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节——从五一节的嬗变看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深层矛盾

　　五一国际劳动节，本是全世界劳动者争取权益、彰显阶级力量的纪念日。然而在当代中国的公众感知中，这一节日的意义却发生了深刻的撕裂：官方话语仍在“歌颂劳动光荣”，而大众体验却充斥着调休疲劳、加班文化与消费主义的狂欢。本文以这一现象为起点，将历史追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相结合，层层深入，揭示这一文化象征嬗变背后的结构性根源。

　　引言

　　每年五月一日，中国社会都会上演一场耐人寻味的双重仪式。

　　一方面，官方叙事庄严而热烈。人民大会堂内，“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工人先锋号”等国家级荣誉被郑重颁发，表彰来自各行各业的模范劳动者。主流媒体推出“中国梦·劳动美”主题节目，讲述奋斗者的动人故事。舆论场上，“劳动光荣”、“工匠精神”、“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成为高频词汇，构建出一幅劳动受尊崇、劳动者受礼赞的和谐图景。

　　但另一方面，在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感知中，这个节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五一意味着什么?首先是“调休”——为了凑出五天长假而前后连续工作的疲惫;其次是“加班”——无数劳动者依然坚守岗位，三倍工资成为节日的另类注脚;最后才是“旅游”——在拥挤的人潮中匆匆消费，完成一场身心俱疲的“黄金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不再是劳动光荣的赞歌，而是对996工作制、劳动法“纸上权利”、调休制度的幽默而心酸的自嘲。

　　这个节日越来越像一面破裂的镜子：官方话语与大众体验之间，横亘着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缝。那些高亢的赞歌越是用力歌颂劳动，越是反衬出它所歌颂的那种自主的、创造性的劳动在现实中何其匮乏。

　　这不禁令人追问：一个以工人权益抗争为起源的节日，何以在百余年后的今天，反而成为消费的狂欢与劳动的讽刺画?一个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为政治叙事基石的政权，为何其劳动者在节日体验中感受到的更多是疲惫与无奈，而非光荣与尊严?

　　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追溯这个节日的本源，理解它所承载的历史记忆;更需要深入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肌理，用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刀，剖开那些被“黄金周”光鲜外表所遮蔽的结构性真实。

　　一、溯源

　　理解当代五一节的困境，首先必须回到它的源头。那个源头浸透着鲜血，也闪耀着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光辉。

　　19世纪后期的美国，工业资本主义正处于狂飙突进的黄金时代。铁路贯通大陆，工厂日夜轰鸣，钢铁与石油托举起一批批巨富。但在这繁荣的背面，是工人阶级深重的苦难：每天工作12至16小时是常态，儿童在危险的机器间穿梭，工棚区拥挤肮脏，工伤与死亡如影随形。

　　“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这一口号今天听起来朴素平常，在当时却是极具革命性的诉求。它意味着工人阶级不再满足于在资本的齿轮间耗尽生命，而要求夺回对自身时间的主权，要求一种作为人而非牛马的生活。

　　1886年5月1日，这一诉求化为了声势浩大的集体行动。以芝加哥为中心，全美约35万工人走上街头，举行总罢工。资本家们惊恐不已，警察与罢工者之间的对峙日趋紧张。

　　5月3日，在芝加哥麦考密克收割机厂门前，警察向罢工工人开枪，造成多人死伤。

　　5月4日，工人们在干草市场(Haymarket Square)举行和平集会，抗议昨日的暴行。集会本已接近尾声，天色渐晚，人群开始散去。就在这时，180余名警察突然列队而来，要求集会解散。一枚炸弹从人群中飞出，在警察队伍中爆炸，造成一名警察当场死亡。警察随即向手无寸铁的人群疯狂射击，现场陷入一片混乱与血腥。

　　事后，八名工人领袖——其中多数是德裔移民，多数是坚定的工会组织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被逮捕审判。这场审判被后世广泛认为是一场司法谋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捕者中有人投掷了炸弹，但他们被以“煽动谋杀”的罪名定罪。四人被处以绞刑，一人在狱中自杀。

　　死者在临刑前留下了震撼人心的遗言。奥古斯特·斯皮斯(August Spies)说：“终有一天，我们的沉默将比你们今天扼杀的声音更加洪亮。”阿尔伯特·帕森斯(Albert Parsons)最后的呼喊是：“让我的人民的声音被听到!”

