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对延安整风的三个误识

　　摘要：延安整风通过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空前团结;党的七大在此基础上总结革命经验，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围绕这段光辉历史，国内外学界滋生出一些值得警惕的误读误解甚至刻意的歪曲攻击。澄清这一问题不仅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必然要求，也对我们党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强化“两个维护”的历史自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延安整风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运动，并非“排除异己的夺权斗争”

　　延安整风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然而，对于我们党发动整风运动的原因，却有很多错误的猜测。原因之一是党内早期领导人王明面对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分别犯下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不仅不深刻反思，反而态度消极、情绪抵触。在新中国成立后赴苏联养病期间，王明为发泄个人私怨，“不仅写诗撰文讽刺、反对毛泽东，还在苏联散播对毛泽东不满的言论”。由于王明在党的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与共产国际的紧密联系，其歪曲中共党史、夸大个人功绩的言论被国际反华势力包装成具有“国际背景”的“权威”史料，用以诋毁党的形象、破坏党的声誉。国外一些学者以王明的不实言论作为研究依据，试图用“权力斗争”的叙事解构延安整风的历史意义。

　　在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红军从30万减少为3万人;南方的根据地全部丢失，只留下了陕北一块根据地;几十万党员也只剩下了几万人”。抗战初期，王明还竭力贯彻共产国际制定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方针，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对王明“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彻底清算，并非毛泽东为获取党内最高领导权而向王明发出的“刁难”，而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革命经验教训基础上作出的正本清源之举。事实上，自遵义会议以来党的全部历史和实践，足以证明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早在延安整风开始前的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就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让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并肯定毛泽东“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既然中国共产党内部和共产国际都一致支持毛泽东成为事实上的领袖，又何须再进行所谓的“权力争夺”呢?毛泽东立足党的历史，意识到“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路线看似是两个相反的极端，但其背后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即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和客观规律而产生的主观主义错误。要在全党消除主观主义错误，就必须让全体党员具备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革命实际的能力，而对党的历史做一次系统的总结和清算，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的途径。毛泽东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本次历史清算的核心不在于追究个人责任，而在于剖析导致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对此，毛泽东定下“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的基调，也一直给王明改过自新的机会。在党的七大召开前，毛泽东认为不应将过去犯错误但决心改正的同志“一掌推开”，甚至特意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延安整风作为对党内思想的一次彻底塑造，实质是一场党内的“启蒙运动”。毛泽东指出：“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做启蒙工作。”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的核心策略，就是抓住“关键少数”，即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当然，整风不是仅针对高级干部，而是从高级干部开始，自上而下贯通全党。因为党内思想问题的根源常在于领导层的认识偏差与决策失误，而“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人又在高级干部中。因此，要彻底纠错、正本清源，必须首先解决领导核心的思想问题，疏通思想，以上率下。而且，高级干部人数相对较少，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较高，更易集中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与思想检查。若一开始就全党铺开，规模过大，难以保证深度和效果。从高级干部开始，通过深入学习文件、联系实际检查思想、开展严肃而深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重点解决他们思想深处的根源性问题，更有利于深入剖析解决深层次思想路线问题，提升领导干部应对复杂局面、领导革命胜利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发挥高级干部对中下级干部和党员的示范效应，彻底清除教条主义遗毒，增强党中央团结统一。

　　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在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针对一些重大问题开展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却对理论学习和批评和自我批评穿插进行的情况绝口不提，对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妖魔化，借此丑化延安整风。事实上，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能够促进党内团结、激发干部热情的必要手段。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他强调，共产党员不应该怕批评，“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首要关键点就是原则问题，也就是立场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强调王明、博古等人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与过去党内出现的叛徒(如张国焘等)有根本不同，他们还是我们党内的同志，他们的问题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问题。立场确定后，还应当使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在延安整风中党内开展了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活动。这样，“批评”就不再是针对个人的“指责”，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对事不对人。如果在批评中释放“冷嘲暗箭”，则会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一种“销蚀剂”，从而产生“对团结不利”的后果。毛泽东强调，“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改正错误的有效武器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两者作为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可以批评别人，但也要经得起别人的批评。毛泽东指出：“这次整顿三风，中心在自己身上。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把它反省一下。”

