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舸：美国两党的“减税”/“增税”计划背后是阶级冲突

　　实际上，在“减税”问题上，绝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做出有违自身利益的选择。社会舆论常常把“减税”等同于“藏富于民”，似乎只要是“减税”，对民众来说就是件好事。然而，从近年来美国政治现实来看，许多美国人不但不领特朗普政府“藏富于民”的“情”，反而坚决反对“减税”。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民”并不是一个整体，同一个公共政策给不同社会群体带来的影响往往是不一样的。在特朗普政府的“减税”计划和拜登政府的“加税”计划中，都会有不同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收获利益，成为“藏富于民”中的“民”，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不同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的利益会在“减税”或“加税”中受到损害。具体来说，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减税”/“加税”的不同影响，美国社会大体上可以被分为三个阶层，“减税”计划对它们分别会带来以下影响：

　　第一，共和党“减税”计划的受益者是中小企业主和中产阶层。他们既没有迁出美国和全球避税的能力，也不可能花高价(像富豪那样)请专职税务师和律师[1]为自己“规划纳税”(避税)或是通过慈善基金等方式避税[2]。因而，“减税”法案就会直接减少他们每年的纳税支出。并且，有可能通过刺激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主要是制造业蓝领岗位)等方式进一步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他们是“新右翼”运动的主体，是特朗普赖以赢得2016年大选进而长期掌控共和党的核心力量，也是“减税”计划的社会基础。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群体并不是美国社会分层中处于最下层的穷人，从2016年大选和2020年大选的民调结果来看，特朗普支持者的收入水平整体高于希拉里和拜登支持者的收入水平。

　　第二，美国收入最低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反倒会因为共和党“减税”计划而受到损害。“高税收，高福利”/“低税收，低福利”，两者总是相互伴生，这也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常年针锋相对的美国政治焦点议题。除了极少数资源型国家(例如石油资源丰富、人口不多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中东国家)，从来不存在某个国家很少收税，但是公共福利非常好，公共设施非常好，电费、水费、油价极其便宜。所以，对美国那些处于最低收入阶层的低端服务业从业者和无业人群来说，“减税”计划首先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虽然远期经济增长可能会弥补他们的损失，但是这张画中的大饼并不确定，并且过于遥远。

　　具体来说，在美国社会的经济分层中，最穷的群体并不是白人蓝领，而是未就业依靠福利生存的人和在低端服务业、建筑业、农业、清洁业等行业就业的非洲裔、拉美裔美国人以及非法移民。对他们来说，其一，由于收入较低，“减税”主张对他们支出的减少微乎其微，因为他们按照原来的税收政策也不需要交多少税甚至本就处于免征区间;其二，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也使得他们较难胜任“减税”计划可能间接创造出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其三，为了财政平衡需要，削减税收的同时必定伴随着削减福利，这反而会损害对公共福利依赖度较高的他们的现实利益。因此，他们一直更支持主张“加税”并增加福利的民主党，是在2016年、2020年和2024年大选中支持希拉里、拜登和民主党的关键力量。真实世界中很少发生席勒教授所描述的“穷人支持给富人减税的特朗普”这样的故事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