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警示录：不要等落马后才知道后悔

　　眼泪在铁窗里最不值钱，戏台塌了，才知道自己唱的不是“清官”，而是“丑角”。

　　央视的反腐大片，年年上新，岁岁催泪。看那一张张曾经红光满面、如今涕泪横流的脸，听那一句句“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辜负了党”的痛心疾首，真是一出精心编排的“忏悔连续剧”。农业农村部前掌门唐仁健同志对着镜头，那份自责“无以复加”，仿佛昨日在私人泳池边推杯换盏、在“周末愉快”群里谈笑风生的，是另一个人。

　　人们不免要冷笑一声，问个究竟：这后悔，究竟是发自肺腑，还是演给观众看的“最后一幕”?

　　“农民的儿子”这出戏，唱得真是荡气回肠。仿佛一顶祖传的破草帽，成了贪墨时遮掩铜臭、落马时博取同情的万能道具。唐部长忆苦思甜，想起西部父老，便“反差太大”，痛彻心扉。然而，他掌勺“三农”时，可曾用这“儿子”的脾胃，去尝尝农民碗里的粗粮?怕是早已习惯了老板们供奉的玉盘珍馐。这“农民的儿子”，当得实在精明：汲取养分时想起根本，攫取利益时便“忘了本”。好一个“选择性孝顺”!

　　“风起于青萍之末”，腐生于“酒杯之沿”。唐部长的“风腐一体论”，实践得最为透彻。他的“调查研究”，不在田间地头，而在酒桌牌桌;他的“联系群众”，不找黎民百姓，专交老板商人。一顿饭是“投名状”，一杯酒是“敲门砖”。孙玉玺同志说得还是太文绉绅了，什么“试探底线的第一步”?分明是“茅台一开，原则拐弯;包厢一进，纪律下班”。待到东窗事发，那满桌佳肴便成了穿肠毒药，那阵阵酒香便是葬送前程的迷魂香。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把中央八项规定当下酒菜?

　　台上是“孔繁森”，台下是“王宝森”。这“两面人”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罗山县那位李献林书记，上午还在台上义正词严作“反腐动员”，话音未落，中午便已坐进了违反规定的酒局。这是何等高效的“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同志当年痛斥的“党八股”，如今在这些官爷身上，已进化成更为高级的“反腐八股”：会上照本宣科，字字铿锵，全是说给台下人听的;会下我行我素，样样照贪，才是自己的真实人生。他们不是不知对错，而是太精通“对错分工”：对的归讲话稿，错的归自己腰包。

　　决策?不如说是“绝策”。毛泽东同志一生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某些官员深谙“没有拍板就没有存在感”。唐部长在甘肃大手一挥的“金鸡”项目，便是脱离实际的“拍脑袋工程”典范。金鸡非但没下出“金蛋”，反给当地留下一地鸡毛和沉重债务。这哪里是发展经济?分明是拿公帑和民生为自己的仕途涂脂抹粉，搞“形象工程大赛”。结果，项目成了烂摊子，他们的“政绩”却曾写在报告里。这种“崽卖爷田心不疼”的做派，与封建时代的昏官何异?

　　所以，为何偏要落马才后悔?

　　因为权力是最好的麻醉剂，阿谀是最动听的催眠曲。在那“周末愉快”的温柔乡里，他们早已被“围猎”得舒舒服服，忘了自己是谁，更忘了权力姓“公”不姓“私”。监督的探照灯不照过来，他们便以为自己活在阳光之下;纪律的铁拳不砸下来，他们便以为游戏可以永远继续。他们的后悔，不是悔在“不该贪”，而往往是悔在“不小心”“不隐蔽”“运气差”。这眼泪，七分是给自己流的，三分怕是流给镜头，指望“态度诚恳”能换个从宽。

　　要让这“后悔”来得早些、真些，靠的不是纪录片里的眼泪，而是日常里真正带电的纪律、无处不在的监督、阳光下的权力运行。要让每一个“唐部长”们在伸手之前，就仿佛能听到手铐的脆响;在踏入包厢之际，就能看见墙外群众的眼睛。唯有将“后悔”的预警，高悬于权力运行的每一刻，才能让这部“反腐连续剧”，少些痛哭流涕的“主角”，多些清白坦荡的实干家。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制度可以成为最好的“预防针”。这针，要打得及时，打得够劲，打在每一个可能病变的环节上。否则，纪录片拍得再深刻，也不过是年年更新的“反腐演员的诞生”，供人一声叹息，几声嘲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