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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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国际形势特别是北方边境与东部沿海的局势加剧紧张。

　　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在毛主席的规划下，中央启动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将工业基地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山区转移。

　　面对天赐机遇，深居内陆的广西“跃跃欲试”。

　　但是由于本地煤炭资源匮乏，广西在承接内地工业的优先级层面并不占优。

　　当时广西每年需要从北方调入大量煤炭，“北煤南运”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在战时极易被切断。

　　为解决这一问题、能够拿到更多三线建设的工业资源注入，广西决定开发桂西北的煤炭资源。

　　1969年11月，自治区正式成立红山矿务局筹备处，揭开了广西红茂建矿史的崭新一页。

　　这一工程被命名为"6927工程"，以纪念其启动的时间。

　　为了加快建设进度，自治区从各地老矿区抽调了800余名技术骨干，动员了3000多名基干民兵参与矿区大会战，并组织了4.5万名民工修建运煤铁路专线。

　　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建设者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在崇山峻岭间开凿隧道、铺设铁轨。

　　1970年4月，桂黔两省签署协议，将贵州荔波境内的茂兰矿区划归广西勘探开采。

　　如此跨省资源调配，使得红茂矿区的面积大幅扩大，煤炭储量也大幅增加。

　　1971年，全长93.7公里的金红铁路（金城江至红山）正式建成通车，随后洛茂铁路（洛阳至茂兰）也相继建成。这两条铁路专线如同两条钢铁动脉，将深山里的乌金源源不断地运往广西各地，支撑起了广西在大三线时期的工业发展。

　　1972年8月，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红山矿务局正式更名为“红茂矿务局”，取红山、茂兰两大核心矿区首字命名，总部设于广西环江县洛阳镇。

　　由此，一个横跨两省的大型煤炭企业就此成型。

　　毫不夸张，红茂矿务局总部的设立彻底改变了洛阳镇的命运。

　　在此之前，洛阳镇只是环江县一个普通的山区小镇，以农业为主，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而随着红茂矿务局的到来，洛阳镇迅速成为了桂西北的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金红、洛茂两条铁路的管理机关普洛管理段，就设在洛阳镇。

　　每天，数十列火车从这里出发，将煤炭运往广西各地；同时也将各种物资和人员运进矿区。

　　普洛火车站成为了当时桂西北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

　　为了满足数万名矿工及家属的生活需求，洛阳镇配套建起了完整的社会服务体系。

　　彼时，这里有红茂一中、红山小学等多所学校，有设备先进的红山医院，有能容纳数千人的职工影院，有大型百货商场，有篮球场、足球场等体育设施，甚至还有独立的公安、消防、邮政系统。

　　在那个年代，洛阳镇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环江县城。

　　镇子的商店商品齐全，电影院每天都有新电影上映，火车汽笛声昼夜不停，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当地人骄傲地称洛阳镇为“深山小香港”。

　　那时候的洛阳镇，晚上灯火通明，比县城还热闹。

　　一位老矿工后来接受《广西日报》采访时回忆道。

　　矿务局的职工工资高，福利好，姑娘们都愿意嫁给矿工。周边农村的人都想方设法到矿区来工作，哪怕是当临时的考察工也好。

　　红茂矿务局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更是一个由无数基层自组织而撑起的自给自足的“小社会”：职工从出生到死亡，吃喝拉撒睡，婚丧嫁娶，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矿务局包办。

　　鼎盛时期，红茂矿务局下辖七对矿井，其中红山矿区有下金矿、朝阳矿、洞角矿等五对井，茂兰矿区有平寨矿、更班矿两对井，职工及家属总数超过2.4万人，仅在职职工就超过一万人。

　　矿务局为职工提供了免费的住房，虽然只是简单的红砖瓦房，但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好的条件了。

