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迪·布朗：抵抗左翼忧郁症
作者：温迪·布朗（Wendy Brown）
来源：boundary, Vol. 26, no. 3 (1999)
翻译：赵丁琪
过去二十年间，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始终提出一个观点：左翼陷入危机，根源既不在于左翼行动者与学界内部的派系分歧，也并非右翼巧言善辩、资金运作的结果。他直言，右翼势力得以崛起，本质是左翼自身未能认清时代特征，也未能构建起契合当下的政治批判理论与道德政治愿景。
在霍尔看来，撒切尔、里根代表的右翼思潮抬头，只是左翼失灵的表征，而非根源。同理，左翼对文化政治抱持轻视、猜忌的态度，并非坚守原则的体现，反而暴露出其思想观念早已落后于时代，也折射出左翼不愿革新固有思维的恐惧与焦虑。
但这份恐惧与焦虑，究竟源于何处、如何演变？我们又该如何深入剖析？限于篇幅，本文无法面面俱到，仅聚焦其中一个维度——数十年前瓦尔特・本雅明所提出的左翼忧郁。
想必多数读者都了解，本雅明并非全盘否定悲伤的价值，也不认为沉湎于失落只会带来消极影响。恰恰相反，他充分肯定悲伤、倦怠与追思之于政治、文化创作的建设性意义。在研究波德莱尔的过程中，本雅明甚至将忧郁视作一种创作的灵感源泉。
而左翼忧郁，是本雅明明确用以批判一类革命者的概念：这类人执着于固有的政治分析、过往理想，哪怕理想已然破灭，也不愿把握当下开展激进变革的可能。本雅明极力主张以辩证视角把握 “当下” 的历史内涵，在他的理论中，左翼忧郁首先表现为拒绝正视现实、无法跳出 “空洞时间观” 与 “线性进步论” 解读历史；同时，它也是一种对过往政治身份与过往羁绊的病态自恋，这份自恋，远超过人们投身当下政治动员、缔结联盟、推动社会变革的热情。
忧郁情绪本身极具讽刺性：人们沉溺于对逝去事物的悲悼与眷恋，彻底压倒了走出伤痛、拥抱当下、卸下精神重负的意愿。这也决定了，忧郁并非面对死亡与失去时短暂的情绪反应，而是一种持久的精神状态，一种固化的欲望结构。
弗洛伊德在 1917 年探讨忧郁症时，指出了它的另一显著特征：忧郁所对应的失落，比普通的哀悼更偏向精神层面。眷恋的对象或许并未真正消亡，却已然失去了被热爱的价值。此外，忧郁者往往说不清自己究竟眷恋对象的哪一部分、又因何失去；这一点与普通哀悼形成鲜明对比：哀悼者清楚知晓失落的缘由，而忧郁者的失落，往往潜藏在无意识之中。
诱发忧郁的这份失落，大多难以言说、无法直面。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忧郁者往往自尊低落、深陷绝望，甚至萌生求死之心。他们会将对昔日所爱对象的不满（不满对方无法契合自己的理想化想象）转向自身。如此一来，即便深陷失去的痛苦，他们内心对原有对象的爱慕与理想化想象，却依然得以保留。
那么，本雅明为何借用这一情绪理论，来剖析左翼群体的精神困境？本雅明并未给 “左翼忧郁” 下过精准定义，他将其作为批判用语，指向一类群体：他们固守陈旧的情感与理念，远胜于拥抱当下政治变革的机遇。
本雅明格外关注忧郁者对 “物象” 的执念。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他写道：“忧郁者为了求知，背弃了现实世界。” 也就是说，忧郁者将自己珍视的信念、回忆转化为一种僵化的 “物”，甚至让知识本身也带上了物化的特质。他还有另一番表述：“忧郁者深陷自我冥想，在沉思中拥抱已然僵死的事物。” 简单来说，忧郁执着于 “物化的旧世界”，这本质上是一种恋物式逻辑，自带保守倾向，也让人脱离现实人际联结——而这一切，都内嵌在忧郁的精神逻辑之中。
本雅明在评析魏玛共和国左翼诗人埃里希・凯斯特纳时，首次提出 “左翼忧郁”。他评价道：陷入此种状态的左翼人士，将自身的情感也变成了有形之物，“他们把玩昔日精神遗产的残迹，引以为傲，一如资产阶级把玩手中的物质财富。” 我们渐渐开始迷恋自己的左翼立场、理论、信念与激情，这份迷恋，超过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关切，也超过了我们对理想未来的追求——而我们本应依靠这些理念去改造现实、奔赴未来。
简言之，左翼忧郁，就是左翼人士陷入的一种状态：沉湎过往、思想保守、一味怀旧，让曾经的信念、立场、人际联结彻底僵化、物化。结合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这种精神困境，往往源于某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某种被压抑的理想。在当下，这份失落便投射在 “左翼”“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 这些概念之上。
