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秦晓宇、汪涵对无产阶级苦难的消费

　　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因涉嫌美化犯罪、挑唆性别对立、违规在狱中拍摄等问题深陷舆论漩涡，作为电影出品人的汪涵，却在5月20日发表了一份切割声明，强调他只是挂名出品人，未参与制作。

　　然而，眼尖的网友很快发现，汪涵与《监狱来的妈妈》导演秦晓宇的合作已经长达十年之久，绝不是“挂名”那么简单。

　　汪涵与秦晓宇的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14年开始拍摄、2017年年初正式上映的讲述打工诗人故事的的纪录片《我的诗篇》。秦晓宇是总撰稿兼导演，而汪涵是该片的众筹出品人。

　　2018年五一，秦晓宇执导纪录片《炸裂志》宣布进入后期制作阶段，主持人汪涵再次以众筹出品人的身份出现。

　　此后，汪涵以总策划或出品人的身份，与秦晓宇有多次合作，例如2019年的《第一次离别》、2024年的《密语者》以及2026年的《监狱来的妈妈》。

　　汪涵的身份不仅仅是湖南卫视的主持人，还挂名多项省级官方身份，更曾与阿里系资本有过深度合作。

　　仔细观察汪涵与秦晓宇的合作不难发现，他们合作的作品大多是关注社会底层。对于汪涵这样一名游走于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掮客、社会精英，此举绝不仅仅是给自己打上“慈善”标签那么简单。

　　汪涵、秦晓宇们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作为他们合作开端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就是一个典型的分析样本。

　　2015年6月，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首次设立的金爵奖最佳纪录片颁给了纪录片《我的诗篇》。资本家、媒体人、知识分子、工人和小市民齐聚一堂，走红毯、发礼品、“华董会”入会、老板们朗诵工人诗歌，编织出了一幅魔幻的画面。

　　尽管当年是泛左翼的朋友推荐笔者观看这部所谓的“关注工人”的纪录片，但看过之后，笔者却感觉非常愤懑。

　　这里首先直接亮明笔者的观感：

　　《我的诗篇》顶着关怀工人和农民工群体的光环，却并不是真心站在工人立场、为工人发声，只是粗糙地将六位工人诗人的轨迹罗列出来，把工人苦难做成“猎奇景观”，满足精英的怜悯感与阶层优越感。它不是在尊重工人而是在践踏工人的尊严；它不是在反映现实，而是在文过饰非；它不是为了唤醒工人的阶级意识，而是以展现工人文化为名，行去政治化之实；它丝毫不讲最本质的资本剥削，只将工人的痛苦归为个人命运、抽象社会或贪官。

　　《我的诗篇》开头讲起富士康跳楼事件，作为一部所谓的纪录片不去展现异化劳动是如何摧残工人的，只是浮光掠影地回顾了一下事件，然后以一句画外音“但悲剧仍然在延续”，突然跳转之彝族青年吉克阿尤过年回到老家四川凉山。影片着力展现了凉山的贫困，然后借吉克阿尤之口说：“在外打工的人就学不了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传承不了祖规，就越来越不像彝族了……自己不去保护自己的文化，慢慢的自己的民族文化就没有了，现在连一个祭师都找不到了。”在接下来的情节诗歌《家园狂想曲》里，影片再次重复：“祖传的游戏，正在孩子们中间消失。”

　　这很符合资产阶级的文化精英对旧宗教和旧文化一贯的“美好想象”。他们看似在反思“现代性”、充满“人文关怀”，却无视旧宗教、旧文化在封建社会是如何充当吃人工具的，暗戳戳地将矛头对向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民主改革和土地革命。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花一些篇幅，介绍一下凉山的历史，，熟悉的朋友可以直接略过小字部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首先在凉山地区废除了民族压迫政策，帮助少数民族的贫民修路、建房子、发展生产，甚至直接调拨粮食和生活物资，扶危济困。1956年2月9日，凉山地区正式开始民主改革和土地革命，全面废除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劳动人民的土地所有制。

　　昔日受尽压迫和歧视的农奴当上了生产队长，这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仅仅在土改过程，凉山州就发展了376名中共党员，567名共青团员、锻炼并培养了州县区乡各级干部5668名；州内每个县都成立了劳协会，其成员达103万人……

　　1956年6月，西昌专区已成立农业社4497个，入社农户占农户76.6%；1958年9月25日，凉山州第一个人民公社——昭觉县南坪人民公社建立，凉山州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并试办33个人民公社。