　　职工子女还可以免费进入矿务局办的学校读书，生病可以免费到矿务局的医院治疗，退休后可以领取退休金。

　　矿务局还有自己的农场、养殖场、副食加工厂，为职工提供粮食、蔬菜、肉类等生活物资。

　　每到逢年过节，矿务局都会给职工发放各种福利，从大米、面粉到猪肉、食用油，应有尽有。

　　在这个“小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大家都是同事，住在同一个生活区，孩子们一起上学，大人们一起工作，集体主义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矿上就像一个大家庭。谁家有困难，大家都会帮忙。我们每天一起下井，一起升井，生死与共。那种感情，是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

　　那一阶段，红茂的矿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从各地老矿区抽调的技术骨干；二是复退军人；三是从广西、贵州、湖南等地农村招收的农民。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摆脱贫困，来到这深山里的煤矿，投入国家给予的改变命运的“三线机遇”。

　　尽管工作辛苦，但收入相对较高，在80年代，一个普通矿工的月工资可以达到百余元。

　　更重要的是，矿工们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他们知道，自己挖出来的煤炭，支撑着广西的工业发展，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为祖国献煤炭”是那个时代矿工们共同的心声。

　　比如韦寿彭，下金矿采一工区的工区长，1975年10月应招进矿。他曾经是一名军人，退伍后成为了一名矿工。担任工区长八年来，他和职工们摸爬滚打在生产第一线。1992年，在回采一个地质结构复杂、顶板破碎严重的工作面时，他在动员大会上铿锵有力地说：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军人面前没有攻不破的堡垒、战不胜的困难，是党员、军人就要在艰难中显示风采。

　　在他的带领下，该工作面的回采计划提前两个月完成。

　　像韦寿彭这样的矿工，在红茂矿务局还有很多。

　　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在大山深处铸就了一段工业传奇。

　　2

　　但也是在90年代，历史的色泽逐渐褪变，时代的巨变也随之发生。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国家逐步放开了煤炭价格和市场，红茂矿务局也突然被推向了市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同时，红茂矿务局的困难还有一大来源，那就是资源枯竭。

　　红茂矿区的煤炭资源虽然曾经丰富，但历经数十年的高强度开采，浅煤层在90年代中期基本耗尽，矿井被迫向深部延伸，开采深度从数百米突破千米。

　　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开采难度和成本也直线上升。

　　深部矿井面临着高瓦斯、煤尘爆炸、顶板坍塌等更大的安全风险，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安全防护，深部开采的运输、通风、排水等成本也大幅增加。

　　到90年代末，红茂矿务局一吨煤的开采成本甚至超过了市场售价，企业陷入了“挖煤越多，亏损越重”的死循环。

　　还有一点，红茂矿区的煤炭品位整体较低，以烟煤为主，只有部分矿井产无烟煤。

　　在煤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低品位的煤炭缺乏竞争力，价格上不去。

　　茂兰矿区虽然储量丰富，超过2.6亿吨，但高瓦斯、煤尘爆炸风险显著，开采难度极大。

　　加之茂兰矿区位于贵州荔波境内，距离洛阳镇总部较远，运输成本也很高。

　　多重困境，加速了矛盾的总爆发。

　　首先是人员冗余问题。

　　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承担着安置就业的社会责任。红茂矿务局不断招收新职工，导致人员越来越多。至90年代末，矿务局的在职职工超过一万人，而离退休职工也接近五千人，企业需要承担巨额的养老金和医疗费用。

　　其次是民营小煤窑的竞争与市场价格下跌。

　　90年代后期随着煤炭市场的放开，大量民营小煤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些民营小煤窑以低成本、灵活的经营模式，迅速抢占了煤炭市场。

　　与红茂矿务局这样的国有大矿相比，民营小煤窑有着明显的优势：

　　第一，开采成本低。民营小煤窑主要开采浅煤层，开采难度小，成本低。而且民营小煤窑不需要承担“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也不为职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人工成本低的可怕。

　　第二，经营灵活。民营小煤窑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随时调整产量和价格，决策迅速。但国有大矿的决策程序相对繁琐，反应迟钝。

