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病夫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毛主席，1965年

　　“东亚病夫”这一充满屈辱性的词语，曾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受尽欺侮的象征。而今日，我将“病夫”一词冠于美国的头上，并非是对美国人民的侮辱，而是一种哀其不幸，恨其不争。

　　为什么要哀其不幸，恨其不争呢？因为自诩为自由灯塔的美利坚合众国病了，这病并非近日才患上的，也并非美国所独有，只是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这病逐渐变得深入骨髓，令人惊叹了！

　　大洋彼岸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繁荣，大洋彼岸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又如此溃烂！君且看去年初的小红书对账到去年底牢A所描绘的种种触目惊心的图景——从债务型消费下中产的脆弱结构，到底层民众被作为耗材的悲惨境遇；从天价医疗的随意斩杀，到信用系统的隐形牢笼；从毒品泛滥对劳动者的彻底压榨与出清，到教育贷款形成的终身枷锁——美国社会的肌体在资本逻辑侵蚀下已经是千疮百孔，这个巨人穿着光鲜靓丽的衣裳，他的头部依然看似体面、高贵、美丽，他的身上，他的四肢却已生出了无数活蛆。这样的境遇之下，美国的底层人民既深受其苦，却又无所反抗，岂不正是所谓“病夫”的模样吗？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这一切“病痛”的根源。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在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国家机器、法律体系、意识形态工具，都在根本上服务于资本增殖与阶级统治的需要。所谓“美国梦”，本质上是掩盖阶级对立、维护剥削秩序的幻影。当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渗透到社会每一个毛孔，人便不再是人，而是异化为资本增殖的要素、可计算成本与收益的劳动力商品、可随时替换、废弃甚至废弃后还能再回收利用一次的零件。于是，医疗便成为榨取从出生到变成高达的全部人生剩余价值的盈利产业，住房便成为吸干九成收入的生存陷阱，教育便成为让人背负终生债务的深渊枷锁。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表现：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冲突，在这里体现为生产力高度发达与社会财富分配极度畸形、社会必要保障极度缺失之间的尖锐对立。

　　在去年初关于小红书大对账的文章中，我就写过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民忍受如此苦难，又为何不知反抗？今天，结合牢A这位传奇调查员的贡献，可以再展开说说这个问题：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何难以形成有效的、推翻性的反抗？

　　首先，是经济剥削与生存压力的直接压制。资本主义通过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剩余价值，同时构造出一整套高昂的生活成本体系，例如房租、医疗、教育、保险等，将劳动者牢牢捆绑在“雇佣-消费-债务”的循环之中。正如牢A所指出的，许多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看起来光鲜，但距离流浪街头也仅有一步之遥。他们只能每日为生存奔波，应付“斩杀线”的威胁，使得组织起来进行长期、大规模政治斗争的物质条件和精力时间都被极度地压缩。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恐惧——对失业、疾病、失去住所、信用破产的恐惧——成为维持秩序的有效工具。

　　其次，是资产阶级镇压型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强力控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暴力机器——警察、国民警卫队、军队、司法体系，任何直接威胁资本统治秩序的运动都会遭到毫不留情的镇压与法律制裁，亦即资产阶级专政铁拳。同时，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媒体、教育、部分宗教、流行文化等——也在全天候、持续不断地向所有人灌输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种族主义、自由主义等观念，分化劳动者阶级。它们将社会问题个人化、道德化，将贫困归咎于个人的懒惰或道德的缺陷，以此来掩盖资本主义根源性的制度缺陷。它们制造种族、性别等身份政治的议题，以此来竖切群众，转移阶级矛盾，分化劳动人民的团结。而很多少数族裔和底层劳动者所面对的“法律平等、现实歧视”的境遇，正是这种通过刻意营造出的形式平等来掩盖实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典型体现。

　　第三，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与“底层互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会根据需要，基于种族、移民身份、行业、合同类型的歧视等因素人为地制造和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分层，高薪收买某些技术工人、工会官僚等一部分工人，形成“工人贵族”，同时将其余大部分劳动者抛入不稳定的、低薪的境地，成为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牢A所描述的“底层互害”场景，如排队争抢救济粮、黑帮治理、社区暴力等等，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保持无产者的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转嫁阶级矛盾、鼓励内部竞争以削弱无产阶级整体战斗力的恶果。这种分化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难以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和强有力的组织。

　　第四，是希望被系统性地剥夺与“短生种”文化的形成。而牢A所言的“短生种”，是由于物质经济基础的匮乏，由于制度性的极高的“被淘汰”风险而导致的实质性的底层劳动者平均寿命远低于富裕阶层的社会现象。当上升通道被阶级固化严重阻塞，当努力奋斗换来的可能是更多债务而非解放，当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甚至生命本身都编得短暂，一种深刻的无力感与绝望感便会在人的心中蔓延。这种社会现象带来了一种“短生种”思维——早育、及时行乐、高风险行为等等。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行为并非源于所谓堕落、愚蠢或者种族缺陷，而是人们在看不到制度性出路时，一种扭曲的、悲剧性的理性适应。这种“短生种”文化消解了长远的、集体性的革命抱负，而代之以个体的、短暂的麻痹或发泄。

　　然而，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是历史的规律。实话实说，我说美国劳动人民没有反抗其实是不太客观的。从美国历史上的工人运动、民权斗争，到近年来的“占领华尔街”、“黑人的命也是命”等大规模行动，再到这几天针对ICE枪杀无辜者的抗议活动，都显示了被压迫者的怒火与力量。然而，这些斗争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其问题在于，这些反抗缺乏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缺乏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有严密组织和长远战略的先锋队的领导。因此，其反抗很容易就会被资产阶级体制所吸纳、分化、误导或镇压。同时，工会的官僚化、改良主义的局限性、对资产阶级选举政治的迷信，都削弱了斗争的效果。但是，还是要说一个但是，事情会一直如此吗？反抗会一直无效吗？我看未必。遥看民国时期，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不比美国人民残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所受到的镇压不比美国人民暴烈？但我们不是依然成功了吗？正所谓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有了革命的理论，在现实的压迫面前，就总会有革命的实践，星星之火，亦可燎原。

　　回过头来再看着牢A笔下的一幕幕：万圣节冰雨夜乞食的孩童、因为受伤孤独地担忧着女儿却死在教堂的不知名建筑工人、被天价账单逼破产的家庭、在帐篷中与蛆虫共眠的流浪汉、被当作商品“转会”的寄养儿童……正所谓物伤其类，面对这一切，作为成长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我相信大部分人会和我一样感到发自内心的深切怜悯与强烈愤慨：人不该如此活着，人怎能被如此对待？

　　在怜悯与愤慨之余，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这一幕幕美国悲剧不仅仅是美国的悲剧，更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罪恶的集中表现。“美国病夫”之病，病在其根底，病在其制度，如不彻底推翻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打破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美国劳动人民就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病夫”的命运，无法真正掌控自己的劳动、生活与未来。而这一点对所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人民来说都是一样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阶级力量的差距或许依然巨大，但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为自己创造了掘墓人。当不合理的制度将大多数人推向生存的边缘时，变革的力量也在社会的最深处孕育。历史的车轮已然在加速滚动了。

　　愿美国人民进步！愿世界人民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