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泽国：就业市场乱象批判：中介费压榨、劳务派遣异化与用工身份歧视的三重困境
就业市场乱象批判：中介费压榨、劳务派遣异化
与用工身份歧视的三重困境
【摘要】当前我国就业市场中，高额中介费敛财、劳务派遣制度异化、用工身份歧视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侵害普通工农劳动者权益的突出症结。部分招聘环节的天价“中介费”“安置费”远超普通劳动者承受能力，劳务派遣在实践中偏离制度初衷沦为剥削工具，正式工与合同工、临时工的身份壁垒造成权益不公。本文结合典型案例与法律法规，剖析三类乱象的表现形式、形成根源与社会危害，提出针对性治理建议，旨在推动就业市场回归公平正义，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关键词：就业招聘；中介费乱象；劳务派遣异化；用工身份歧视；劳动者权益保护
一、社会背景
就业是民生之本，公平就业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我国《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置歧视性就业门槛或非法收取费用。然而在现实就业市场中，部分招聘主体与中介机构相互勾结，将招聘环节异化为敛财工具；劳务派遣制度在执行中被违规滥用，成为企业规避用工责任的手段；不同用工身份之间的权益差距持续扩大，合同工沦为权益受损的“重灾区”。这些乱象不仅违背法律精神，更严重压榨普通工农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滋生腐败空间，破坏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公平正义，亟待深入研究并加以整治。
二、就业市场乱象的具体表现与案例佐证
（一）高额中介费乱象：招聘环节的掠夺性敛财
招聘本应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向选择的公平过程，但部分中介机构与不法分子利用劳动者求职心切的心理，以“找关系”“办编制”“保offer”等名义收取天价费用，形成对普通劳动者的变相压榨。这类费用往往远超普通工农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成为横亘在就业路上的“金钱门槛”。
兰州警方2024年破获的一起特大招聘诈骗案中，犯罪团伙以“安排央企国企正式工作”为幌子，通过伪造招聘文书、冒充单位工作人员等方式，向400余名受害者收取高额“安置费”，涉案总金额高达8000余万元，单个受害者被骗金额最高达21万元 。对于普通工农家庭而言，21万元相当于夫妻双方3-5年的总收入，许多家庭为凑齐“安置费”耗尽积蓄，最终却仅得到一份伪造的劳务派遣合同，不仅工作落空，还陷入经济困境。
此类乱象并非个例，河南平顶山蒋某诈骗案中，嫌疑人虚构国企人力资源科工作人员身份，以“上下打点”为由骗取多名求职者“打点费”63万余元，受害者等待近一年后才发现工作纯属虚构 。即便是面向应届生的求职中介市场，也存在“保offer”项目收费3-5万元的情况，部分机构承诺的“内推服务”“笔面试辅导”实为网上公开信息的简单整合，多名应届生缴费后未获得任何有效面试机会，退款时还面临合同条款的重重限制 。这些案例充分说明，高额中介费已从正常服务费用异化为掠夺性敛财手段，严重违背就业公平原则。
（二）劳务派遣异化：制度初衷的背离与权益侵害
劳务派遣制度的设计初衷是满足企业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的用工需求，实现灵活用工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平衡。但在实践中，大量企业突破法律限制，长期、超比例在核心岗位使用劳务派遣工，形成“同工不同酬、同岗不同权”的剥削格局，使劳务派遣沦为侵害劳动者权益的工具。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不得超过企业用工总量的10%，且仅限存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临时性岗位、辅助性岗位和替代性岗位 。但兰州招聘诈骗案中，犯罪团伙诱骗受害者缴纳高额“正式工安置费”后，实际签订的却是劳务派遣合同，使受害者既遭受经济损失，又陷入权益保障不足的用工关系中 。在各类企业中，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工的待遇差距普遍存在：某央企下属单位的劳务派遣工承担与正式工相同的生产任务，月工资却仅为正式工的60%，且不享受年终奖、住房补贴等福利；部分派遣工社保由派遣公司按最低基数缴纳，工伤后还面临用工单位与派遣公司的责任推诿。
这种异化的劳务派遣关系，本质上是企业通过身份隔离将用工成本与风险转嫁给劳动者。派遣工虽在用工单位工作，却与派遣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导致其在薪酬福利、晋升通道、职业培训等方面遭受歧视，维权时面临举证难、责任主体不清的困境，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三）用工身份歧视：合同工的权益困境与“欺骗性”本质
当前就业市场中，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的身份划分，已演变为权益分配的“等级标签”。其中合同工的“欺骗性”最为突出——表面上签订合法劳动合同，实则在权益保障上与正式工存在巨大鸿沟，用工单位往往通过模糊条款隐瞒权益差异，侵害劳动者知情权与公平就业权。
合同工的“欺骗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岗位模糊化，部分企业在招聘时宣称“与正式工同岗同责”，但实际安排合同工承担更繁重的基础性工作，却拒绝给予同等权益；二是福利差异化，合同工在社保缴纳、带薪年假、医疗补贴等方面的待遇远低于正式工，部分民企甚至不为合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违规降低社保缴费基数；三是发展受限化，合同工晋升通道被人为堵塞，即便工作表现突出也难以转为正式工，形成“干得多、拿得少、无发展”的困境。
某互联网大厂的合同工反映，其与正式工在同一部门从事相同的内容运营工作，正式工享受十三薪、股票期权和年度体检，而合同工仅能获得基本工资，无任何额外福利，且合同期限仅为1年，到期后大概率不续签。这种身份差异导致的权益不公，违背了《劳动合同法》“同工同酬”的基本原则，使合同工成为企业降低用工成本的“牺牲品”。
三、乱象背后的法律法规冲突与制度漏洞
（一）法律法规的明确禁止与现实执行的偏差
