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通一名25岁网格员之死

2024-10-23
作者: 蚂乙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2024年9月23日下午5点多,江苏南通王鲍镇久西村,25岁的乡村网格员被发现倒在村委会办事大厅,凶手是同村的54岁村民、前低保户赵里平。多位村民告诉本刊,事情起因于低保被取消。

  记者|陈银霞

  编辑|王珊

  两起死亡

  久西村位于江苏省南通市王鲍镇镇郊,村民约5000人,分成58个村民组,分散在久西一路至久西四路4条东西向马路两侧。村委会位于村庄正东侧边缘,远离民宅,南临高速、西靠池塘,位置偏僻。2024年9月23日这天下午,网格员沈君妍一个人还留在办公室里,其他同事已经在5点08分之前离开了。

  5点是村委会的正常下班时间,但沈君妍还在加班。她2023年才入职,当年年底就被镇上评为先进个人。9月23日这天,直到傍晚她还没有回家,也没有接母亲的电话。她的母亲赶到村委,村委办事大厅已经关灯,女儿的电动车还停在院子里。

  “我在村委会,你们快过来。”张莹是沈君妍的表姐,傍晚6点多接到沈君妍妈妈的电话,姨妈的声音听起来很着急,但没说出了什么事。张莹到达久西村村委会时,已经是傍晚6点半,夜幕刚刚降临。村委会的大门开着,围墙内四五十米长的水泥地面尽头,气派的“七”字形白瓷砖大楼在朦胧夜色中十分显眼。四周一片寂静,唯独村委会楼里传出哭声。张莹走进村委会办事大厅,看到姨妈趴在地上,号啕大哭。旁边,沈君妍仰面躺在地上,身下一圈都是血。

  多辆警车接连赶来,封锁了现场。村民刘科赶到时,警戒线已经拉在距离村委会几百米的位置。待了半小时,围观的村民里突然传出消息,“七大队又死了一个”。久西行政村由久西村、厂北村、更新村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更新村为2011年合并,村民们还习惯称之为“七大队”。

  停在村委会附近的几辆警车发动油门,朝北面的久西三路开去,刘科骑着电动车紧跟其后。警车停在久西三路旁一处老旧的平房前,刘科认出,这是赵里平家,刘科曾跟他的哥哥一起干过活。工作人员从平房前堆放杂物的小屋里,抬出一具装在蓝色袋子里的尸体,这是凶手赵里平。蓝色袋子被搬上警车后,紧挨着车里黑色的裹尸袋放置,里面是被害者沈君妍。

  赵里平的邻居告诉刘科,赵里平从村委会作案回家后,吃了熏蒸药自杀。熏蒸药是一种杀虫药,农村收完苞米、蚕豆等粮食,放几片熏蒸药(成分主要为磷化铝、磷化锌、磷化钙等磷化物),就能长期储存在仓库,不招虫子。“它毒性很大,吃一粒就能致命,以前村里有人吃它自杀的。”刘科说,他是下定决心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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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情通报

  回村的大学生网格员

  沈君妍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名“村干部”。她今年25岁,身高一米六五左右,长着一张清秀的娃娃脸,留着披肩长发,戴着眼镜。在去年国庆久西村举办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她穿着红马甲,拿着小国旗,与其他三位同事并排而站,眼神里透着青涩。

  沈君妍是去年上半年回到老家当网格员的。此前,她从南京财经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半。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南通本地计划生育严格,村民王冕提到,沈君妍这一辈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有个亲戚超生,为了上户口,不得不将户口迁移到外地。沈君妍的出生也费了不少周折。母亲为了怀孕,专门去上海治疗。出生后,母亲一直在家带她读书,间或在工厂打点零工,父亲则一直在上海、青岛、北京等地奔波,做装修工。

  在初中同学、好友杨欢眼里,沈君妍跑步很快,做事利索,初中时杨欢都喊她“沈哥”。但她同时又是个“内心细腻”的女孩,会因为别人取的难听的绰号而默默哭泣。平日里话虽然不多,但很好强,会暗地较劲比拼成绩。当朋友因为粗心考差,情绪低落时,考得更不好的沈君妍又会用打趣的方式安慰杨欢,“你脑子怎么长的?为什么你粗心还有130,我粗心才120”。

