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心与己利：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权力异化与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由之路

　　尊敬的灵芝网友，您好！

　　在一个群里偶然看到了您的留言，您提出的问题非常深刻，触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即物质利益、阶级立场与思想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您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公心”与“为己”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了权力异化的根源在于阶级地位的变化，最终落脚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一根本性问题。

　　我将遵循您的思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撰写一篇拙文，深入论述这一现象并探讨其出路。请您斧正！

　　公心与己利：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权力异化与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由之路

　　一、 “公心为己”的辩证法：对唯心主义道德观的批判

　　“公心不能为己”的观点，在表面上似乎推崇一种纯粹的、不掺杂任何个人利益的“大公无私”，但其本质却是一种脱离客观物质基础的唯心主义道德幻想。这种观点将“公”与“己”、“为人民服务”与“自身获利”绝对对立起来，仿佛二者是水火不容的矛盾。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思想意识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根植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之中。

　　实践，作为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有目的的活动，其根本驱动力离不开物质利益。无论是改造自然以创造财富，还是改造社会以分配财富，都围绕着“利”字展开。因此，无论是出于“私心”的为己，还是出于“公心”的为人民服务，都无法脱离物质利益这一客观基础。

　　真正的辩证法在于，它揭示了“为己”与“为公”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存在着深刻的统一性。极端的、短视的“私心为己”，往往通过损害集体和他人的利益来满足个人欲望，从长远看，这种行为会破坏社会协作的基础，最终反噬自身，正所谓“私心害自己”。相反，“公心为己”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智慧。它通过服务集体、奉献社会来推动整体利益的增进，而个体作为集体的一员，也必然从中受益，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这一辩证关系提供了最有力的注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公心”。然而，这个运动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建立一个“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清晰地表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公心”，其最终目的正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自身乃至每一个人的彻底解放——这难道不是最根本、最彻底的“为己”吗？

　　因此，认为“公心不能为己”、“为人民服务不能自己获利”，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它否定了人的思想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公心”抽象化、神圣化，使其成为一种绝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道德说教，最终只会沦为虚伪的口号。

　　二、 权力异化的根源：阶级地位变迁下的利益分野

　　既然“公心”与“己利”在根本上是辩证统一的，那么为何在现实中，我们却屡屡看到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走向人民的对立面？灵芝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绝不是什么小人问题，是阶级地位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阶级地位（即其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其获得物质利益的多寡和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思想观念。当阶级地位发生变化时，思想也必然会随之改变。

　　在夺取政权的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及其广大党员干部与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阶级地位是被压迫者，他们的共同诉求是推翻旧制度，获得解放，过上好日子。在这种“同呼吸、共命运”的阶级地位下，党员干部的“公心”——为人民服务，与他们的“己利”——自身和阶级的解放，是高度统一的。因此，他们能够前赴后继，展现出惊人的牺牲精神和纯粹的革命理想。

　　然而，当革命成功，夺取政权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员干部从被统治者转变为执政者，从无权者转变为掌握国家公器的权力行使者。他们的阶级地位发生了质的飞跃。此时，他们手中的权力——本应是人民赋予、为人民服务的“公权”——在某些人眼中，逐渐异化为可以换取个人或小团体私利的“私产”。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一论断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但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忘记了这一根本，他们的思想意识随着其阶级地位的变化而悄然蜕变。他们不再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是开始追求个人的升官发财、特权享受。他们与工农阶级的利益从“一致”走向“不一致”，甚至产生冲突。

　　这种异化并非个别“小人”的道德败坏，而是阶级地位变化后，利益关系调整在思想领域的必然反映。当“公权”可以被用来谋取“私利”时，权力本身就成了一种特殊的“物质利益”。追求这种利益，便成为部分干部新的思想驱动力。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物质利益决定思想意识。

　　三、 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唯一出路：让人民掌握决定官员命运的权力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循环，其核心症结就在于执政集团一旦掌握权力，便会逐渐脱离人民，最终因腐败和失去民心而走向灭亡。这就是著名的“历史周期律”。

　　如何跳出这一周期律？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对”中给出了第一个答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灵芝网友的观点，正是对这一答案的深刻阐发和具体化：“解决共产党变质唯一办法，只有使工农阶级握有一切官员命运的权力，才能使共产党各级官员老老实实为工农阶级服务！否则绝对不可能的！”

　　这一论断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既然权力异化的根源在于执政者的阶级地位变化，导致其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分野，那么，要防止这种异化，就必须从制度上确保执政者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使其利益与人民利益保持高度一致。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就是让人民——特别是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阶级——真正掌握决定一切官员命运的权力。

　　这意味着：

　　1. 权力的来源必须真正来自人民：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权为民所赋”，更要在实践中通过完善的选举、罢免、监督等制度，让人民能够真正决定谁来掌权、谁来服务。官员的升迁去留，不应由少数上级决定，而应由其所服务的人民群众来评判和决定。

　　2. 权力的运行必须置于人民的严密监督之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这个笼子的钥匙，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要建立健全全方位、全过程的人民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任何以权谋私的行为都无处遁形。

　　3. 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人民的满意度为最高标准：政绩的好坏，不是由GDP数字或“形象工程”来体现，而是由人民群众的实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检验。

　　只有当工农阶级真正握有决定官员命运的权力时，官员才会时刻感受到“人民是天，人民是地”，才会真正将“为人民服务”内化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需要。此时，他们的“己利”与“公心”才能在制度层面实现新的、更高层次的统一。他们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也是为了自己能够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保住自己的岗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并非否定党员干部的个人利益，而是将其纳入到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共产党人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并非要消灭一切合理的个人利益，而是要坚决反对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坚决反对以权谋私。

　　综上所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公心为己”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辩证统一。权力异化的根源在于执政者阶级地位变化导致的利益分野。而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唯一出路，就在于通过真正的人民民主，让工农阶级掌握决定一切官员命运的权力，从而在制度上保证“公权”永远姓“公”，保证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文/润之永恒，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