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重读《金瓶梅》的启示
《金瓶梅》被鲁迅称为“世情书的巅峰”，因其揭示了欲望社会的终极悲剧——当物质满足无法填补精神空洞时，个体与社会的崩坏不可避免。正如格非所言：“我们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视线”。这部“哀书”的警示在于：若不能超越“酒色财气”的循环，现代文明或许只是另一场“末世风光”的序幕。
《金瓶梅》是一部描写市井人物的小说，被认为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小说，居明代“四大奇书”之首。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具有开拓性意义，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分水岭。《金瓶梅》是第一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巨著，它写的是宋代的人物和故事，实际反映了作者所处的明代中叶的社会真实，展现的是明代政治和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社会断层的深入剖解。全书描绘了一个上至朝廷中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上官僚恶霸乃至市井间的地痞流氓、帮闲篾片所构成的鬼蜮世界。刻画了西门庆这个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中心，通过他的种种活动及其家庭罪恶生活，暴露了明代中叶以来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
法国大百科全书称《金瓶梅》“全书将西门庆的好色行为与整个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它描写西门庆的一生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史，并以西门庆为中心，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一方面反映官场社会，展开了一个明朝中末时代的图景，彻底暴露出人间的肮脏与丑恶。西门庆一方面凭借经济实力交通权贵，行贿钻营，提高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地位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扩大非法经营，从而成为集财、权、势于一身的地方一霸。
作品通过西门庆的社会活动，反映了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官府权贵与豪绅富商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现实，从客观上表明了这个社会的无可救药。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朝廷权贵与地方上的豪绅富商相勾结，压榨人民、聚敛钱财的种种黑幕。西门庆一妻五妾，大多是由他奸淫拐骗而来。在这些妻妾婢女之间，彼此勾心斗角，互相陷害，为争宠吃醋，她们使尽了各种残酷、卑污的手段。西门庆家庭中的错综复杂、激烈尖锐的矛盾，也是当时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封建社会种种痼疾的缩影。作品通过西门庆及其周围人物的活动，显示了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已经堕落到多么腐朽的地步。
《金瓶梅》对晚明丑恶的社会本质和当时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作了比较全面的暴露。《金瓶梅》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撕开了所有时代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直指人心与社会的本质。当我们将明末与当今这两个“物欲、情欲、钱欲横流”的时代并置时，会惊觉这部书并非四百年前的旧古董，而是一面清晰映照当下的魔镜。《金瓶梅》通过西门庆家族的兴衰，辐射出晚明社会的全貌，被誉为“《红楼梦》之祖”。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对社会的批判，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明末与当下共享着相似的社会土壤，即旧秩序的瓦解与新欲望的喷发。晚明时期，白银货币化推动商业资本崛起，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被颠覆，社会的变化，催生了采取不同手段发财致富，一大批富豪迅速成长，官商互相渗透，社会阶层开始固话。西门庆通过官商勾结、盐引投机等手段积累财富，正是这一时代的缩影。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礼崩乐坏，程朱理学的教条在现实利益前失效，社会陷入“无善无恶”的虚无主义，这种精神困境与当代消费主义下的价值迷失如出一辙。今天的物质丰裕与明末的“奢靡成风”形成呼应，从最早的歌舞厅（海马歌舞厅）卖笑到卖淫嫖娼、崇尚情人、小蜜，醉生梦死；从奢侈品崇拜到直播打赏，符号消费成为身份认同的核心。互联网时代更是加速了欲望的展示与攀比，正如《金瓶梅》中“宴席”“服饰”的细节描写，如今演变为朋友圈的“精致生活”表演。
在欲望的展现上，钱欲、物欲与情欲构成了贯穿古今的三重奏。西门庆的财富积累充满血腥——贿赂官员、压榨伙计，其信条“有钱便是爷”揭示了资本对道德的碾压。“西门庆主义”在当代依然存在，从“跑部钱进”到招商引资，从卖批文到官商勾结，某些企业通过垄断与金融杠杆暴富，大大小小的许家印、刘汉们与西门庆的“泼天富贵”逻辑同源，“财务自由”成为许多人的终极理想，甚至“笑贫不笑娼”的潜规则仍未消失。物欲的展现同样惊人相似，书中极尽描摹的“螺钿家具”“金华酒”实为权力炫耀，正如今天官商勾结、压榨工人、巧取豪夺暴富，豪宅、豪车、打高尔球、奢侈品作为身份标签，消费沦为阶层划分工具；直播打赏与西门庆“撒钱买笑”的心理动机一致，均通过挥霍换取短暂权力感。在情欲领域，明末的扭曲性爱关系多为“权——色——钱”交易，潘金莲的欲望混合着生存竞争与心理扭曲；当代的情感物化同样明显，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普遍存在，婚恋市场的功利化与李瓶儿的婚姻选择逻辑相似，职场潜规则更是西门庆式“权色交易”的文明变体。
我们不得不思考，比起西门庆的时代，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金瓶梅》的深刻性在于其“社会病理学”视角——它不简单批判欲望，而是展现欲望如何吞噬人性与社会。当今时代虽披上现代性外衣，但核心问题未变：明代盐引腐败与今天的金融腐败、土地、房地产腐败均暴露制度对资本的失控；西门庆纵欲后的虚无，与当代“空心病”形成跨时空共鸣；从潘金莲的争宠到现代社交媒体的表演，人性仍困于“他者凝视”的牢笼。
《金瓶梅》的现实意义，超越时代地揭示了人性、社会与权力的普遍困境，如同一面永恒的镜子，映照出任何物质丰裕时代都可能面临的陷阱与危机。不在于它像历史教科书一样告诉我们明代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它像一部精密的人性与社会学的实验报告，构建了一个由欲望驱动、资本润滑、权力操纵的模型社会。这个模型，在明代后期运行，也同样在我们所处的现代性社会运行。它提醒我们，物质的丰裕未必带来精神的升华，也可能催生更大的虚空与堕落。制度的背后是人性，权力的本质是关系，法律的实施离不开具体的人。在追求个人解放与物质成功的同时，需对灵魂的安顿保持永恒的警惕。
《金瓶梅》并非一部过时的古籍，而是一部需要我们以自身时代经验去不断对话的、充满现代性的伟大作品。它问的是：当传统约束褪去，物质极大丰富时，人，究竟该如何自处？社会，又该如何维系其良善与尊严？这个问题，至今仍在回响。它不提供英雄、不宣扬理想、不轻易进行道德说教，只是将人性的复杂、社会的浑浊如实地呈现出来。在这个习惯于滤镜、叙事和立场先行的时代，这种“直面泥泞人生”的勇气和智慧，是一种稀缺而珍贵的精神资源。它教会我们，真正的认知始于对复杂性的承认，而非简单的赞美或批判。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