放眼当下，左翼经历的失落数不胜数，有迹可循的、无从言说的困境交织在一起。社会主义政权解体、马克思主义遭遇合法性危机，尚且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失去了统一的分析框架与联合运动；阶级、劳动不再是政治分析与社会动员不容动摇的核心支点；历史线性前进、必然进步的观念走向瓦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也再也没有一套具备现实可行性的替代方案。
层层失落之上，新的困境接踵而至：国际乃至本土的左翼社群纽带日渐涣散；人们不再坚定地评判现存社会秩序；也不再拥有丰满的道德与政治愿景，用以指引、支撑政治实践。因此，左翼的痛苦，不仅源于一场运动的落幕、一个历史机遇的错失，也源于理论体系与经验认知的崩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的迷失。对此，许多左翼人士都坦然承认，却又束手无策。
但在层层失落的内核之中，在左翼的政治无意识深处，是否还藏着一份不愿直面的遗憾？那便是曾经的信念：左翼理论与左翼理想，能为追随者指明一条通往善、正义与真理的清晰道路。这份信念，曾是身为左翼一员的快乐源泉，塑造了左翼者的自我认同，也维系着同路人之间的共情。倘若放弃这份精神寄托，就意味着彻底颠覆我们理解政治、建立政治认同的根基。如此一来，我们是否注定深陷左翼忧郁？而这种忧郁，带来的不仅是精神痛苦，更会酿成自我毁灭的结局。
弗洛伊德还有这样一段论述：“当人无法放下对原有对象的爱，便会以自恋式认同的形式将这份情感转移。继而，恨意会投向这个替代对象：贬低它、折磨它，并从它的痛苦中获得施虐的快感。” 如今我们需要追问：左翼的这份 “替代对象” 究竟是什么？我们在迁怒于谁、迁怒于什么，才得以继续美化那份早已破灭的左翼理想？我们在指责什么，才得以回避理想落空带来的失望，死守左翼昔日的承诺？
梳理近年来左翼内部的争执与攻讦，能看到两种主流的指责对象。第一种，是各类文化政治、身份政治。左翼内部一部分人指责：以种族、族裔、性别、性取向等身份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刻意回避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无视阶级这一核心范畴；同时还割裂左翼力量，让联合行动无从谈起。
第二种，则是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类被包装成政治理论的新潮文学理论。相关指责也屡见不鲜：这类解构性理论，颠覆了对主体、真理、社会运行规律的传统认知，既无法构建一套逻辑自洽、贴合现实的世界观，也动摇了左翼价值理念所谓的客观根基。
当下左翼力量涣散、立场分裂、方向迷茫，这两类思潮常常被视作罪魁祸首。这已是老生常谈。但以 “左翼忧郁” 的视角重新审视，便能清晰看到其中的情绪转嫁：我们不妨追问：左翼传统理论与正统观念早已日渐式微，为何人们不愿直面这一现实，反而一味嘲讽身份政治与后结构主义？
当我们哀叹传统左翼理论失去青年认同、丧失政治影响力时，这份哀叹背后，何尝不是对旧有正统观念的自恋式固守？当我们把理想破灭、承诺落空的责任推给其他思潮时，何尝不是在刻意保全对旧日左翼愿景的幻想？而在左翼早已不复往日形态的当下，我们却执着于将它固化为一个 “既定之物”，沉溺于它曾经辉煌的虚幻记忆。
我们再回到霍尔对当代左翼困境的政治分析。霍尔认为，过去二十余年间左翼的溃败，核心原因是左翼整体无法认知、适应所处的时代。而左翼一味抨击右翼势力、或是内部相互攻讦——指责反种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酷儿运动参与者、后现代主义者、固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只会让困境不断延续。
在霍尔看来，左翼的失败，不只是因为固守 “资本决定论”“阶级中心论” 等陈旧分析范式，更深层的桎梏来自僵化的思想：部分左翼秉持一种狭隘的唯物主义，刻意无视主体、主观意识、话语与符号的价值。
两种问题叠加，后果更是致命。霍尔在《复兴的艰难之路》结尾处写道：“左翼的宗派对立，一方面源于我们被动防御，死守早已脱离时代的政治经济框架（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与二战后的旧模式）；另一方面，也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它早已超越理论范畴。我们始终相信，存在一条单一、不可逆的政治发展逻辑，由‘经济’‘资本’这类抽象力量主导，走向预设的终点。但撒切尔主义的实践恰恰证明：政治运作更近似语言逻辑 —— 只要愿意尝试，永远可以换一种表达、换一种路径。”
资本的运行规律固然划定了政治发展的边界，但政治本身 “要么依托意识形态展开，要么便无从谈起”。用霍尔精炼的总结来说：政治并非反映民意，而是塑造民意。