　　延安整风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每个人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改正，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党内很多中高级干部思想由此转变极大。如任弼时将自己的反省与批评贯穿于延安整风全过程，1941年9月，他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虽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但在南雄会议上对毛泽东认为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并强调“当时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1943年的九月会议，周恩来贯彻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对1927年以来党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回顾和总结，主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作自我批评，坦诚反思了在部分历史阶段的认识局限与实践不足;张闻天为改正错误、更好地了解实际选择去农村调查，他回来后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经过整风，自己也“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博古在王明一直缺席的情况下，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共中央高层整风会议，尽管在整风初期他作为错误路线代表承受了巨大压力，产生了一些消极负面的情绪，但经党内同志帮助，他最终平复情绪，深刻认识到自身过去的错误。党内的中高层干部以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精神，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具展开了一场对历史和自己的清算，他们坦承自己的错误，切实彰显了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事业无私无畏、敢于直面问题并积极纠正错误的坦荡胸怀。

　　二、延安整风的目的是以正确思想统一全党并加强组织建设， 并非为“操纵集体意识而实现个人崇拜”

　　历史证明，延安整风通过反对主观主义，在全党清除各种错误路线的影响，实现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破除。与此同时，延安整风也通过反对宗派主义以实现团结和发扬民主。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这与大搞个人崇拜的表现一样。因此，破除对共产国际和苏联教条主义迷信与反对个人崇拜，都体现出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可以说，延安整风从思想源头上预防了个人崇拜。把延安整风歪曲为“毛泽东借延安整风搞个人崇拜”的言论是极不负责的。历史经验表明，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和有权威的领导核心。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不仅是革命实践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即便在全党公认其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之后，毛泽东同志依旧始终保持着谦虚低调的品格。他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将密切联系群众视作党的生命线，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特权、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政治本色。

　　唯物史观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又承认英雄人物的关键引领作用。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而政党作为现代政治活动的主要载体，通常“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万山磅礴，必有主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确立党中央权威，除了要形成一个成熟稳定的领导集体外，还要拥有一个绝对的领导核心，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实践证明，“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中央领导核心，党的事业几经挫折。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但此时党内在思想上尚未达到统一，只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而没有解决更为关键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在延安整风中，中国共产党系统清算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切实可行、引领胜利的新的思想路线。同时，又坚决清除了党内残存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问题，有力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极大增强了党中央的集中权威和统一领导。

　　必须承认的是，作为党内的最高领导人和主要理论家，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声望确实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此，国际公认的毛泽东研究权威专家和翻译家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在其《毛泽东》一书中认为，从内容的广度、宣传的强度和形式的多样性来看，这与当时国内外特定历史环境有关系。斯大林格勒战役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中国的抗战形势虽依然严峻却已出现胜利曙光。国共两党围绕“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话语斗争。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政权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标榜自己的所谓“正统性”，并开展了相应的意识形态运动。随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之命运》一书进行了系统批判，公开向全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命运的决心。同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在此情形下，中国共产党亟须确立一位具有权威性的政治核心人物，以此巩固其作为中国革命实际领导者的地位。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共产国际解散“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因此在党内进一步得到巩固增强。胡乔木也证实，“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学识、精神和性格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毛泽东正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变革时代，他凭借自己的胆略、智慧和人格魅力，改变了国家孱弱、民族分裂、人民贫穷的历史，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然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这种对毛泽东“理性敬爱的崇拜”歪曲为“无脑狂热的崇拜”，这两种“崇拜”时常被历史虚无主义者所混淆，以攻击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对此指出：“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地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历史证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以及党和人民对毛泽东的爱戴和拥护，是长期革命实践后党和人民的选择。但是，毛泽东和其他党内的领导人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爱护领袖本质上是维护党、阶级和人民的利益，而非神化个人。毛泽东在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后，始终谦逊审慎，坚决抵制过度赞誉个人的行为，反对把他置于不恰当的高位。1943年，考虑到毛泽东卓越的历史贡献，部分同志提议依照中华传统为他庆寿。毛泽东则表示：“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毛泽东敏锐意识到为领导人公开祝寿，可能助长个人崇拜风气，使党内出现“特殊人物”倾向。而1943年正值抗日战争艰难时期，解放区军民生活困苦，拒绝祝寿彰显了毛泽东与人民共克时艰的决心，杜绝脱离群众的享乐行为。人民是革命成功的核心力量，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致力于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只有赢得群众认可与支持之后，方能巩固自身权威。毛泽东曾以刘志丹举例，指出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非常伤心，“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群众领袖是群众封的呢?还是我们自己封的呢?季米特洛夫说，是要群众封的，是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确认的”。坚持群众路线是防止领袖权威走向个人崇拜或官僚主义异化的关键，它要求领袖必须时刻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其决策和行动必须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符合群众利益，确保权威服务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非凌驾于其上。这也是对将“塑造毛泽东个人崇拜”作为延安整风预设结果的错误认知的有力回击。