　　芝加哥的枪声和绞刑架没有吓退工人运动，反而使“五一”成为了全世界劳动者共同的精神符号。

　　1889年7月，在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来自2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巴黎。为纪念芝加哥工人的英勇斗争，大会通过了一项历史性决议：自1890年起，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示威游行日”，号召全世界的劳动者在这一天同时行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

　　1890年的第一个国际劳动节，欧美多国同步举行了大规模集会和游行。恩格斯本人兴奋地写道，这一天标志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口号变成了事实。

　　从此，五一的红色烙印深深嵌入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记忆。它不仅是一个纪念日，更是一个行动日——每年的这一天，工人运动的力量将被集中展示，诉求将被集体吼出，阶级的团结将被重新确认。

　　中国的五一纪念史，本身就折射出工人阶级在这个国家政治版图中地位的巨大起伏。

　　1907年5月14日(俄历5月1日)，中国工人最早在哈尔滨太阳岛集会上纪念了五一劳动节，参与者是中俄两国的铁路工人。那时的中国还处于清王朝的落日余晖中，工人运动尚在萌芽。

　　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发生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三天，李大钊在《晨报》副刊组织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将“劳工神圣”的呐喊灌入知识分子的心灵。劳动节与五四——这两个不同面向的现代性事件，在这里发生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耦合：前者呼唤阶级的觉醒，后者呼唤民族的觉醒。

　　1920年5月1日，在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北京、上海等城市首次举行了大规模的五一纪念集会和游行。《新青年》杂志出版了厚重的“劳动节纪念号”，封面是一个大写的“1”，象征五一。这一年被视为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标志性时刻。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将5月1日定为法定劳动节。在计划经济时代，五一与十一并列，是共和国最重要的政治节日之一。每年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游行，工人阶级高举标语和领袖像，接受领袖的检阅。那是一种政治身份的盛大确认，是国家对“领导阶级”的最高礼遇。

　　从芝加哥的鲜血到中国的节日——回顾这段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五一本是劳动者用斗争换来的纪念日，它的核心功能是表达与抗争——表达劳动者的诉求，抗争不平等的秩序。它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节日，力量的源泉来自底层劳动者的集体行动。

　　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度量后来的变化究竟有多大。

　　二、变迁

　　当代五一节的意义撕裂，根源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关系与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组。这一重组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劳动者从“政治主体”转变为“生产要素”。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建立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城市职工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通过“单位制”实现了全方位的整合。

　　单位不仅是生产组织，更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它提供工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退休保障——从出生到坟墓，一个人生命历程的几乎全部需求，都在单位体系内解决。这种制度安排下，工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依附-保护关系：工人依附于单位，单位依附于国家，而国家通过意识形态机器将工人阶级宣布为“国家的领导阶级”。

　　这种关系中，“工人”首先是一个政治身份，而非纯粹的经济角色。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是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企业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是分工不同的同志关系，而非雇佣与被雇佣的劳资关系。“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伟大创造，更为这个口号提供了坚实的生产关系层面的基础

　　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支撑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才具备实质性的制度内容。五一节的庆祝活动——游行、表彰、庆典——正是这一政治地位的周期性再确认。当工人走过天安门广场时，他们是在展示自己的力量与尊严。

　　1978年后的市场化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这套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的逻辑，是所谓“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资本要素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农村，小农经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在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合法化，使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

