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精神”与陈永贵同志的历史实践——劳动者是历史的主人（一）

　　引言：“你还是老样子”

　　“大寨的贫下中农说：‘永贵当了官不象官，还是咱庄稼人的老样子。’”这句话，是理解陈永贵一生及其历史地位的钥匙。

　　在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千百万农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封建土地制度，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然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浮现出来：劳动者在掌握了权力之后，能否防止权力的蜕变？能否始终保持劳动者的本色？能否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不异化为脱离劳动的特权阶层？

　　陈永贵同志用他的一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朴素而郑重的回答。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中所指出：“我国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远不会过时。”

　　大寨精神与陈永贵深刻而又生动的实践，正是这一“弥足珍贵”时代精神的人格化承载。

　　（一） 从“举官不爱钱”说起

　　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大寨的地富分子气焰嚣张，扬言“杀不了陈永贵，大寨就翻不了身”。陈永贵感到压力，找到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问：“张书记，现在的政策是不是有了变化？”张怀英的回答是：

　　“你当干部以来没有沾过集体一点光，我给你说过几次，举官不爱钱神鬼都害怕。现在的情况是有问题的人怕你，不是你怕他们。”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不能看其出身成分，而要看其政治实践服务于哪个阶级的利益。陈永贵出身贫农，这并不天然赋予他先进性；使他真正区别于旧式官僚的，是他终其一生拒绝完成从“劳动者”到“特权者”的转化。

　　史实铁证：陈永贵同志任副总理后，坚持不迁户口、不拿国家工资、不脱离生产队记工分，全家生活水平低于普通中等农户。他常年身着对襟衣、头裹白羊肚手巾，在天亮前起身的习惯从未改变。这绝非“作秀”——对于一位从虎头山走进中南海的农民，这不过是一种阶级本色：他无法想象一个“干部”可以脱离劳动而生活，因为那在他朴素的阶级直觉里，等于“变质”。

　　笔者认为：陈永贵的独特价值在于：他证明了体力劳动者不仅可以管理村庄，而且可以带着劳动者的生活方式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并在权力中心始终保持劳动者的体温。这是对“劳力者治于人”千年铁律的历史性突破，是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生动实践。

　　（二）毛主席的洞察：识字不多与做事实在

　　1964年3月29日，毛主席在邯郸听取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汇报。陶鲁笳向毛主席介绍陈永贵：42岁扫盲，50岁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毛主席听后十分感慨，说：

　　“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

　　毛主席又问：“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陶鲁笳当即找来2月10日刊载《大寨之路》的报纸，连同相关材料一并呈送。

　　两个月后，5月10日，毛主席在南京听取“三五”计划汇报时第一次公开提到大寨。

　　他说：

　　“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5月12日，毛主席在济南再次提到大寨，并讲了一段极具深意的话：

　　“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由懒而来。”

　　这段话，将陈永贵同志的个体实践与无产阶级专政下防止权力变质的大命题直接贯通。

　　李捷老师强调：毛主席晚年最深刻的忧虑，不是生产力落后，而是生产力发展后权力是否会形成一个脱离劳动者的特权阶层。

　　笔者认为：陈永贵这一“识字不多”却“做事不少”的形象，恰恰提供了反证：劳动者的智慧并不取决于学历高低，而取决于是否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主席亲自提名陈永贵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不仅是任用干部，更是一场制度实验——让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农民直接参与国家决策，探索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新形式。

　　二、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原则在中国的生动实践

　　(一）干部参加劳动：防止权力“变质”的制度探索

　　1871年，巴黎公社规定：所有公职人员均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其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权对权力异化的制度性防范。

　　时间来到几十年后，在中国的虎头山上，陈永贵并不知道巴黎公社，但他用自己的实践复现了巴黎公社原则。

　　史实：大寨党支部有一个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陈永贵认为，干部如果只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就会变成“甩手掌柜”，就会和群众隔一层。

　　”毛主席听了大加赞赏，说：“很好嘛！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指挥战争呢？”

　　他向毛主席汇报时曾说，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

　　笔者认为：陈永贵实践的无产阶级专政内涵正在于此：专政不仅是镇压反动阶级的反抗，更是对权力运行方式的根本改造。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要改变“谁掌握权力”，还要改变“权力如何运行”。陈永贵以“不脱离劳动”为底线，以“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为方法，在微观层面探索了防止权力官僚化的具体路径。

　　（二）爱国家、爱集体：共产主义风格的具象化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寨精神概括为三句话：

　　“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爱国家、爱集体”——这六个字，在大寨人那里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可以量化的政治经济学。