　　农业合作化显示出了组织化劳动和管理的优势。笔者曾经亲身走访过凉山农村地区，当地大部分的平坝耕地都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辟出来的。50年代政府组织了村民去挖沟、修渠、排水、整地，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平坝耕地。不少老人依然记得以前生产队的口号：“山上戴帽子，山腰拴带子，山脚穿袜子”。“戴帽子”指保护森林，绿油油的；“拴带子”指堰渠通水；“穿袜子”指土地改造，搞条地沟，把几个大队的沟连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一套非常全面和系统化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思路。

　　1960年1月，中共西昌地委在全区开展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运动；至年底全区共生产改良化、半机械化工农具110多种，22万余件，建立农业机具厂183个；1963年11月16日，凉山州21个水利骨干工程开始施工，受益农田将达到7万多亩；1964年3月12日，中共西昌地委、各县县委和专县机关抽调960名干部在全区24个点建立试验田，计划试种棉花、花生、甘蔗、烤烟等经济作物548.81亩；1965年11月，凉山州有1600多个高级社建立了良种基地，先后从成都、温江、广东等地调入水稻、小麦良种10万公斤；1980年4月，全州共榨蔗91900吨，白砂糖产量首次突破万吨大关，产糖10080吨。

　　到1978年，凉山州全州建稳产、高产农田35万多亩，有效灌面38万亩，喷灌6万多亩，集体经济时期凉山州社会经济逐年增长。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农村工业化被提倡，鼓励社队企业利用本地资源、集中农业剩余发展加工业和小型工业，社队企业吸纳了大量富余农村工人就地安排就业。

　　凉山地区的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是在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特别是三线建设的过程中被带动发展起来的。

　　1958年8月15日，冶金部建立了西昌钢铁公司筹备组；1964年，毛主席正式作出三线建设决策。1964年5月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攀西地区“三线建设”上马。“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除攀枝花钢铁基地因从西昌专区划出外，磨房沟电站、军民两用飞机场、卫星发射基地，还有成昆铁路的367公里路段，都在西昌、凉山州境内，三线建设的历史就这样在凉山大地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解放前，凉山境内没有现代工业，仅有4家濒临绝境的小工业企业。从50年代后期开始积极发展现代工业，特别是国家在西昌地区进行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带动了凉山的地方工业发展，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西昌建成了中央属的重点项目、中国最大的冶金中试基地——冶金部410厂，曾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重大科技成果奖。

　　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凉山州已建水电站1480座、机组1547台、装机容量59830千瓦，加上省属磨房沟电站，装机容量达到97330千瓦。农村小水电站的建设，六七十年代在省内外已小有名气，“文革”中还参加过“广交会”的展览，被誉为“彝乡明珠”，少数民族群众称赞这是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幸福光”。

　　从上世纪50年代零的突破到70年代末，凉山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已发展到313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发展到939个，职工总数达到46003人，工业总产值24800万元，为1949年的47.3倍。

　　有了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反哺和扶植，凉山州的农业机械化和社会企业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吸纳农业富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地区经济不平等的有效举措。1970年6月，冕宁县农机厂试制成功地区第一台水稻插秧机；1974年4月，凉山州农机厂制造的2-4号水利启闭机送展广州交易会，河南省水利局选定为援外配套产品；1976年1月24日，西昌农业机械厂完成铸钢外结晶技术改造项目，获得西昌地区科技成果一等奖；1980年12月，凉山州农机一厂试制的“拖靶机”获得成都军区科技成果四等奖……

　　80年代初，集体经济组织解散后，凉山彝族农民转向了寻求家支和邻里合作，以至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小凉山地区出现了一股搬迁潮，人们通过相互调换土地的方式，与自己的家支成员聚居在同一村子，形成了今天以一个或少数几个家支构成村落主体的局面，传统血缘政治力量得到了恢复甚至是加强，与之相伴随恢复的是血统等级婚姻和习惯法，甚至出现了以家支为纽带掌控村落公共事务和利益分配；社队企业逐渐转变成了私人承包的乡镇企业，以家支为纽带的工头制度使得企业得以顺利实现以灵活雇工的方式获取廉价的劳工，工头成为先富群体；而原本因为社会进步出现的大量新增人口很快成了“剩余劳动力”，辗转去到了长三角、珠三角，出现在了富士康的生产线上。

　　《我的诗篇》罔顾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无视凉山在八十年代以后返贫的真正原因，更不去揭示资本异化劳动对新工人群体的肉体和精神摧残，反而借着工人的口，去怀念什么“祖规、祭师”。