　　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劳动力被从单位制的庇护中释放出来，进入市场，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获得了自由，但是获得的是选择“如何被剥削”的自由。至于所谓“劳动者在市场化中获得自主选择权、职业流动性提升、个人生活边界拓展”的论调，也有一个笑话能回应：两德合并后，媒体采访一个东德人：“你觉得西德好还是东德好?”那人说“还是东德好。”采访者又问：“可东德没有自由旅行的权利啊?”东德人说“现在倒是有这个权利了，可我身上哪还有钱旅游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辟地分析了劳动力商品化的条件：劳动者必须是“自由”的——既是法律上的自由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又“自由”得一无所有，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别无生存之道。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客观上创造了这两个条件：劳动者获得了择业的自由，从单位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但也失去了单位提供的终身保障，必须到市场上去“自谋生路”。

　　这绝不是说改革前的体制就完美无缺。前三十年同样存在低效率、平均主义、命令主义等严重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大多并非源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更多是受到旧社会习气的影响)。但从分析劳动关系变迁的角度看，这一转变的核心后果是明确的：劳动者的身份，从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绑定的“主人”，变成了在要素市场上与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技术——并列的“劳动力”。

　　身份转变必然带来关系的重构。

　　在单位制下，工人与管理者的矛盾，被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组织程序来解决的矛盾。而在劳动力市场化的条件下，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义为劳动合同关系——一种法律形式平等但实质力量悬殊的契约关系。

　　这一变化的深远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法律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工人需要工作来生存，而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替代的劳动力;工人面临失业的压力，而资本可以等待更好的投资机会。这种力量的不对称，是市场逻辑下劳资关系的结构性特征。

　　正是在这一结构的基础上，劳动者从“政治主体”跌落为“生产要素”。他的工资不再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根据社会需要确定的“劳动报酬”，而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力价格”。他为谁工作、工作多久、获得多少报酬，越来越多地由资本基于利润最大化的计算来决定，而非由劳动者的需求和权利来决定。

　　这场从政治主体到生产要素的转变，是当代中国社会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之一。效率得到了巨大提升，财富实现了空前增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些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但生产力本就会发展，假使在另一条世界线，改革开放并没有发生，走资派没有夺权，党和国家同样能取得这些成就;可现在，在表面的财富增长和国力增强下，一种根本的不安全感也被嵌入劳动者的生命体验：工作的不确定性、对未来的焦虑、在资本面前的无力感。

　　五一节的演变，正是这一宏大进程中一个浓缩的文化表征。当劳动者从“主人”变成“劳动力”，当他们大多数人的日常体验是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接受资本管理者的生产组织权力，那么“工人伟大”的叙事何以立基?“劳动光荣”的感受又何以产生?

　　三、解剖

　　纯粹的历史描述无法揭示现象背后的运行机制。我们需要借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畴，深入剖开表面的意识形态面纱，看见那些驱动节日意义嬗变的深层力量。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这一核心概念，揭示了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与其劳动之间的病态关系。异化劳动包含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而在当代中国劳动者的日常体验中，它们无一例外地全面呈现。

　　第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

　　马克思写道：“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在当代语境中，这一逻辑表现为：劳动者加班加点生产的商品、提供的服务，造就了企业的巨额利润、经济的持续增长、富豪榜上的炫目财富，但劳动者自身的收入增长缓慢，获得感稀薄，很多人终其一生难以在自己参与建造的城市中拥有一套住房。产品是他创造出来的，却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资本家的财富与他相对立。

　　第二，劳动者与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

　　马克思指出，在异化劳动中，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强制的。“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当流水线上的工人被精确到秒地控制每一个动作，当外卖骑手被算法无情地压缩送达时间，当白领在深夜的办公室对着无意义的PPT付出青春——劳动本身成为了一种痛苦、一种牺牲，而不是一种享受、一种自我实现。“996是一种福报”这句风靡一时的“名言”，其令人不适之处恰恰在于：它将一种异化的、违背劳动者意愿的长时间劳动，包装为资本对劳动者的恩赐。