　　三、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并非“个人专断的结果”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伟大贡献，公认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延安整风胜利结束。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全党团结和巩固的基础。然而，有的学者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描绘为毛泽东“个人专断的产物”。这类错误思想不仅是对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领导原则的误解，更是对毛泽东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否认。

　　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维护领袖权威的同时，也警惕其不能演变为个人专断，否则会侵蚀党内民主机制，进而妨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削弱党中央权威。民主集中制酝酿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正义者同盟重组时，他们就指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形成于列宁的建党实践，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光辉文献中，列宁对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了系统而深刻的理论阐释，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石。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发扬党内民主，制度化规范党内权力运行，有效构筑防止个人专断的坚实屏障。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成立的，在实际工作中始终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精神。其中，“四个服从”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纪律要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四个服从”的纪律要求，指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自党的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历次代表大会上都将“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和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写入党章。具体而言，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在集体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基础上充分发扬民主，以确保形成的决策反映集体智慧和多数意志，从源头上削弱个人独断专行的空间;但决策一旦形成，又必须严格执行“四个服从”，所有党员包括领导干部都必须遵守，约束领导者个人随意改变集体决议或凌驾于组织之上的行为;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任何个人都无权擅自决定，并通过党内民主生活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纪律检查等制度，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及时发现和纠正可能出现的专断苗头。因此，民主集中制能够有效避免个人专断。

　　毛泽东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早在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就主持成立了“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任弼时作为召集人。毛泽东一直主张大会的重要报告都要由集体起草、讨论，他后来回忆道：“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毛泽东修改稿中清晰可辨的他人批注笔迹，有力佐证了《决议》对党内集体智慧的充分吸纳与高度凝聚。该文件所达成的共识来之不易，其形成过程经过了审慎研究、深入探讨与多轮修订。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理论条件。同样，在毛泽东主持下党的七大关于党的组织及党章修改报告，由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高岗、谭政、王若飞组成起草组，刘少奇负责召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都亲自投入文件起草和反复打磨的过程中，而后互相传阅、共同完善。这些重要文件都经过充分讨论，是集思广益的成果。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此时毛泽东在政治、军事、思想上成为全党无可争议的领袖，全党也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毛泽东对此清醒谦逊，始终强调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你们一定要用个毛泽东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个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都是从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把它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同周世钊讲：“党中央当时确定把这种正确思想体系叫作‘毛泽东思想’，决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就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思想。它是包括一班人的正确思想在内的。”

　　毛泽东时刻将人民群众作为最好的导师，“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选集》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汇编，承载其核心要义，是理解该思想的关键。毛泽东强调：“《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对人民群众贡献的强调，体现出毛泽东实事求是，不居功自傲的优良品质。毛泽东认为：“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一直缺乏民主传统，个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个人专制必然导致腐败。因此，1945年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到要想跳出“历史周期率”时，强调找到了“民主”这条新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毛泽东的回答不仅是对封建王朝兴衰规律的破解之道，更是开辟了以民主集中制防止权力变质，打破“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宿命，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激活人民力量，实现“人人来负责”持久治理的新道路。

　　结语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开展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定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巩固了党中央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为中国革命的前进和胜利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成功，充分证明了延安整风的历史正确性与伟大意义。

　　一段时期以来，在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下，海内外一些势力针对延安整风运动抛出诸多错误论调。这些论调中既有基于史料误读的片面解读，也有带着明确政治目的的刻意歪曲与攻击。这些论调的实质是否定毛泽东同志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形成的必然性，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驱散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党内领导地位的形成绝非偶然，而是建立在坚实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实践基础之上，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确立并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阶级基础的广泛性、组织体系的严密性与队伍规模的宏大性，是其他任何政党都无法比拟的;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领导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重任，这一使命的艰巨性、复杂性与长期性，同样是其他任何政党难以企及的。正是这种特殊的性质与使命，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尤其需要全党上下达成高度的意志统一、高度的思想一致和高度的行动一致，而要实现这种深层次、全方位的统一与一致，关键在于必须形成并确立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并且旗帜鲜明地维护领导核心的权威。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正是因为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并坚决维护领导核心的权威，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跨过一道又一道坎。这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是在复杂斗争中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夺取胜利的思想根基。

　　当下，百年变局加速演变，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以史为鉴，我们要从延安整风的历史智慧中汲取奋进力量，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强化“两个维护”的历史自觉，让这一根本政治准则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引领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破浪前行、行稳致远。

　　(作者简介：朱隽，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编辑;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2期)

　　来源：湘大毛研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