  王冕告诉本刊,久西村读书氛围浓厚,家长也舍得为孩子读书花力气,沈君妍考取的南京财经大学,只是久西村升学的普通水平,“村里九成以上都能考上大学,清华北大的都有”。但相比考学,更让人伤脑筋的是毕业后的生活。王冕的女儿军校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工作,房租一个月3000多元,“不划算”,最后选择调回本地政府工作。

  沈君妍在上海工作时,刨去房租、生活费,工资也所剩无几,但她很少跟朋友诉苦。朋友杨欢记得,她只是“嚷着要回来歇歇,养回她在上海掉落的头发”。父母也舍不得她一个人在上海租房、做饭,希望她离父母近些。2023年,沈君妍通过招聘考试,考取了老家的网格员工作,回到久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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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秘的角落》剧照

  网格化管理最初起源于城市。随着城市化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管理压力很大。为了提高对事件的反应速度,2003年,北京首次尝试网格化管理,之后在大城市推广。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这种治理模式逐渐进入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这两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农村铺开。

  钱坤是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攻城乡基层治理研究,从博士阶段就一直致力于网格化管理研究,曾在苏南、苏北、内地等多个乡村调研网格化管理。他告诉本刊,江苏省网格化管理进入乡村,大概是在2015年前后。由于财政压力,只有少数发达地区农村会聘请专职网格员,比如他调研的苏南张家港地区。九成以上农村的网格员由村干部兼任,也有聘请中老年人兼职的模式。南通的模式接近苏南,专职网格员要承担网格、村委两套系统的任务,忙起来每天得加班2小时。

  在王冕的记忆里,久西村、厂北村、更新村三个自然村合并为久西行政村,十来年前就开始有了网格员,但多是中老年人担任,主要还是帮忙解决村民间的矛盾纠纷。近几年,王鲍镇网格化管理逐渐年轻化、专业化,对网格员的要求也更高。据当地《启东日报》报道,2018年起,王鲍镇分层级设立镇、村、网格三级管理体系,全镇22个村划分为113个网格,完善网格管理。王冕告诉本刊,网格管理完善后,久西村被划分为8个网格,每个网格有一名网格长和网格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的是在外工作不顺心回老家,有的是退伍后未找到合适工作,有的是回家带孩子的年轻妈妈。

  2020~2023年,王鲍镇招聘了43名专职网格员,对年龄和学历的要求也愈加严格。2020年招聘网格长,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具备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到2023年沈君妍入职前,要求已经提高到大专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在待遇和发展前途上,2023年6月,王鲍镇发布的村专职网格员招聘公告里写道:“专职网格员纳入村干部培养体系,作为村定职干部储备,表现优秀者在村干部缺编时可优先补充。”年薪为村干部一级一档85%,村民刘科对本刊估算,年薪大概是5万元左右。

  像沈君妍这样的大学生网格员,更多是把这份工作当做一个过渡。工作的间隙,她一直在准备考公。王冕在村委会见过君妍,除了做台账、报表等资料工作,常常能看到她抱着一本考公资料书在看。但基层的工作并不容易。暑假时杨欢约简单碰个面,沈君妍也不得不让朋友等一会儿,说“手头有个工作,加个班就过来”。她告诉朋友,基层工作很辛苦,她想过辞职,专心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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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的女儿》剧照

  新的矛盾

  张莉莉也是南通市内的乡村专职网格员。今年26岁的她毕业于南京一所二本院校,学习行政管理,毕业后回到老家做乡村网格员,至今已一年多。

  张莉莉告诉本刊,网格化管理是一个严密运作的技术系统。网格系统下发的任务包括上报事件、辖区巡查、入户等。在网格化管理APP里,系统要求张莉莉每月上报20条事件,这些事件被划分在公共安全、民生服务、环境保护等20多个大类里,一个大类下又细分了十几个小类,新手甚至在分类时都摸不着头脑。