　　第三，价格优势。由于成本低，民营小煤窑的煤炭价格远低于国有大矿。在市场竞争中价格是最重要的因素，很多客户都转向了民营小煤窑。

　　在民营小煤窑的冲击下，红茂矿务局的煤炭销量大幅下降，价格也持续下跌，亏损越来越严重。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有企业的亏损问题更加突出，银行坏账率超过20%，整个金融系统接近技术性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彼时的中央领导下定了决心，决定实施所谓“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1998年到2000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核心是“减员增效”，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下岗分流等方式，解决国有企业的亏损问题。

　　在这场改革大潮中，一大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被宣告破产。

　　红茂矿务局就是其中之一。

　　2001年，红茂矿务局的亏损已达极限，资不抵债，无法继续经营，自治区政府决定对红茂矿务局实施政策性破产。

　　2002年7月10日，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法宣布红茂矿务局破产。

　　一夜之间，这个承载了洛阳镇数万人生计与梦想的大型国企，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红茂矿务局的破产或许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资源枯竭型企业的宿命，在某些握有决策权力的人们看来，似乎也是彼时快速解决顶层行政“烂账”的最快路径选择。

　　但是，至今仍未给出一个解释的历史性问题则是：转型与转轨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为什么却是由数万普通矿工来承担？

　　3

　　红茂矿务局的破产，并没有按照当时国家政策“先安置，后破产”的要求执行，而是在职工尚未得到妥善安置的情况下，就匆忙宣布了破产。

　　破产公告发布的瞬间，6949名职工（含1707名在职职工、4869名离退休职工）瞬间失去了工作与收入来源，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被切断。

　　企业破产后，政府给出的安置方案非常有限：

　　离退休人员纳入社保体系，月均养老金733元

　　固定工领取安置费，人均1.5万元

　　合同工领取补偿费，人均8901元

　　每户职工发放9000元的迁居困难补助费

　　这点钱，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根本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更不用说安家落户了。

　　一位矿工后来回忆：

　　人均1.5万元的安置费，听起来不少，但那是我们几十年工龄换来的。这点钱，交完社保，就所剩无几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谁也不知道。

　　在红茂矿务局的破产过程中，最悲惨的莫过于茂兰矿区的职工。

　　茂兰矿区位于贵州省荔波县境内，距离广西环江县洛阳镇总部约五十公里。这里有平寨矿和更班矿两对矿井，职工及家属超过一万人。

　　由于地处异省他乡，茂兰矿区的职工在破产后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

　　破产后，主管部门将矿区的学校、医院、派出所全部搬迁回广西环江县境内安置，直接丢下了职工家属和遗留子女在原矿区无人管理

　　矿区原有的自来水管被切断，职工家属为了吃水，不得不到处寻找和挖掘闷水与硫磺水来饮用。

　　而金红、洛茂铁路也停止了客运，交通来往极为困难。

　　职工家属有病无处医，子女上学无门。

　　一位茂兰矿区的职工在给上级的申诉信中写道：

　　我们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子，寄人篱下。我们离开故乡广西几十年，早已与家乡断了联系。破产后，我们上无片瓦，下无插身之地，以后怎么过？家在何处？

　　很多茂兰矿区的职工，被迫拖家带口，返回广西环江县。

　　但他们在环江没有土地，没有住房，只能在洛阳镇周边搭建临时棚屋居住。

　　还有一些人连返回广西的路费都没有，只能留在贵州荔波，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一直到2007年，广西才启动红茂职工异地搬迁项目，计划将3500多户、1.2万名矿工及家属安置到洛阳镇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

　　但此时距离破产已经过去五年，无数家庭早已在困境中熬干了希望。

　　另外，尘肺病与职业病的无声杀戮亦摧毁着这些下岗旷工的晚年人生。

　　尘肺病是由于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而引起的以肺组织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患者会出现咳嗽、咳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随着病情的加重，最终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治疗尘肺病需要大量的医疗费用，很多矿工因为无钱医治，只能在家中忍受病痛的折磨，等待死亡的降临。