　　第三，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区别于动物，在于人能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劳动本应是人的创造性本质的展现。但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人的劳动降格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创造性被剥离，沦为机器的附庸或系统的零件。当我们说“打工人”、“社畜”、“牛马”时，这些自嘲背后隐藏的正是这种类本质异化的苦涩体验：劳动正在使人非人化。

　　第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指出，上述三种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被竞争与利益所中介;同事之间不再是可以团结的阶级兄弟，而是争夺有限晋升名额和绩效奖金的竞争者。原子化的个体劳动者，面对组织化的资本，其力量的悬殊不言而喻。

　　当官方的五一节叙事努力歌颂“劳动光荣”时，劳动者在日常劳动中的真实体验却是这四个维度的全面异化。这种歌颂与体验之间的巨大鸿沟，构成了当代五一节最根本的反讽。表彰少数模范劳动者，客观上成为一种对大多数人非自主劳动状态的想象性补偿——仿佛通过这些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幸运代表，整个阶级的伤痛就被抚平了，整个制度的合法性就被再确认了。

　　加班——这个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标志性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其根源必须从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中去寻找。

　　马克思区分了两种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变相增加剩余劳动时间。

　　在理论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更为“文明”，因为它推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但在实践中，当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是技术创新和品牌溢价，而是压缩成本时，资本就天然地倾向于依赖最原始、最直接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也就是延长工时。从制造业工厂的12小时“综合工时制”，到互联网公司的“996”、“007”，再到零工经济中为凑够当日奖励而超时奔波的骑手，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在当代中国经济中以各种变体广泛存在。

　　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揭示了普通劳动者维权困难的深层逻辑。当劳动力市场上永远存在大量剩余的、随时可以替代现有人手的后备力量，在岗工人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不得不通过接受恶劣的条件来保住自己的饭碗。“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这句职场上的冷酷箴言，正是产业后备军效应的日常表达。

　　在劳动力力量对比明显失衡的背景下，劳动法的规定可能停留在纸面。加班工资不落实、社保按最低标准缴纳、工伤维权举步维艰——这些并非偶然的、零星的违法现象，而是资本逻辑在缺乏有效制衡的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系统性倾向。

　　当五一节的政治意义被掏空，消费主义便迅速抢占了这个文化真空。这绝非偶然，而是资本逻辑的内在需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商品拜物教”这一概念。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以及物对人的统治。商品似乎具有了独立于生产者的神秘力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货币——这个万能等价物——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

　　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下，五一节本身也被包装成了一个可消费的“商品”——“黄金周”。旅行社的促销广告、电商平台的大促活动、景区的密集宣传，将劳动者的节日重新编织为一场消费的狂欢。

　　从资本再生产的视角看，这种消费主义的节日功能至少有两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者在异化的工作中被消耗的体力和精力，需要通过休息和消费来恢复，以便在下周一重新投入资本的怀抱。消费和休闲并非劳动者真正自由的领域，而恰恰是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

　　第二，剩余价值的实现。资本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必须被卖出去，才能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剩余价值才能最终实现。全社会的集中假日和消费热潮，恰恰是完成这一跳跃的黄金时机。

　　于是出现了结构性的悖论：劳动者先通过被延长的工作时间(调休和加班)“挣来”假期，再用假期中集中的消费，“帮助”资本家实现之前生产过程中被压榨出来的剩余价值。节日在形式上“属于”劳动者，在实质上却服务于整个资本循环。劳动者在节日中被开启的，不是自由的疆域，而是第二重剥削的入口。

　　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下“自由”的伪善性：工人的“自由”时间，不过是给他时间去完成他作为劳动者的补偿和作为消费者的义务。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一政治叙事的褪色，绝非宣传部门的懈怠或领导人意志的转向，而是经济基础变迁在上层建筑中的必然反映。

　　根据马克思的著名命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的生产关系总和构成其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

　　在计划经济时代，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工人在形式和实质上共同占有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国家是工人阶级利益的直接代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当时的经济基础作为坚实的支撑。

