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游击队歌第二段为国民党喊冤是自取其辱——写在国耻日前夕

　　明天就是“九一八事变”92周年，偏偏系统在信息列表里给笔者推送来一篇题为《不方便唱的“游击队歌”第二段》的文章，顿觉跟吃了颗苍蝇一般恶心：

　　这个号很小众，头条文章的点击量普遍不超过500（因此就打码不帮它出名了）。然而，这篇文章却很不一般，笔者点开时阅读量显示9.9w，刚刚收藏了一下链接，重新打开准备截屏的时候，阅读量一下子就跳到了10w+，前后间隔不超过几分钟，而且文章还是两天前发送的。看来，系统推送“功不可没”，时机把握得也很巧妙，明天就是“国耻日”嘛。

　　这篇文章讲了啥呢？就是说《游击队歌》原本有两段歌词，因为第二段歌词有“不分穷，不分富”，“不论党，不论派”这样的字眼，所以就在后来被“不方便唱”了。

　　原文截图

　　然后，作者也没考证出是什么时候被“不方便唱”的，反倒开始替“国府”喊冤——游击队又不是共产党军队的“专利”，国民党的军队也打游击战，凭什么就“不方便唱”第二段，正视国府的游击战功劳呢？

　　原文截图

　　笔者稍微检索了一下，发现就连“党史博采”这样的媒体也曾为第二段鸣不平，称“在后来因为被扣上了‘阶级调和’的帽子，因此才将这第二段歌词整体砍掉了，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为人们所知晓了。”

　　关于“党史博采”文章的这种说法，笔者努力查询了一番，也没能从正规史料里找到佐证，只在知网找到了1994年第9期的《教师之友》杂志发表的“江苏赣榆县陈家湖”的文章《<游击队歌>有关资料及教学建议》，算是比较早地给出了这种说法。

　　《教师之友》刊登的这篇文章称：“在‘四害’横行时代，被扣上了‘阶级调和’的帽子……”《党史博采》那篇文章的信源，多半来自于此。

　　这里的“四害”指的是什么，想必大家都知道，那么，“整段歌词被无情的砍掉”的时间也就被推到了1966年之后。

　　然而，笔者找到了1965年《江西教育》杂志刊登的《游击队歌》歌词，已经没有了第二段。

　　1964年国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首演，里面采用了《游击队歌》，也没有第二段。

　　再往前追溯，1963年空政文工团录制的版本，同样没有第二段：

　　游击队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剧团合唱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团合唱队-追寻红色的足迹

　　显然，《文史博览》的文章所采信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我们再回到对《不方便唱的“游击队歌”第二段》这篇文章的讨论。要搞清楚第二段为何“消失”了，恐怕还得回到《游击队歌》创作的历史背景。

　　《游击队歌》由贺绿汀、崔嵬等多人集体作词，贺绿汀作曲。贺绿汀是1926年的老党员，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从香港转道上海，在白区从事左翼文艺工作。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贺绿汀随上海救亡演剧一队来到山西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总部。

　　为了寻找创作素材以激发音乐灵感，贺绿汀等人一有空就与八路军战士待在一起，深入了解八路军战士的战斗与生活，一首为开赴前线的八路军壮行的新歌《游击队歌》很快在老乡家的煤仓里喷薄而出。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冈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这第一段歌词，歌唱的就是八路军战士真实的战斗与生活场景，虽没有激昂的口号，甚至连抗日的“动力”都是源于“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这样朴实无华的感情，然而，这段歌词却是对八路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的高度赞扬，也是对毛主席所创造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生动展现，更是对一切抗日武装的激励与战斗经验传递。

　　到第二段歌词明显变得“政治化”，体现了当时一个重要的政治内容：就是中共所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游击队歌》首演之后，很快在八路军及其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中传唱开来，几乎人人会唱，用朱总司令的话来说就是“战士需要这样的歌”。

　　《不方便唱的“游击队歌”第二段》一文“考证”称，歌词“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中的“敌人”在原版歌词中为“仇敌”。这种“考证”弄巧成拙，原版就是“敌人”，只是被很多八路军战士口口相传而传成了“仇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恢复到原版歌词。

　　而《游击队歌》能够彻底流行并取得那么高的地位，反而离不开八路军领导的抗日军民的这种口口相传般的广泛传唱。1964年周总理坚持要把《游击队歌》编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很多人不同意，周总理却用一句话打消了大家的疑虑：“这首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听，群众爱唱，……是人民批准的作品。”

　　试想，八路军战士出征前歌唱自己的战斗生活，第一段就足够了，他们还没有跑到白区去跟国民党搞统战的必要，也就没必要去唱第二段，很多八路军将士甚至与“白匪军”有着血海深仇。这就导致在口口相传过程中，第二段完全没有传唱度，这才是第二段在传唱过程中“消失”掉的根本原因。

　　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更不需要再去跟败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搞统战，作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所开展的游击战争历史的歌颂，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去唱第二段了。

　　所谓“不方便唱”，完全是“果粉”自作多情！

　　《不方便唱的“游击队歌”第二段》一文还搞反了一件事情，文章口口声声说，1939年2月，国府联合中共在南岳衡山脚下创办过游击干部训练班，实际负责教学工作的是汤恩伯，两个月后，汤恩伯奉命调回三十一集团军任总司令，率部赴河南作战……然后就说第二段歌词“不是悬浮的宣传，而是实际做了”。

　　显然，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游击队歌》创作于1938年1月，那时游击战还真有“阵营专利”。第一段唱的是共产党军队的“实”，第二段务的是国民党的“虚”，是希望他们也能学习游击战来抗日，第二段歌词并不代表国民党“实际做了”。

　　帮国民党训练游击战，这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主动提出的，一开始蒋介石不接受，担心又发生黄埔军校那种“赤化”的事情；直到武汉失守，蒋介石才被迫同意。

　　虽然当时中共将游击战术对国民党倾囊相授，国民党也派了70万军队深入敌后，但除了推崇《论持久战》的白崇禧所在的桂系军阀有所建树，其他国民党军队的游击战鲜有战绩，甚至投降当了伪军，很多还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如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预八师师长陈孝强，等等。

　　这方面的历史分析文章已经比较多，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方面：

　　1、虽然蒋介石也一度重视游击战，但派军到敌后、特别是局势凶险的地方，成了蒋介石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很多国民党将领对深入敌后的理解就是被“发配”，积极性并不高。

　　2、国民党各游击部队同其正规部队一样，内部派系林立，将校争权夺利，配合较少。各部队为了保存自己实力，一般都坐观友军失败，而不加施以援手，这仗还怎么打？

　　3、八路军的游击战，是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运用，必须团结和依靠群众，而国民党一贯的军阀作风，各游击部队严重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支持，汤恩伯在河南搞得民不聊生，军纪败坏、随意抢夺百姓，导致1944年豫中会战中，老百姓反过来追打汤恩伯部队。

　　面对此种情景，《游击队歌》第二段再唱下去，不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脸吗？又有什么脸反过来暗戳戳地讲什么“不方便唱”、为国民党喊冤？

　　明天是“国耻日”。“国耻”是怎么来的？正是拜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所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边给张学良下达“不抵抗”的命令，一边却加紧围剿红军，“对内压迫、对外投降”，这样的反动派才是日本侵略者的“神助攻”，是中国抗日军民的“猪队友”。

　　这才是中国人民最该记住的历史教训。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