　　除了尘肺病，很多矿工还患有关节炎、风湿病、腰椎间盘突出等职业病。

　　这些疾病虽然不会立即致命，但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

　　红茂矿务局破产后，大多数职工的社保、医保关系均出现断层。

　　由于企业长期亏损，拖欠了大量的社保、医保费用。破产后这些拖欠的费用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尽管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被纳入了社保体系，但很多人的养老金水平很低，难以维持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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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不高，很多药品和治疗项目都不在报销范围内。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了很多下岗矿工家庭的真实写照。

　　一场大病，就可以让一个原本就贫困的“前工人家庭”陷入绝境。

　　加之住房问题的突然爆发——红茂矿务局的职工住房大多是企业产权房。破产后这些住房的产权归属变得复杂，很多职工居住的房子，虽然已经住了几十年但并没有办理房产证，破产后矿区的土地和房产被整体拍卖或废弃，数千户矿工失去了住所，只能挤在破败的老楼里或搭建临时棚屋居住——晚年光景实在举步维艰。

　　这些老楼大多建于六七十年代，年久失修，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墙体开裂，屋顶漏水，电线老化，没有暖气，没有天然气……

　　在洛阳镇的红茂安置区，一排排粉色外墙的楼房就是后来为安置下岗矿工而建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

　　这些房子虽然解决了部分矿工的住房问题，但面积狭小，质量一般，而且很多矿工因为没钱，买不起这些房子。

　　还有一些矿工，因为没有钱买房，只能继续住在废弃的矿区里。

　　那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生活如同原始社会。

　　4

　　红茂矿务局的破产，直接催发了数万名失业的矿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除了挖煤几乎没有其他技能。

　　再就业，成为了最大难题。

　　洛阳镇本就缺乏其他产业，无法为这么多下岗矿工提供就业机会。随着矿务局的破产，洛阳镇的服务业也迅速萧条，原本在服务业工作的矿工家属也失去了工作。

　　年轻一点的矿工被迫背井离乡，南下广东打工。

　　他们从事的大多是流水线、建筑等体力活，工作时间长，工资低，而且没有任何保障。

　　年纪大一点的矿工，因为身体不好又没有其他技能，只能留在当地打零工。

　　他们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在农田里帮工，在山上砍柴。

　　什么活都干，但收入非常微薄。

　　据广西当地媒体统计，红茂矿务局破产后，矿区的就业率仅为7%，居民月均收入只有209元，20%的矿区群众靠领取低保和打零工维持生计。

　　很多矿工，从曾经光荣的产业工人恍然之间变成了社会最底层的零工，不但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自己及子女的生活也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之中。

　　面对悲惨处境，很多下岗矿工选择了上访维权。

　　2002年红茂矿务局破产开始，几乎每年都有矿工集体上访事件发生。

　　他们到环江县政府、河池市政府、自治区政府上访，甚至到千里之外的首都上访。

　　然而，大多数诉求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很多问题被一拖再拖，始终未得根本解决。

　　一直到2022年5月17日，河池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莫振祖仍在到环江县开展领导包案化解信访事项及接待群众来访活动，包案处理原红茂矿务局改制问题信访事项。

　　直至今时今日，仍有很多红茂下岗矿工的问题悬而未决。

　　呐喊，在时代的洪流中微弱而无力。

　　短短三十年，红茂矿务局的破产彻底抽走了洛阳镇的经济支柱。

　　这座因矿而兴的小镇，于短短几年内迅速凋零。

　　在红茂矿务局鼎盛时期，洛阳镇的工业产值占环江县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矿务局不仅是当地最大的企业，也是最大的税收来源。

　　但矿务局的消亡则使得洛阳镇的工业体系瞬时瓦解。

　　根据环江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截至2023年底，洛阳镇共有法人单位144个，从业人员1784人，仅占全县的6.2%。