我国多项法律法规已对就业市场的各类乱象作出明确禁止性规定，但执行层面的缺位导致法律约束力大打折扣。《就业促进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职业中介机构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向劳动者收取押金；《劳动合同法》第九条明确，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这些规定从法律层面否定了高额中介费、安置费的合法性，但实践中，不法分子通过“打点费”“服务费”等隐性名义规避法律约束，而部分地区劳动监察部门的监管缺位，使得此类违法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和查处。
在劳务派遣监管方面，《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对用工范围、比例限制、同工同酬等作出详细规范，但基层执法面临诸多困境：一是部分企业通过“业务外包”“灵活用工平台”等名义变相使用派遣工，规避比例限制；二是劳动监察力量不足，难以实现对各类企业用工情况的全面核查；三是跨区域劳务派遣的社保缴纳、责任认定等问题，增加了执法难度。这些执行偏差导致法律规定沦为“纸面条款”，无法有效遏制劳务派遣异化。
（二）制度设计的不完善与利益链条的滋生
用工身份制度的不完善，为身份歧视提供了生存空间。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用工身份制度，正式工与合同工、临时工的划分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标准，导致企业可随意设定不同身份的权益差异。同时，部分国央企的招聘流程缺乏足够透明度，为“关系户”“付费入职”提供了可乘之机，形成“招聘-收费-利益输送”的灰色链条。
在利益驱动下，部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用工单位建立隐性合作关系：中介机构通过收取高额中介费获利，用工单位则通过这种方式降低招聘成本、规避直接用工责任，而劳动者成为整个利益链条中唯一的受损方。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市场的乱象，使普通工农劳动者的就业权益受到双重挤压。
四、乱象的社会危害与治理建议
（一）主要社会危害
就业市场的三类乱象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是直接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高额中介费导致部分家庭陷入经济困境，劳务派遣异化与身份歧视造成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加剧贫富分化；二是滋生腐败与违法犯罪，国央企招聘中的“付费入职”现象成为腐败分子的温床，各类招聘诈骗案件破坏社会秩序；三是损害劳动关系和谐，权益受损的劳动者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引发劳动纠纷，影响企业生产效率与社会稳定；四是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将金钱作为就业门槛，使普通工农劳动者失去公平竞争的机会，破坏社会流动机制。
（二）治理建议
1.强化执法监管力度，严查违法行为。劳动监察部门应建立常态化排查机制，重点打击招聘环节的高额收费、虚假宣传等行为，对涉案金额大、影响恶劣的案件从严查处，公开曝光典型案例以儆效尤。加强对劳务派遣机构的资质审核与动态监管，对超比例、超范围使用派遣工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并处以高额罚款；建立跨区域执法协作机制，解决劳务派遣监管中的地域壁垒问题。
2.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堵塞制度漏洞。明确用工身份的法律界定标准，取消基于身份的权益差异，严格落实“同工同酬”原则；修订《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细化辅助性岗位的认定标准，强化用工单位的连带责任；建立招聘流程公示制度，要求国央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流程、结果及薪酬福利标准，接受社会监督。
3.畅通维权渠道，提升劳动者维权能力。简化劳动仲裁与诉讼流程，建立“举证责任倒置”机制，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整合1233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热线、网络投诉平台等渠道，为劳动者提供便捷的维权途径。加强普法宣传教育，通过社区讲座、短视频等形式，向普通工农劳动者普及《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知识，提升其风险防范意识与维权能力。
4.规范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引导行业自律。加强对职业中介机构的行业监管，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存在虚假宣传、高额收费等违规行为的机构列入黑名单，限制其经营活动；推动行业协会制定自律准则，引导中介机构依法合规经营，明确服务收费标准，杜绝“保offer”等虚假承诺。
五、推动就业市场健康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
就业市场中的高额中介费压榨、劳务派遣异化与用工身份歧视，是当前侵害普通工农劳动者权益的突出问题，其形成是法律执行缺位、制度设计不完善与利益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乱象不仅违背公平就业原则，更损害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亟待通过强化执法监管、完善制度设计、畅通维权渠道、规范行业发展等多方面举措加以治理。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核心，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只有破除就业市场的各类壁垒与乱象，让招聘回归公平竞争本质，让劳务派遣回归制度初衷，让所有劳动者无论身份差异都能享有平等的权益保障，才能真正实现“劳有所得、劳有所尊”，推动就业市场健康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