　　而当私有制经济蓬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贡献了超过60%的GDP和绝大多数新增就业，大多数劳动者在非公企业就业时，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成为日常体验的核心事实。他们不再“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而是接受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者或其代理人的管理、命令和支配。在这种日常权力的根本不对称中，旧的政治叙事必然与新的生命体验产生断裂。

　　这并不是说宪法等理论文本中“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的表述被取消了——虽然它已名存实亡。而是说，当现实生活的绝大多数场景中，劳动者感受到的是无力、是服从、是随时可能被替代的脆弱，那些在节日中被隆重宣示的崇高地位，就变成了一种与现实割裂的仪式性话语，悬浮在劳动者真实感受之上，无法落地。

　　国家试图用更宽泛的“劳动者”概念——涵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资本家等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来调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但这种宽泛化，也从内部稀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工人阶级”概念的特定阶级内涵和政治指向。

　　四、追问

　　面对上述分析，一个尖锐的问题自然浮现：这一切，是否意味着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劳动者地位的衰落、资本逻辑的渗透、“官僚资本主义”的幽灵——这些加在一起，是否已经构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根本背叛?这个问题必须严肃对待。

　　4.1批判“补课论”

　　“补课论”——即主张中国生产力落后，必须补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课——作为一种对改革开放的通俗解释，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中，曾明确探讨过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他的回答是有所保留但开放的。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指出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成为社会主义的起点——前提是它能够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并且获得先进国家革命的支持。

　　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种机械的单线发展论。历史没有规定所有民族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炼狱。“补课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庸俗化。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流叙事，不是抽象的“补课”，而是看似具体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至少在明面上，它论证的不是“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市场、资本、利润动机——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手段在何种条件下会反噬目的?

　　马克思一再强调，资本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历史的、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你大规模地在全社会引入这种关系，并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时，它就不再是任人摆布的中性工具了。它会按照自己的逻辑来改造整个社会——价值规律从生产领域扩张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商品交换原则渗透进人际关系和价值观;资本的增殖需求重写法律和政策议程。所谓“利用资本”，在持续几十年后，会否已经变成了“被资本利用”?

　　4.2现实判断

　　那么，今天的中国究竟处在哪种坐标上?用“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完成时的判断，可能掩盖了诸多关键的政治事实。

　　首先，在一些战略性领域，国家权力保持着最终否决权。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所有。金融、能源、通信、交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命脉行业，大型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其人事任免和重大决策受党政体系严格控制。国家的强制力量、税收机器、货币发行权，都不在私人资本手中。在这个意义上，经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未在中国建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官僚资本主义”。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现代国家本质上是“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把生产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越多，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公民的自由越被剥削。

　　其次，在意识形态和宪法(理论上)层面，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从未被放弃”。脱贫攻坚、共同富裕、乡村振兴——这些近年来声势浩大的国家行动，尽管效果不尽如人意，但确实是运用国家力量进行大规模财富再分配、矫正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失灵的实践，维持社会主义的表象。虽然社会主义已经在实质上死亡，但资本主义的复辟仍然不能被认为“已经完成”。

　　因此，更准确的分析或许是：当前的形态是一种充满内在矛盾和不稳定性的复合体。它在表面上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框架之下，大规模地、结构性地引入了资本逻辑。国家权力既在驾驭资本，又深度嵌入资本运动的肌理;既在特定问题上纠正市场失灵，又在日常经济运行中保障资本增殖的顺畅条件。

　　“官僚资本主义”的定性，正来源自这种权力-资本嵌合体在缺乏有效外部监督的条件下发生异化的表现。当握有审批权、执法权、政策制定权的官员，将其权力作为与资本勾兑牟利的筹码时，客观上就形成了一种与“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完全背道而驰的畸形形态。

　　4.3阶级话语的消解

　　“阶级斗争”这一与共产主义传统高度绑定的词汇，在当代中国的官方话语中几乎销声匿迹。这一转变同样必须在上述复合形态中理解。

　　其表层原因，是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经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党内走资派(虽然革命群众也遭受了大规模迫害，例如工作组的暴行)，使1976年走资派上台后，产生了强烈的“避斗”心理。

