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那个美好的新世界
现在的反腐专题片有一个显性的问题,类似于前些年红极一时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基本框架被牢牢束缚在「党内」,给观众的观感除了这些反动、反革命贪污分子其犯罪罪行带来的震撼冲击(尤其贪腐金额)之外,其实更多的还是给人以一种“看宫斗剧”的感觉。
政治剧通常分两类:聚焦宫斗型和聚焦干群关系型。
前者的典型就是近年来的《人民的名义》、《突围》等,而后者其实早就越来越少了,天花板在我看来是2003年的《龙年档案》和2007年的《大明王朝1566》(大明王朝其实两者皆有,属于无可挑剔的历史第一神剧)。
宫斗型的政治剧/政论专题纪录片,其最显著的结构局限,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没有群众的参与,使得群众只是“观众”而已,完全没有参与感。
这是一种群众与政治进程的深刻疏离,人们被动地消费着政治新闻,却如同观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戏剧表演。
政治,这个本应是决定社会走向、关乎每个人根本利益的场域,正在蜕变为一个封闭舞台。
这一现象,从表面看是“政治冷漠”或“政治排斥”,但其根源远比社会学或政治学的描述更为深刻。
它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核心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永恒的斗争。
马克思曾断言: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列宁也曾指出:
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而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马克思更是措辞严厉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等无政府主义派别鼓吹工人阶级不应参与任何政治斗争、只需专注于经济斗争的思想。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点明:
这种主张的实质是要求工人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压迫面前放下武器。在实践上,它不仅不是号召人们放弃政治,而且是号召人们放弃革命。
老实说,我每次在观看这些专题片时都很想质问:为什么不让这些人对着镜头(镜头另一侧的人民)下跪?为什么不让他们跪地陈诉自己的罪行?
这或许在仪式感上更具歉悔。
在我看来,他们不但已被终结政治生命,自伸手那一刻起,他们也早已经自弃人格和尊严了。
这些人手中的权力和利用权力变现的财富,是千万人民烈士在毛主席那一代党的领袖的带领下所获得的,而他们却侵吞霸占了人民的财产——试问凭什么不能给群众下个跪?
今天诸位出镜贪官的贪腐数字,可以说已让七十年前的刘青山、张子善们“自愧不如”。
回想1949年3月5日-13日,全国即将解放之际,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主席彼时提出了著名的糖衣炮弹理论,要求: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
毛主席还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所谓“糖衣炮弹”理论,是毛主席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现状的判断而提出的。
其判断依据,正是来自于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策反战略。
早在那四年前,1945年,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演讲,杜鲁门也在场。当时的演讲包括以下内容: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将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这就是「白蚁战略」,杜鲁门主义的写实写照。
八年之后,同时也是《板门店停战协定》签署二十天之后的1953年8月12日,毛主席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严肃指出: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
此时,已经通过一场震动西方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布新中国国威、特别是我军军威的毛主席深刻意识到:敌人已经不太可能企图通过热武器来侵略中国党和人民,尤其是在朝战中连原子弹都没能吓倒志愿军的情况下。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
恰恰是在战事激烈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主席亲自下令打响了新中国的反腐第一枪:枪毙刘青山和张子善。
刘张二人本是建国功臣,跟随我党我军屡次立功。特别是刘青山曾领导开辟文安洼抗日根据地,为实实在在的抗日英雄。

然而,建国后两人担任天津地委书记和副书记,仅一年时间就彻底沦陷,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建筑工款、救灾资金以及骗取银行贷款等达当时面额171亿元。
我为国家出生入死那么多年,革命胜利了,我享受一点怎么了?
这是刘青山当年被批捕后,最初始时趾高气扬的表态。
同时,刘青山本人还沉迷吸食鸦片不可自拔,这都让毛主席怒不可遏。
1951年底,随着“三反”运动开始,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在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着824名代表的面,实名举报刘张,引起了巨大轰动。

毛主席的态度非常坚决:
这不是普通的贪污,这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正在侵蚀我们一些干部的信念,这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
正是因为他们的地位高,功劳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这才能起到一个表率作用,才可能挽回20个,200个甚至2000个犯了错误的干部。
菊香书屋内,毛主席提起了笔,铿锵写道: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副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肃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了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今天一部又一部的的反腐专题片,我们可以看到一只又一只老虎们,在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责之后,竟然依旧衣冠楚楚、眼神光烁、镇定泰然。
这给了群众的一种恍觉:他们仿佛只不过是“失败者”而已,并非“犯罪者”——而这种“失败”的定义区间,仅仅是在「党内」的、是在那个高高在上的庙堂之内的。
他们不论多么的所谓“沦为阶下囚”,在普通黎民百姓面前,他们依旧是“天上人”。
所以,即便他们确实是在对着镜头认罪,但却不是在面对人民群众,而仅仅是说给他们脑袋之上的更高一层权力听而已。
这样的剧片形态,确实会给「党内」这个区间里的大员们以警示,但不会给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们以多么强烈的刺激。
是的,里面的老虎们在理论上确实个个阶下囚,但现实层面里,他们在我们眼中依旧是可望不可即的天庭之音,就这么简单。

毫无疑问,被共产党从旧社会里拯救起来的中国人民,最痛恨的社会公共罪行就是贪污腐败,因为这是对党史、革命史、工农武装起义史的严重背叛、乃至公然亵渎。
死刑,曾一度是严重贪污官僚的“标配”,但是后世以来,逐步消失于中国官场,以致每遇贪腐死刑反倒引得舆论大哗。
还是以刘青山和张子善为例。
1952年2月10日,公审大会如期举行,从唐山、石家庄、秦皇岛等赶来参加的群众足足有21800人。
刘青山被处决后,毛主席皱眉说道:
我们坚决不做李自成,我也不想做李自成,谁想做刘宗敏、牛金星,刘青山、张子善便是前车之鉴!
其实刘青山在被逮捕后,根据当时的数据,在天津五百多名党员的意见中,有60%的人同意判处张、刘二人死刑,也有40%的人反对,还有的请求缓期二年执行。
毛主席得知后频频摇头,他表示不准求情:
难道忘了当年的肖玉璧了吗?

肖玉壁是一个老红军,被毛主席非常关照,甚至还把自己的取奶证留给他,见他年事已高,毛主席曾对他特殊照顾,把他安排在家乡。
但是肖玉璧最后却没有禁得住诱惑,贪污了3000元。
在当时(1940年),3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林伯渠还替他求过情,毛主席说:
贪污这种事我是不会特殊对待的,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
而刘青山事件,毛主席也坚决拥护法院的判决,在公审大会前,华北局的军区政委薄一波也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大概意思是刘青山是个好同志,犯了错误也是没有禁得住诱惑,希望毛主席三思……
但毛主席仍没有同意,他的那句名言也反复被支持处刘青山以死刑的干部群众传颂:
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要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的脑袋!
刘张事件后,1952年4月底,毛主席正式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的出台,其中就规定了官员贪污的具体处决。
近来,全国多地迎来2026年的第一场雪,银装素裹,玉树琼枝。

恰巧,根据李银桥的回忆,七十四年前那部惩治贪污条例出台当日,正好也下了大雪。
而毛主席向来是喜欢下雪的,那天他说:
瑞雪兆丰年,下雪了老百姓就受益了,明年有个好收成。
李银桥对此则如此忆及:
我想,毛主席对雪的偏爱应该有他更深的意思,雪是洁白纯洁的,一场大雪,可以荡涤一切不公的、过去的、不好的、那些陈腐的东西,从而迎来一个更加崭新的、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