  村里每天并没有那么多重大事件,张莉莉通常上报的都是简单事件,比如垃圾溢出到路面、电线悬挂、道路破损等,先拍照,再填写说明,完成整改后再重复这个程序。照片要求带有时间、地点水印,有的地方甚至要求网格员找到第三人,帮拍摄她在现场工作的照片。每天的网格巡查,张莉莉都得在APP上打卡轨迹,每周也要求入户孤寡老人家里。

  除此之外,张莉莉还在村委负责宣传、文书工作和条线任务。她既要在传统节假日慰问百岁老人,也是文艺汇演的主持,还要撰写各类项目申报材料,最复杂的一次写了两周。还要配合乡镇的条线任务,比如人居环境整治,张莉莉必须下到每户人家,忍着村民的骂声,“求爷爷奶奶”,整理下房前屋后的柴垛。

  矛盾最激烈的是邻里纠纷的处理。张莉莉记得,今年年初,因为宅基地问题,矛盾双方轮流给她打电话,一天两三个,“下班也给我打电话”。她只好一页页翻找泛黄的老台账,寻找两家矛盾的起因。最后是村书记带着网格员,拿皮尺一米米重新测量地界,花了一周才处理完毕。

  村民对村里的年轻网格员也并不满意,“脾气大、不会办事、不做实事”。王冕在村委会看到,老百姓去办事,年轻网格员一句“我没时间”顶回去。村委有复印机,但要求他70多岁的姑妈去两公里外的镇上复印材料,“她气死了”。

  王冕这样理解年轻网格员的脾气,“独生子女,从小在外面读书,并村后对村民不熟悉”。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李凤则追加了另一种解释:大量网格管理系统的资料存档、电子化等形式主义工作,挤占了村级治理主体的注意力,治理能力减弱。对这个结论,王冕倒也认同。他给本刊提供了一个“治理能力减弱”的“证据”:村子路边绿化带杂草长得比人高、排污管道污水泄漏淹没路面,联系村里,他们说“这是乡镇负责的”,两个多月也未处理。

  李凤发现,网格化管理进入乡村原本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但有时会出现“水土不服”,甚至激化矛盾——合并或拆分小组组成新的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几个小组长中推选一个网格员,也让未选上的小组长、背后的家族矛盾深化,“网格员做村民信息统计,未选上的小组长背后的家族,就会故意不配合工作”。

  各种矛盾累积,最激烈时便会出现针对网格员的暴力。在沈君妍出事前3个月,2024年6月30日,山西应县大临河乡长城沟行政村,58岁的网格员方巨被村民杀害。这个行政村是三年前由柳坪村、长城沟村、黑拉桥村、四道沟村合并而成,方巨原是黑拉桥村村支书,卸任后成为新行政村的网格员,杀害他的则是原柳坪村村民雷巨云,50多岁,无儿无女,腿有残疾,种地不便,依靠17头牛生活。

  警方告诉方巨的女儿方美玲,凶手与他的父亲没有深仇大恨,都是细小的矛盾。方巨手机仅存的几张《矛盾纠纷排查处理半月台账》中,记载着这些细小的矛盾:2023年2月13日,长城沟村雷巨云(凶手)因经济问题与村民发生吵架;2023年3月16日,长城沟村村民因为低保准备周末上访,经过政策宣传,给当事人讲解程序上报,避免当事人越级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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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入尘烟》剧照

  低保纠纷

  多位久西村村民告诉本刊,这次赵里平杀人事件的起因,是低保被取消。

  在李凤的研究中,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对乡村从汲取转向输入,以美丽乡村、新农村、村村通等项目和各种福利政策向农村输入资源,但由此引发的政府输入性资源分配不均的矛盾更为凸显。低保分配就是其中的一大矛盾点。李玉莲是浙江山区某乡镇网格员,作为乡镇副职,从去年开始负责低保条线的工作,感受是“每天都有村民因为低保问题来乡里骂的,一坐就是两小时”。

  “一些村民的心态被搞崩了,都觉得不公平。”李玉莲说,原来低保由村里办理,审核不严格,很多经济条件好的人反而享有低保。这也成为历史遗留问题。现在,低保的办理权已经上收到乡镇,有硬性的标准要求,村委只是帮助村民填写和上交申请材料,配合入户调查。这些具体工作通常会落到最基层的“办事员”网格员身上,也让他们成为最直接面对矛盾的群体。