　　而作为县城所在地的思恩镇，法人单位有782个，从业人员12039人，占全县的41.6%。

　　两者之间的差距，一目了然。

　　洛阳镇，难以为继。

　　红茂矿务局被人为逐出历史之后，超过一半的矿工及家属离开洛阳镇，前往外地谋生。

　　随即，洛阳镇的人口急剧减少，从鼎盛时期的近十万人减少到现在的不到三万人。

　　曾经熙熙攘攘的职工生活区人去楼空，一栋栋楼房门窗破损，荒草从楼道里蔓延出来，仿佛一座被遗忘的"鬼城"。

　　在红山矿区、朝阳矿区、平寨矿区等地，曾经居住着数万人的生活区如今只剩下少数老人留守。很多楼房已经被夷为平地，剩下的也大多破败不堪，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此外，原本由矿务局负责维护的基础设施也因缺乏资金和管理迅速废弃。

　　金红、洛茂两条铁路，因无煤可运逐渐停运。

　　锈迹斑斑的铁轨和荒草丛生的普洛火车站，成为了时代的遗迹。曾经昼夜不停的火车汽笛声，再也听不到了。

　　矿区的道路、供水、供电、排水等基础设施，也因为年久失修，损坏严重。

　　道路坑坑洼洼，供水管道老化经常停水，供电线路老化停电如家常便饭……

　　公共服务也出现了严重的倒退，矿务局办的学校被移交给地方政府后，教学质量大幅下降。很多优秀的教师离开了洛阳镇，选择前往县城或市区的学校。

　　医疗条件更是一落千丈，比如红山医院，被移交给地方政府后，设备老化，人才流失，只能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稍微严重一点的病，人们都需要到环江县城或河池市区的医院去治疗。

　　5

　　作为曾经的桂西北重要的交通枢纽，金红、洛茂两条铁路在洛阳镇交汇，普洛火车站不仅是煤炭运输的重要节点，也是当地群众出行的主要方式。

　　随着红茂矿务局辉煌不再，金红、洛茂铁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2002年以后，这两条铁路陆续停止了客运和货运业务。

　　如今，金红、洛茂铁路的大部分路段已经被废弃。

　　铁路的死亡，令洛阳镇彻底丧失了交通枢纽地位。

　　现在的洛阳镇，对外交通主要依靠公路，国道253线贯穿全镇，但路况一般，经常发生交通事故。

　　交通的不便进一步制约了洛阳镇的经济发展。

　　没有便利的交通便很难吸引投资，工业和旅游业举步维艰。

　　失去工业支柱的洛阳镇，只能被迫转向以农业为主的发展道路。

　　当地政府开始推广油茶种植、砂糖橘种植、桑蚕养殖等特色农业，希望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只是，洛阳镇地处喀斯特地貌地区，土地贫瘠，水资源匮乏，发展农业的条件并不优越。

　　加之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大，收入低，根本无法与工业相比。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洛阳镇的农业虽然有一定发展，但始终难以重现当年的繁华。

　　2018年，洛阳镇甘蔗种植面积达0.92万亩，桑园总面积2.59万亩，产茧6.55万担，实现产值接近1.6亿元——这些产值，还不到红茂矿务局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况且，纵使农业产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也并未为当地创造太多就业机会，大多数农民仍然只能依靠传统的农耕生活，收入非常微薄。很多年轻人仍然选择外出打工，留在本地的只有老人和孩子。

　　近年来，当地政府也开始尝试发展乡村旅游，利用文雅天坑群等自然景观，吸引游客。

　　但由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旅游产业的发展非常缓慢，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

　　就拿油茶林套种红薯来说，这是当地政府推广的一种立体农业模式。

　　但事实上，这种模式的劳动强度很大，收入微薄，并在交通不变的地理制约困境之下反而会无限制放大一系列就业风险。

　　在洛阳镇的农村地区，公共交通条件困乏，很多村庄没有通公交车，即使有，班次也非常少，收车极早。

　　农民们出行主要依靠摩托车、三轮车和皮卡车。

　　而油茶雇主为了节省成本，通常会使用皮卡车拉人。

　　这样可以单次多拉点人，节省油费和时间。

　　在农村地区，超载实在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交警部门虽然也经常查处，但由于警力有限很难做到全面监管。哪怕查处了也只能罚款了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每一年，洛阳镇都会人因为皮卡、摩托超载而发生交通事故。