　　在官僚资本主义开始复辟后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面前，国家需要一套新的统治技术来管理一个矛盾复杂的社会。用强调对抗冲突的“阶级”话语，无助于这种治理。于是，一套带有功能分层色彩、强调和谐与流动的“阶层”话语被启用。

　　这一转型看似具有现实层面的治理有效性：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客观存在的对抗性矛盾，逐个拆解为讨薪纠纷、社保缴纳、工伤认定、算法治理等一个个具体问题，以求在制度框架内通过仲裁、执法、政策微调来分别消化，防止其集中爆发并上升为整体性的阶级对立。将民营企业家纳入党的政治体系，也是在类似逻辑下进行的政治整合——把一个新兴的、拥有巨大资源动员能力的社会集团，纳入体制内进行管理和约束，而不是将其推出门外变成外部的政治反对派。

　　但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立场看，这一治理术的悖论显而易见：它确实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稳定，但也使劳动者作为“阶级”的意识和力量被系统性地消弭。他们被原子化为一个个劳动合同的签订者、一个个消费个体，而非拥有共同利益、能够集体行动的阶级主体。没有阶级主体的意识与组织，任何关于“工人阶级领导”的宏大叙事，都只能是无本之木。

　　五、结论

　　回到五一劳动节——这个我们从一开始就凝视的文化象征符号。

　　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当代五一节的种种乱象与意义撕裂，并非偶然的文化失调或宣传不力，而是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资本逻辑全面渗透并重塑劳动关系的结果。这个节日同时承载着三种力量在同一时空的叠加与冲突：

　　第一，前三十年政治遗产的惯性。官方叙事仍需周期性确认“劳动光荣”的承诺，表彰模范、举办晚会、发出贺词，这是维系走资派统治合法性的必要仪式。

　　第二，当下市场化劳资关系的张力。劳动者的日常体验深受异化劳动、剩余价值压榨、维权艰难之苦，他们无法从劳动本身中感受到被歌颂的光荣，与官方叙事之间形成无法弥合的疏离。

　　第三，消费主义对这种张力的消解与挪用。节日被包装成黄金消费周，劳动者的主体性需求被引导为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资本循环的闭环由此完成，而节日原初的政治意义则在这一过程中被掏空和漂白。

　　这三重力量的纠缠，使五一节成为一面精准的棱镜，折射出当代中国道路探索中那个最根本，却一直被刻意回避的问题：

　　驾驭资本，是否真的能永远停留在“利用”的层面?还是说，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资本会以其不可抗拒的逻辑，从内部全面改造那个试图驾驭它的政治躯体和价值目标?

　　这个问题不仅关乎五一节，更关乎亿万劳动者每一天的生命。他们在清晨的拥挤地铁里，在深夜的写字楼灯光下，在风雨中疾驰的电动车上，在流水线永不停歇的履带旁，用自己被耗费的青春和健康，亲身感受着这个时代的重量与方向。只要这个问题没能得到回答，那任何所谓的“建设性意见”，任何改良主义的话语都只能是毫无用处的空壳。

　　一个以“劳动解放”为终极愿景的社会理想，如何面对劳动者在当下感受到的种种不自由?一个宣称无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如何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保持阶级的基础和阶级的承诺?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诚实的追问，也是历史仍在等待的答案。

　　五一节的真正意义，或许只有到了那一天——当劳动者不再需要在一年中特定的某一天，被告知自己应该被尊重;当创造性、自主性的劳动从少数人的特权变成所有人的日常;当“劳动光荣”从高悬的标语变成人人可感的真实——才会真正到来。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这个节日将继续以它的矛盾和撕裂，向每一个愿意直视它的人，发出无声却持续的追问。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参考文献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恩格斯：《反杜林论》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会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相关学术论文：中国劳动关系转型研究、劳动过程理论研究、国家资本主义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