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类没有解放，反腐败就永远在路上！
每年中纪委的反腐大片如期而至，镜头里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勾连，老百姓看得似乎有些麻木了。
当“封疆大吏”级别的省委书记沦为阶下囚，当年轻干部带着女友用贪污款包下海南万元一晚的豪华酒店，人们难免追问：这些腐败分子为何能步步晋升？腐败的毒瘤为何屡除不尽？
马克思主义的锐利目光早已穿透现象：腐败的本质是公权私用，而其深层根源，在于人类尚未摆脱阶级分化、异化劳动与资产阶级法权的束缚。只要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反腐败斗争就永无终点，永远在路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公共权力本应是为全体人民谋福祉的工具，而腐败的本质，正是公共权力被异化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私器，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
这种异化并非偶然，而是与阶级分化、物质利益分化相伴而生的历史现象。
谈腐败，就绕不开一个“钱”字。
钱作为一般等价物，本是为解决 “斧头换羊” 的物物交换困境而产生的便利工具。它简化了商品流通，提高了生产效率，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但毛主席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早已看穿：钱在带来便利的同时，更潜藏着扭曲人性 “大本大原” 的风险，在资本逻辑的侵蚀下异化为支配一切的力量。
这也就是毛主席说“钱很讨嫌”的原因。
毛主席一生对钱有着极为清醒的认知和坚定的立场。他深知钱本身无善恶，但当它被赋予支配一切的权力，就会异化为腐蚀人心的工具。
在延安时期，国民党官员拿着高薪花天酒地，而共产党干部最高月薪不过5元，却凭着坚定信念撑起了抗战救国的大业。毛主席自己的稿费数额不菲，却始终坚持 “这是党的稿费、人民的稿费，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仅严格要求按程序审批使用，逝世后更是全部上交国库。他穿了20 年、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拒绝群众赠送的苹果并主动寄去货款，就连在人民大会堂喝杯茶都坚持支付茶水费，这些行为都在践行着对金钱的正确态度——它是生活所需的工具，而非人生追求的目标。
可一旦钱逐渐被赋予了神秘力量，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尺。当几万块的马桶、十几万的衣服、几十万的宴席成为身份象征，当 “赚钱要过十个亿” 成为部分人的人生信条，钱就彻底扭曲了人的价值取向。这种 “一切向钱看” 的异化氛围，让公权人员在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中迷失方向，也让 “当官发财” 的错误观念有了滋生的土壤，最终导致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审视，腐败的滋生始终与权力监督的缺失、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打头阵”的腐败分子，用革命者的身份换取奢靡生活，成为共产党进城后权力异化的第一批腐败者。
杨尚昆在1949年的日记中曾痛心记录：不少干部进城后抵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渐渐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彼时毛主席在、老革命在，他们亲历过旧社会的苦难，对权力的本质有着清醒认知，这让社会风气得以保持相对清廉。
但随着“外资”的进入，妖魔鬼怪都进来了。年度反腐大片中露脸的罗保铭、蒋超良、唐仁健······这些都是省委书记、部长啊，都是封疆大吏啊！一个个都被糖衣炮弹打得丢盔卸甲。至于基层的一些医院院长、学校校长、主任医生更是群魔乱舞，欲壑难填。这些贪腐行为与刘青山、张子善当年如出一辙，堪称历史的惊人重演。
这些案例绝非孤立现象，更深刻反映了腐败循环的核心症结：只要一般等价物存在，人的思想就极易受到侵蚀。毕竟每天要跟钱打交道，钱就是能买买买。这是孩子都一眼能看明白的东西。
你跟他们说理想信念，不如一口馒头来得实在。馒头是直接的，理想信念是复杂的构造，需要深刻经历和觉悟才能想通的东西。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思想是天生的吗？不是的，是旧社会的“黑”诞生的“红”。雷锋、王进喜的觉悟是天生的吗？也不是的，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对比出来的。
可惜的是，思想觉悟无法遗传，金钱诱惑却始终存在。正如你所言，有些经过多年磨砺的人能够觉悟，明白钱不是万能的，懂得克制欲望，但每一位觉悟者的肉体消亡，都意味着新生者需要重新面对金钱与权力的考验。父亲的清醒无法直接传递给儿子，先辈的坚守不能自然转化为后辈的自觉，这种思想传承的断裂，让 “一切向钱看” 的错误观念总能找到新的滋生对象。
千里当官，喂了吃穿。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想当官发财”的人不是大有人在吗？而普通人有这样的思想，危害不大，也不至于变成魔鬼。一旦他们进入权力体系，便会利用制度的缝隙不断钻营，成长为无天佛祖的“元神黑莲”。
马克思主义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公共权力始终带有阶级烙印，当支配资本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就必然会产生“核聚变”式的腐败效应，滋生出一批贪得无厌的“老虎”“苍蝇”。
那些追求“大HOUSE、豪车名烟名酒”的官员，与古代“当了皇帝想成仙”的统治者并无本质区别，都是被无限膨胀的欲望裹挟，陷入了“贫穷难耐凄凉，富贵不能乐业”的围城困境，最终被欲望压干榨尽。
列宁曾深刻指出，官僚腐败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只要剥削制度的残余存在，腐败就不会根除。毛主席当年忧虑“我们和旧社会差不多，还是八级工资制，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而今连所有制的纯洁性都面临挑战，这更让反腐败斗争显得艰巨而紧迫。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束手无策，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腐败的根源，更指明了根除腐败的终极出路——走共产主义道路，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限制并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共产主义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是人类解放的必然归宿。在那样的社会里，物质产品不再是阶级分化的象征，而是满足全体人民共同需求的财富；权力不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而是服务于全人类发展的保障；人们不再被“狭隘的竞争赛道”所束缚，而是在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实现自我价值。那种“只图个人享受的可怜的自私的乐趣”，终将被“兼济天下”的崇高追求所取代。
马克思说“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人类自己”，这正是反腐败斗争的终极意义所在：我们今天的每一次“打虎”“拍蝇”，每一次制度完善，都是在为人类解放扫清障碍；而只要人类尚未彻底摆脱异化与剥削，只要还有权力被私用的空间，反腐败就不能有丝毫停歇。
最高领导人说得好，我们党自我革命，不是为了自我革命，而是为了伟大的社会革命。
毛主席的忧虑，杨尚昆日记里提出的问题，张子善的前车之鉴，以及今天反腐大片中的一个个案例，都在反复提醒我们：反腐败斗争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它不是简单的“抓贪官、追赃款”，而是一场围绕权力本质的较量，一场推动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
在此之前，我们唯有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才能为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筑牢根基。因为我们深知：只要人类没有解放，反腐败就永远不能停下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