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的异化：从思想变成权力工具

　　在如今的互联网语境，儒家往往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词语，大多数人提到儒家，第一反应就是封建、等级、服从以及维护统治，似乎儒家天然就是一种为权力服务的思想体系，甚至有人会把我国历史中的经常出现的压迫结构全部归结于儒家本身，这种想法当然很正常，毕竟翻开历史书儒家与压迫可以说是紧密相连的，但如果让我们从头开始，回到春秋时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儒家”，真的等于最初的儒家吗？

　　春秋时期的儒家本质上诞生于礼崩乐坏的时代，周王室衰弱，中原上诸侯混战，旧的秩序开始慢慢瓦解，整个社会都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便出场了，他们的核心目标并不是单纯维护统治，而更像是在寻找一种重新稳定社会秩序的方法。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早期儒家非常强调“礼”“德”以及人格修养，希望以这种方式稳定这个动荡社会，也就是对于中原崩摧的回应。

　　很多人会觉得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太老保封建了，属于天然维护等级秩序，但实际上在春秋时期，这种秩序本身已经开始崩坏。儒家所试图恢复的，并不仅仅是权利结构，更是一种社会运行的稳定性。甚至某种程度上，早期儒家还带有一种“以德约束权力”的倾向，也就是“仁义礼智信”不仅仅是约束布衣百姓，也同时约束王公贵族，对于统治者而言“以政为德”便意味着统治者并不能只依靠暴力和权力维护统治，也必须要具备某种道德合法性，而“士可杀不可辱”这种观念，则有体现出士人本身的人格意志，而非单纯的权力工具。

　　简而言之，早期儒家虽然强调秩序，但它并不完全等于后来人们印象中的绝对服从，儒家真正的变化或者可以称之为“异化”，其实发生在儒家进入国家权力体系之后。

　　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第一次从思想学派正式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而一旦思想成为国家正统，它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功能变化，因为此刻儒家所面临的问题就不再是如何思考世界，而是如何治理帝国。顺便一提笔者认为墨、道、杂、农.....这些思想学派的幸运恰恰就在于没被统治工具吸收。

　　这时候的儒家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政治功能，比如维持秩序、规范伦理、稳定统治、构建国家合法性等等。于是儒家朱建聪一种道德思想变成了一种治理技术，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儒家内部原本复杂的思想部分开始被不断筛选，帝国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具有批判性的儒家，而是一个能够维持稳定统治的儒家。于是那些强调服从、伦理、等级以及忠孝的部分被不断强化，而一些原本具有主体性、批判性乃至独立人格精神的部分，则逐渐被边缘化。

　　这其实也是很多思想进入权力体系后都会发生的问题，因为思想一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它便不再只是思想本身。于是后世的儒家开始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秩序化的倾向，尤其到了宋明之后，随着理学的发展，儒家进一步强调道德纯洁、伦理规范以及社会纪律，这种趋势并不只是儒家思想自身演变的结果，同时也与帝国治理需求密切相关。

　　因此后世很多人所接触的儒家，其实已经不是春秋时期那个充满思想竞争环境中的儒家，而是经过千年国家结构不断塑造后的“国家化儒家”，孔夫子被董仲舒请到了国家的最中央，不过孔夫子早就在请上台的那一刻就死了。笔者很喜欢那十年运动的一句话：砸烂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当然这并不是说儒家本身没有问题，事实上儒家内部确实存在着大量容易被权力吸收的结构，例如对于秩序、伦理和等级关系的强调，这些本身就天然适合进入国家治理体系，但问题在于很多人会误以为后世儒家的所有面貌，就是儒家本身的样子。然而历史中的思想，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权力结构以及社会需求不不断发生变化。

　　因此后世儒家已经不完全只是儒家，而更像是帝国治理结构与儒家结合后的产物，在今天关于儒家的争论，大多数都是在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有的人在谈论春秋时期的思想传统，有的人在谈汉代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有的人则在谈论明清时期的伦理结构，这些都可以说是“儒家”，但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东西。在这突然想到拉康提出“回到弗洛伊德”，回到弗洛伊德那个时候重读他的文本，来纠正对于精神分析的谬误，那笔者觉得如果要认识儒家是什么，我们也要“回到春秋时期的孔子”，才能尽可能的剥离权力工具对其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