀疑，再说，及或是真，我已受‘训诫’了，你们又以同一件事，给我再一次惩罚，在法律上这是违规的”。但郭所长不听，笔录里也不写我的辩护，就要签字，我拒绝签字，但还是强加给我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进行治安处罚，拘留五天，并立即执行，把我押送到拘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