　　数字说话：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间，大寨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平均每户每年交售2000斤。1963年特大洪灾后，大寨提出“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和“三不少”（不少向国家卖余粮、不减少社员口粮、不减少下年度生产投资）。这一年，大寨粮食亩产仍在700斤以上，完成国家征购任务24万斤。

　　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抽象的“爱国主义”，而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以剩余产品自觉上缴为物质内容的阶级觉悟。在私有制下，农民交粮是“纳赋”；在公有制下，大寨人交粮是“奉献”。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在根本上统一起来——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直接体现。

　　笔者认为：大寨人在六十年代创造的“海绵田”、积累的稳产高产经验、形成的爱国家爱集体风尚，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真实呈现，是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在艰辛探索中取得的宝贵成果。

　　三、物质与精神的辩证法：大寨生产实绩的科学基础

　　1964年4月10日，总理在听取全国农业规划会议汇报时，讲了一段至今读来仍令人警醒的话。他说：

　　“讲大寨，要有点物质。到底大寨条件怎样？他们是用什么办法干的？‘八字宪法’是怎样贯彻的？国家给过他们什么支援？要说清楚。精神估计够了，还要讲点物质。只有精神没有物质不行，要两条腿。他们的条件不是到处都有，没有条件的地区怎么学？要说清楚。各地学大寨的精神，但也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各地要找出自己的先进典型，树自己的旗帜，因地制宜地推广自己的‘大寨’经验，不一定都到山西去学。”

　　这是马克思主义物质与精神辩证关系的经典表述。

　　根据总理的指示，农业部长廖鲁言同志率调查组进驻大寨，与群众实行“三同”二十余天。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典型，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调查组特别肯定了大寨经过多年努力建成的“海绵田”——活土层在一尺以上、蓄水保肥、抗旱保墒，认为这对于发展中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

　　（二）改天换地的物质成就

　　让我们用数字记录大寨人改天换地的物质成果：

　　—— 土地改造：大寨全村800多亩坡地，原本被沟壑切割成4700多块，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从1953年开始，历时五年，大寨人垒起长15里的大坝180多条，把4700块碎地并成了2900块水平梯田，新增好地80余亩。

　　—— 粮食产量：1952年，大寨粮食亩产118公斤；1962年，在全省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大寨亩产达到387公斤（774斤），高出同县平均产量530斤；1964年，全大队粮田亩产达到930斤，创历史新高。

　　—— 抗灾能力：1963年8月，大寨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70%的窑洞房屋倒塌，23%的耕地土层被冲光。灾后当年，粮食亩产仍在700斤以上；次年，亩产跃升至930斤。

　　这不是“唯意志论”的胜利，而是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产物。陈永贵总结的抗洪经验、土地改良经验、田间管理经验，无一不是在长期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很多人称赞他“年年有新套套”，而这些“新套套”正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

　　笔者认为：大寨经验最可贵的，是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条件下，通过组织化、通过政治觉悟、通过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实现了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这不是对物质决定性的否定，恰恰是对物质决定性的深刻把握——因为人的劳动是最大的生产力。

　　四、国家战略视野：毛主席提倡大寨精神的深层考量

　　（一）独立自主与资金积累

　　毛主席为什么如此重视大寨？仅仅是为了树立一个生产典型吗？

　　不 毛主席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

　　正如前面所说：

　　1964年5月10日，毛主席在南京听取“三五”计划汇报时，第一次提到大寨。此时，他正在系统思考一个问题：在国家安全面临严峻威胁、必须集中力量建设三线的情况下，农业投资不可能大幅增加，中国的粮食安全靠什么？

　　主席的回答是：靠大寨精神

　　据《主席年谱》记载，1964年5月10日毛主席说：“要注意种好十六亿亩，在此基础上建设四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实行点面结合，这很对。要自立更生，要像大寨那样。”

　　同年10月19日，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

　　1965年6月16日，毛主席在杭州听取“三五”计划汇报时再次强调：“农业要搞大寨精神，农业靠学大寨。”

　　这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抉择。在世界历史上，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往往以剥夺农民为代价——英国的“圈地运动”、苏联的“剪刀差”，都使农民承受了沉重代价。

　　笔者认为：毛主席探索了一条通过激发农民主体性来积累工业化资金的道路：不是单纯挤压农民，而是组织起来、自力更生、提高单产，让农民在改善自身生活的同时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大寨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不是靠国家投资堆出来的典型，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干出来的榜样。“你给他钱，他搞得不好；你不给他钱，反而搞得好一些”——这朴素的语言背后，是对群众路线的深刻信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