　　《我的诗篇》的画外音中不断涌现出来的诸如“灵魂”、“地狱”、“宗教”等词汇，满足小资产阶级精英自怨自艾的文化恶趣味，充斥着另一种更加腐朽的消费主义，于是“工人写诗”也成了被他们猎奇消费的对象，成了小资消费的“情怀商品”：

　　乌鸟鸟在招聘会上向用人单位介绍自己：“我会写诗歌，如果你们有内刊的话，我可以做内刊编辑，另外，我也会开物流用车，当司机也可以。”

　　服装厂女工对着镜头念她写的诗《吊带裙》：“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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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些，笔者尴尬得脚趾头都要抠出三室一厅了。工人当然有写诗歌的权力，但作为榜样性的工人诗歌展现出来的，应该是他们用诗歌展现自己的劳动、生活与抗争，而不是被小资产阶级荼毒的那些自我感动。

　　在影片的后半段，许立志的家人失声痛哭，老父亲伤痛地惋惜，写诗是以前传统社会文人做的事，写诗写得好，可以做官，但是现在写什么诗呢？写诗有什么用呢？

　　招聘会上念诗的乌鸟鸟，面对面试人员的质疑回答说：“美好的东西很多人都在写，肯定要与众不同，然后才能突出自己的价值啊！”这里写诗仅仅是为了突出个人的价值。

　　影片的后面，乌鸟鸟寄语他的孩子：“希望你以后可以好好做人，好好读书，以后可以考上好的大学，不至于像你爸爸一样，没有实力，永远只能做一个工人，也赚不了多少钱。我希望你能通过你的努力，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未来，获得很好的生活。”

　　到这里，工人故事又一次被包装成个人奋斗、读书逆袭、脱离工人身份的励志叙事。

　　新世纪以来，有一批一线工人，个体的血泪与呐喊，汇成了一部震撼人心的“打工史诗”，例如郑小琼记录珠三角女工的真实命运的《黄麻岭》、《铁》，梁彦选以矿工生活为背景，充满阶级意识与反抗精神的《挖煤工》，陈年喜书写矿山深处的危险与乡愁的代表作《炸裂志》……

　　然而，纪录片《我的诗篇》在工人诗歌的选取上，却是别有用心。他们敏锐地发现了工人诗歌，在工人通过诗歌形成阶级自觉之前先行一招，主动介入到工人文化的塑造中来，从而避免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

　　到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内中的行为逻辑其实是一致的。

　　且不说电影本身歪曲事实的行为，电影导演秦晓宇曾经宣发阶段要求男性观众反思。

　　为什么要求男性把电影当作镜子去自我反思呢？家暴又不是什么“男性特权”。

　　根据多个权威机构的统计，在中国，约有19.9%的男性曾在生活中遭受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这意味着，大约每5位男性中，就可能有1位是家暴的受害者；有数据显示，曾遭受配偶精神暴力的男性比例约为22.7%，与女性（24.5%）非常接近。

　　家暴的本质绝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或所谓“脾气不好”，而是根源于私有制、阶级压迫和由此衍生出的性别不平等结构。 家暴的根源在于权力支配关系，而非单纯的性别差异。在一个家庭内部，无论男女，都可能成为这种病态权力结构的施暴者或受害者。

　　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了剥削、失业、贫困等各种结构性暴力，工人在生产中遭受压迫、异化和精神摧残，却无力反抗。这种负面情绪会像气压差一样，在回到家庭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后，朝着更弱者（配偶、子女）释放。当男性在阶级社会中受挫，未能成为“成功”的经济支柱时，同样可能遭到伴侣基于经济逻辑的羞辱、贬低和全盘否定。

　　当家庭成员被物化为“赚钱的工具”或“不挣钱的累赘”时，尊重就消失了。施暴者对受害者施加暴力时，往往伴随着一种极端的物化思维：“我养着你，你就得听我的”，或者反之，“你挣不到钱，就是没用”。这种将人的价值等同于商品价值的观念，是精神暴力的直接催化剂。

　　《监狱来的妈妈》的真实案件原型中，据共同租住的证人提供的证词，赵晓红在家从来不做家务，偶有小矛盾就发生口角，这正符合抑郁症的典型症状——幻想透过婚姻提升阶层而目标没有达到，就认为不值得对家庭和配偶给出任何付出，还动辄对配偶进行精神摧残。

　　《监狱来的妈妈》同样是在消费底层苦难，而且它不去揭示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反而单方面的站在女性立场，对男性横加指责、要求男性反思，将家暴归因于男性，这不就是在挑唆性别对立，掩盖真正的结构性暴力吗？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