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在大寨精神上泼脏水

　　提起大寨，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可能是“农业学大寨”那个特定的年代。于是，自然而然地，有些人给大寨贴上了一个标签：“文革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大寨似乎带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罪”，让人避之不及。 但这究竟是大寨的真实面貌，还是历史偏见下的误读？ 让我们回到事情的原点。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穷山村。解放前，这里“山上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土地被雨水切割得支离破碎，粮食亩产不到100斤。大寨人穷到什么程度？有一首民谣唱道：“扛长工，没铺盖，卖儿郎，当乞丐，有女不嫁大寨人。” 大寨精神的诞生，不是因为某个人物的号召，不是因为某场运动的推动，而是源于最朴素、最本能的生存渴望。 1953年，陈永贵带领大寨的农民，响应国家号召，开始了改变命运的征程。他们没有机械，就用双手搬石头；没有炸药，就用钢钎撬棍。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他们垒起了总长1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将4700多个零散地块合并成了2900多块梯田。十年间，大寨人用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移动了不知多少万立方米的石头和土方。

　　那时候，还没有后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人的奋斗，纯粹是与天斗、与地斗，为了让自己和后代不再挨饿。 1963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几乎将大寨人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房屋倒塌，梯田冲毁，庄稼被埋。这个时候，大寨人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被困难吓倒。上级领导送来了救济款和物资，陈永贵却说：“遭灾地方很多，如果都依靠国家，国家也困难。”

　　大寨人拒绝了所有救济，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即：不要国家一分钱、不要国家一斤粮、不要国家一件物；交售国家粮食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储备粮不少。 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脊梁。 然而，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广，大寨的形象开始被政治化。一些地方在执行中出现了形式主义，甚至“阶级斗争”的内容也被添加进来。但把这些后来附加的东西归咎于大寨本身，无异于“泼脏水连孩子一起倒掉”。 更荒唐的是，有些人因为大寨精神诞生于那个年代，就给它扣上“文革产物”的帽子。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暴露了某种思维上的懒惰。

　　标签化是最省事的认知方式，也是最危险的认知方式。它让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剩下条件反射般的站队和批判。

　　事实上，大寨精神的核心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任何特定时期的政治运动都没有必然联系。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动体现。 在困难面前，不等不靠，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这有什么不妥吗？可以试想，当一个家庭陷入困境，是怨天尤人、等待救济，还是撸起袖子、重新出发？再做个假设，当一个孩子面对挫折，是找借口、推卸责任，还是咬牙坚持、迎难而上？ 放在当代教育的语境中思考：作为父母，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什么样的品质？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一点风雨，遇到困难就躺平，还是像大寨人那样，挺起脊梁在荒芜的石坡上开垦出良田？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因为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教育，不是给孩子创造一个永远没有困难的环境。而且越是有知识、有地位、有作为的人越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在实践中早已得出结论，人世间最宝贵的财富不是现成的优渥条件，而是在艰难困苦中磨砺出的顽强意志和坚韧品格。 今天，当我们重温大寨的故事，不是为了回到那个年代，而是为了提取那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大寨人用他们的血汗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命运不在别人的恩赐中，而在自己的奋斗里。 无论是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还是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大寨精神都有着永恒的价值。它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是改变命运最可靠的武器。 对于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看大寨的人，我想说：请摘下标签，回到事实本身。大寨精神不是什么政治符号，而是一个关于生存、尊严和奋斗的朴素故事。你可以不认同那个年代的一切，但请不要把一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 因为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而一个丢掉艰苦奋斗精神的民族，更是注定走不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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