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汪海林先生怼得好！——从电影《牧马人》说起

2023-09-18

秦明专栏作者

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有网民在微博上发的一段视频显示：某趟高铁列车上，“大妈聊天影响女生休息，女生拍照激怒大妈，双方大打出手……”

　　本来是一起再平常不过的群众纠纷，偏偏有人跳出来评论“文革时期的大妈确实战斗力很强”；著名编剧汪海林先生回怼道：“文革时期大妈刚出生，这显然是改开成长起来的大妈。”

　　从视频画面看，“大妈”的年龄也就五六十岁的样子，汪海林先生并没有怼错。

　　这起冲突，“大妈”有错在先，但显然双方的处理方式都是欠妥的，因此也应该据此把“大妈”说成十恶不赦的坏人。但显然，评论中的那句话带了这样的意思，且直接把帽子扣到了那个时代。

　　前些年，“坏人变老”的说法不绝于耳，似乎是那个时代把人教“坏”了。持这种说法的不乏一众所谓的“正能量”大V，然而当初发明“坏人变老”说法的却是那些以诋毁毛泽东时代为己任的知识精英。

　　2019年末以后，一部40年前的电影《牧马人》突然爆火了起来，后来笔者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不少关于电影《牧马人》的解说及二创，从评论区的内容看，电影重新火爆的原因就是人们非常怀念那个时代淳朴的民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互帮互助，真挚的爱情与朴素的爱国之情——这个状况恐怕是当初的电影主创人员始料未及的。

　　1982年上映的电影《牧马人》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由谢晋执导。总体而言，《灵与肉》属于一部伤痕小说，被称作是张贤亮的自传体小说，而《牧马人》则属于一部伤痕电影。

　　张贤亮在2008年1月发表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文中又说：“16岁因资本家出身被判入狱3年”（从1952年到1955年），1964年“别人说了反动话我没汇报（这个毛病至今还没有改造好）”，而他的简历又写着“1954年高中肄业到宁夏银川市贺兰县乡村插队务农”……从后来旁人披露的历史看，70年代末、80年代初张贤亮自述的因为“右派”帽子坐牢22年的经历大概率系伪造出来的，而张贤亮的第一次插队极可能是因为其年轻时调戏女青年，而他插队的也只是“农垦农场”而不是“劳改农场”。

　　所以，作为伤痕小说的《灵与肉》在主线情节，完全是张贤亮为了诋毁毛泽东时代而编造出来的；而从“解放”之后的张贤亮包养过五个情妇的作风看，许灵均身上展现的真挚爱情，完全是张贤亮对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自我美化。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谢晋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导演，1976之前导演过《春苗》这样的革命题材电影；1976之后又导演过《牧马人》这类伤痕题材的电影。两类题材的电影在价值观上截然对立，但艺术感染力都很强，在两个对立阵营都属翘楚之作。（这说明知识分子只是一把刀，关键看刀把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

　　《牧马人》的艺术感染力之所以强，就在于导演谢晋对于细节的把握非常真实、非常生活化。尽管电影的主线是完全编造出来的（如11岁的资本家儿子被打成右派劳改）还是要把知识分子的代表许灵均歌颂成完人、圣人，控诉许灵均们受了前一个时代的害，但电影在细节上却一不小心反映出了80年代初的真实社会面貌：那时的生活很艰苦，群众却是朴实善良的；那时两个人的结合并不浪漫、但爱情是纯真的。

　　许灵均成婚时，社员们纷纷送来了布票、粮票、各种礼品还有祝福

　　需要指出的是，电影《牧马人》在细节上对张贤亮的原著小说《灵与肉》进行了大幅删改，在《灵与肉》中农场的干部社员除了郭谝子，其他人对许灵均都充满了敌意和误解，而《牧马人》中包括干部在内几乎没有一个人物是“坏人”。

　　细节真实生动，是电影在当时感动很多人的根本原因。大部分普通人离许灵均这样的知识分子很遥远，但对于那个年代的社会面貌还是非常熟悉的。然而，伤痕不彻底就是彻底不伤痕，这又是《牧马人》在后来很快被埋没的根本原因，也是《牧马人》在40年后因为“怀旧”重新爆火的主要原因。

　　再之后，伤痕电影和小说就汲取到了“教训”，苦难必须越说越重，最后群众全员被塑造成被教唆到癫狂的“坏人”……1985年谢晋导演在电影《芙蓉镇》中开始用大量镜头塑造“坏人”，而那位诺奖得主后来的文学作品更基本全是这个调调，加之多年来“历史发明家”的渲染，媒体、影视剧的视听觉轰炸，“坏人变老”的说法也便流行了起来。

　　当然，并不是那段历史中就没有“坏人”。运动刚起来那会儿，打砸抢的事没少发生,最后逼得毛主席亲自出来制止。

　　1967年5月28日，毛主席看了一份《要事汇报》，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

　　“22日晚，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毛主席随即批示：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

　　五月廿八日

　　（见毛泽东手稿）

　　这些人之所以如此“胆大”，正是因为他们的干部子弟身份；反观那些工农弟子出身的小将，即便在那时也是被当权派打压的状态。可笑的是，真正干坏事的人后来个个成了亿万富豪，却要跳出来“代表”整个红小兵群体“表演道歉”，将自己的个体罪行扣到整个群体头上。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风气或者说“道德水平”究竟怎样？左翼自己评价别人可能不信，我们不妨听听第三方的说法。已故的炎黄春秋老人谢韬生，对毛主席当然也没什么好评。然而，谢韬的儿子谢小庆先生却是非常客观公正的，他在回忆自己班的同学“串联”时，记录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1966年底的）一天，我们班的几位女同学邀我和她们一道去串连。问我父母，他们觉得能有机会让自己的女儿出去见见世面是件好事，就同意了。这样我们一行五个女同学就决定长征步行去北京。

　　我们五人中最大的15岁，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才14岁。但我们五位孩子的家长都是极为开通的，他们都同意我们的选择。

　　我们每天走60-70里，基本上一小时走10里地。从浙江省出发，先到江苏，再到山东。到了孟良崮，那儿的老乡到底是老区人民，待人格外热情，恨不能将整颗心都掏出来给你。正是他们的盛情和实诚，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做人的样板，在以后的人生之路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见谢小庆博客文章《用两则小故事说说毛时代的社会治安》

　　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个古语来形容那个时代毫不为过，古往今来，社会风气、群众的“道德水平”就从来没有这样好过。

　　1996年上映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讲述了发生在雷锋战友乔安山身上的故事。90年代，乔安山在长途汽车公司当驾驶员，上来了七、八个站长亲戚，都不买票。乔安山对陈站长以权谋私的行为坚决抵制，把他们轰下了车，为此得罪了陈站长。汽车行驶途中，一哑巴拦车，他女人难产，乔安山没按规定行车，及时地将产妇送到医院。有一次，乔安山驾车救起一位被车撞伤的老人，并将老人送到医院抢救。老人在家人的压力下，违心的指认是乔安山撞了他，老人女儿还指责乔是用车“撞死雷锋的元凶”。安山痛心，家人寒心。最终，撞伤老人的司机找到了，老人的良心也受到谴责，拉着乔安山的手，认了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