  李玉莲说,来乡里闹的,实际上乡村网格员至少都劝过10次以上,低保没有办理下来,“村民认为是网格员去乡里告私状,没关系、没人情才不给办,或者某个网格员不用心,导致没办成,在村里当面骂网格员”。

  碰到这种情况,网格员通常会跟村民解释政策,提到哪些标准他不符合,解释自己并没有办理低保的权力。但这种解释通常是无力的,“讲道理讲不通,而且很多人觉得只要闹就有机会,就想搏一搏”。李凤也提到,现在低保等福利性政策,也成为地方政府维稳的资源之一。在李玉莲的工作实践中,部分上访人员也确实因此得到了办理低保的福利。

  根据启东市政府官网的公开信息,赵里平低保被取消于2021年12月,在2021年11月他的名字还在低保名单中,12月之后便不再出现,一同被取消的还有3人。名单里,赵里平的低保金为每月614元,其他低保户的低保金(单人)在600~900元之间浮动,家庭里享受低保人数为3人的甚至超过2000元。

  在农村养老金只有两三百元的南通农村,这个金额是具有吸引力的。王冕告诉本刊,村里田地很少,人均不到一亩地,而且已经流转给承包户,每年800~1200元,村民没有田地可种。年轻人外出打工,老年人大多在附近的小型羊毛衫、纺织加工厂剪线头,或者在丰收时去地里收草莓、蔬菜,一年挣几千块钱。他的工厂里还有3个80多岁的老人在做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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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长的季节》剧照

  这对于赵里平而言更甚。王冕说,赵里平家里穷,父亲死得早,靠母亲种地、打零工给几个孩子办亲。赵里平是最小的儿子,排行第五,村民习惯喊他“老五”或“小五”。小五一条腿很小就有残疾,走路摇摇晃晃,“风吹倒”,自学了电工,但身体不好,出去打工一阵就得回来。

  村民张良记得,10年前在村里建厂,小五天天跑来厂门口问,“老板,有没有什么活给我干?”施工队老板没要他,“他一看就有病,才40岁出头,瘦得皮包骨,没有一点血色,整张脸发黑”。

  现在回想起小五,张良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自卑。张良做生意,见过很多人,他一眼看出来,那是一种深深的自卑。“没有讨老婆,好像见到别人就低人一等,没有底气。”他注意到,小五讲话的口气是轻轻的,虚虚的,“老总,我到你那边干点活?”讲完一句话就垂下眼睛。他自己也曾跟张良提起,“我没有老婆孩子,家里没钱”。

  但现在,低保的审核愈加严格,“即使符合低保要求,不是特别困难,也不会办理”。李玉莲说,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新增的低保低于取消的低保,李玉莲今年新办了20个低保,但取消了30多个。

  王冕告诉本刊,自己从赵里平的堂哥处得知,赵里平的低保取消是因为母亲去世后收了22500元人情礼金,他如数存入银行,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因而低保被取消。李玉莲提到,低保的取消并非系统自动,也需要乡镇工作人员核实。

  存款金额超标是政府系统自动检测的,检测到异常会要求乡镇复核,李玉莲通常需要入户、跟村干部了解情况,“抚恤金、车祸赔偿等来源的金额,或者看病、读书等用途的资金,都不计入范围”。她提到,礼金这种情况没遇到过,不知道是否应该取消,但像赵里平这种无儿无女又缺乏劳动能力的低保户,一般是不会取消的。

  王冕说,低保被取消后,村里安排赵里平管理村里的八九条线的路灯,一年有一两千块钱。但今年,这个工作也被其他人所取代。刘科看到,台风导致村里几个路灯损坏,是一个腿更瘸的村民在修理,“摇摇晃晃的,把我吓一跳”。

  多位村民告诉本刊,这之后,赵里平去过村里好几次,还去找过乡镇干部,要求重新上低保,也为自己低保被取消要一个说法。事发当天,他也去过村委会几次。最后一次去时,只有沈君妍一个人在办公室。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莹、王冕、刘科、杨欢、张莉莉、张良、李玉莲、沈君妍、赵里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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