此处需要厘清：霍尔并非认为意识形态可以决定全球化走向，而是指出：意识形态会利用全球化服务于特定政治目标。当一套意识形态取得主导地位，其配套的政治、经济策略，便会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塑造出新的政治经济形态。
“如今我们逐步迈入后福特主义社会，部分理论家将其称作‘无序资本主义’，或是‘弹性专业化’时代。解读当下变革可以发现：‘私有化’是撒切尔主义利用这一时代趋势的手段，它将时代潮流纳入自身的经济、政治策略，并用一套专属的价值理念加以包装。在一定程度上，撒切尔主义成功将自身的历史、政治、文化、性别逻辑，与当代资本主义最核心的发展趋势相结合。这也让它极度自负，在意识形态上洋洋自得，仿佛‘历史永远站在自己一边’，顺应着未来的必然走向。
反观左翼，面对社会结构分散、价值多元的时代趋势——而这种趋势本未必会阻碍民主化推进——左翼没有重新规划经济、政治、文化策略，反而一味抗拒。仅仅因为撒切尔主义接纳了这一趋势，左翼便全盘否定、划清界限。还有什么做法，比这更让自己沦为时代的落伍者？”
倘若当代左翼一味固守旧时代的理论框架与话语范式——在那个年代，统一的社会运动、整体性社会构想、以阶级为核心的政治分析，尚且具备现实解释力与实践价值——那么左翼实质上已然沦为历史中的保守力量。它不仅误读当下现实，更在本该拥抱变革、敢于突破的实践内核中，植入了因循守旧的思维。
本雅明评析凯斯特纳时，精准描绘了这种状态：“这位诗人满心怨怼、郁郁寡欢。而这份沉重，源于日复一日的循规蹈矩。深陷刻板常态，便意味着磨灭了个人性情，也丧失了本能的厌憎之感。人也因此心事重重。”
霍尔也曾结合左翼对撒切尔主义的态度，阐述这一困境：
“我还记得1979年大选，彼时卡拉汉已是强弩之末。面对撒切尔夫人的攻势，他错愕地感叹：‘她要将整个社会连根拔起。’在社会民主主义的话语体系里，这是无法想象的举动——这是对现有秩序彻底的激进挑战。
可现实是，传统观念、世俗礼法与道德规训，早已深度渗透进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核。许多人表面上奉行激进的政治纲领，内心却被彻头彻尾的传统思维所支配，这已是常态。”
保守思维并非左翼独有，但在当下，它变得愈发突出、危害加剧，诱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左翼将传统立场包装成正义的防线，用以对抗撒切尔、里根、金里奇主导的右翼变革（拆解福利国家、公共服务私有化是其典型举措）；第二，文化政治、尤其是性别政治的兴起，冲击了传统左翼框架；第三，社会主义政权解体，让左翼的政治经济理想彻底丧失公信力。
多重因素交织下，当代左翼的核心诉求逐渐收缩：一方面死守新政自由主义传统，极力捍卫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单纯维护公民自由。简言之，如今的左翼沦为单纯的 “守护者”：守护现有的自由与权利，却既不批判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支配与压迫，也不反思这些自由与权利在当代资本主义格局中的局限性。
当保守思维，叠加左翼对平等理想、解放理想的信念崩塌——而平等与解放，正是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分配模式、生产模式的核心根基——左翼的危机便彻底陷入无解。最终形成的局面是：左翼既无法深刻、激进地批判现实秩序，也提不出一套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
更令人忧虑的是：当下的左翼，愈发沉溺于自身的无力与失败，而非着眼未来、挖掘潜力；安于边缘处境，而非心怀希望。它深陷对过往岁月的忧郁执念，昔日理想如同幽灵徘徊不散，整个群体的欲望逻辑一味向后追溯，充满自我苛责。
我们该如何挣脱左翼忧郁与保守思维，重拾根植现实的激进批判精神与长远视野？这种精神，要求我们直面彻底变革社会的可能，而非畏缩退却。同时我们也要清醒：无论是全盘革命，还是历史自动向前的神话，都无法帮我们实现全新的理想。
我们该树立怎样的政治希望？不再虚妄地坚信 “历史站在我们这边”，也不再想当然地认为民众会天然认同新左翼的价值理念。我们能构想怎样的政治经济秩序？它摒弃全能管控，也拒绝乌托邦空想；远离高压压制，也不走向绝对放任；既摆脱经济贫困，也避免文化单调。我们又该如何汲取社会主义关于尊严、平等、自由的理想养分，同时认清：这些理想诞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无法直接套用于当下？
我剖析当代左翼的忧郁逻辑，并非主张用心理疗愈解决政治困境。但我们必须正视：那些支撑我们坚守左翼理论、投身左翼事业的情绪——因理想破灭、方向迷失而生的悲伤、愤怒与焦虑——往往会让看似进步的政治目标，滋生出保守、甚至自我毁灭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