　　直到2026年5月16日，那个悲惨的夜晚。

　　当天，一名雇主组织了二十八名工人，在洛阳镇永权村肯任屯的油茶林里套种红薯。

　　这些工人都是来自洛阳镇周边村庄的农民，其中很多人是红茂下岗矿工的家属或子女。

　　工人们每天早上7点多就到地里干活，一直干到晚上7点多，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和休息时间。

　　一天下来，每个人只能挣到八十块钱左右。

　　收工后，有十三人自行返回，剩下的十五人则乘坐一辆皮卡车返程。

　　这辆皮卡车是雇主的，平时用来拉货，偶尔也用来拉人。

　　晚上8时许，皮卡车行驶到永权村肯任屯的一座漫水桥时，不幸坠入河中。

　　事故发生后，自治区、河池市和环江县立即组织了七百余人开展救援抢险。

　　但由于强降雨致使河水暴涨、河道地形复杂、水流凶险，搜救工作非常困难。

　　截至5月19日，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共造成十人遇难，五人生还。

　　除了超载运工的皮卡车，这起悲剧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注目：为什么是漫水桥？

　　漫水桥是一种在洪水期允许水流漫过桥面的桥梁，它的优点是造价低，施工简单。

　　但缺点也很明显：在洪水期，桥面会被淹没，根本无法通行。

　　在洛阳镇的农村地区，有很多这样的漫水桥。

　　比如永权村肯任屯的这座漫水桥，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它是连接肯任屯与外界的唯一通道。

　　由于当地政府财政困难，无力修建高标准的桥梁，只能修建这种低成本的漫水桥——洛阳镇政府2025年所有项目资金均来自上级转移支付，无一丝一毫本级财政投入能力。

　　洛阳镇去年一共做了三个较为“大型”的工程项目：永权村东财屯产业道路硬化、雅脉村腰尼屯道路硬化、农村电网综合改革——一共花费368万，全部来自上级转移支付。

　　我查不到洛阳镇政府部门去年的预算，可能未有完整公开，那么参考河池市同类乡镇如都安九渡乡1022万元、南丹罗富镇1550万元，我保守估计洛阳镇的年度总财力约1200-1500万元，且九成以上应该都用于为人员工资、办公经费等刚性支出，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几乎为零。

　　每年的雨季，那些一座座漫水桥都会被洪水淹没，当地群众出行非常不便，安全事故难以计数。

　　在有限的财政资金下，基层政府往往会优先考虑县城和主要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全忽视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种长期的投入不足，导致农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不堪，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最终，酿就了洛阳镇永权村的这场悲剧。

　　跋

　　十余名遇难者，他们都是为了生计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打零工的普通农民。

　　跋山涉水要去油茶林里套种红薯，不过是因为这已是他们在当地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挣钱机会。

　　早已失去工业三十年的洛阳镇，打零工的机会少的可怜，且工资很低。

　　主要的零工有建筑工、农活帮工、清洁工等。

　　一天的工资大多在50-100元之间，还不是每天都有活干，收入并不稳定。

　　这就是洛阳镇底层群众的真实生存状态：为了微薄的收入，他们不得不从事危险的工作，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跨过江河、翻阅崇山峻岭。

　　史册横亘三十载，让人不禁感叹：这真是两代人的命运轮回。

　　二十四年前，他们的父辈作为红茂矿务局的矿工，被无情的抛弃，于“去集体化”的时代大潮中举目无亲，自此流离失所；

　　二十四年后，新一代的洛阳镇人早出晚归、穿林沐雨，在油茶林里没日没夜的套种红薯，用点滴血汗挣取着极其微薄的收入，维持着艰难的生计。

　　二十四年前，被遗忘的一代人；

　　二十四年后，同样注定不会被铭记的又一代人。

　　就像这则新闻一样，很快很快，它就会消失在互联网的记忆里。

　　如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被永久的遗忘。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