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谈日本“再军事化”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近年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组极具讽刺意味的对照正愈发清晰，作为二战战败国，受《波茨坦公告》、《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宪法刚性约束的日本，积极发展军力，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欧洲勾连，以体系化、加速度的节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大步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反观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二战战胜国，开展合乎国家安全需求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却屡屡遭到刻意抹黑与外部围堵。这样的反差，并非国际法体系失效，而是霸权逻辑同二战战后国际秩序持续碰撞博弈的现实投射。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军备解绑，并非一朝一夕的异动，而是长期暗流涌动的结果，高市早苗2025年10月就任首相之后，扩军进程骤然提速，呈现出法理重构、组织迭代、战力扩张、舆论叙事包装四位一体的推进特征。

　　在军事组织与实战能力层面，突破防卫原则，发展进攻武器、并出口。2026年一季度，自卫队完成建队以来规模最大的指挥架构改组；同年6月末，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航空宇宙自卫队，新设宇宙作战集团，作战疆域拓展至外层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防卫预算连续14年保持增长，2026财年防卫经费攀升至9.04万亿日元，首次突破9万亿关口。经费重点倾斜于远程反舰导弹、高超音速武器、无人作战装备的采购研发，同时持续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进攻性军备属性不断凸显。

　　政治法理层面，自民党再度重启修宪议程，意图将自卫队写入宪法条文，或是删除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相关表述，谋求创设正式“国防军”；2026年4月，日本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解除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的限制。舆论话语层面，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在国会抛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论调，将“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半官方化，为将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预埋法理借口。整套操作复刻了极具历史警示性的旧逻辑，作为战败国却颠倒黑白，好像自己是受害国，反倒刻意渲染炮制“中国威胁论”，借外部威胁为本国扩军寻找合理性，再将突破战后秩序的行为包装为追求“国家正常化”。

　　审视日本右翼的种种动向，国际社会并非没有约束工具，《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至今依旧是悬在日本头上没有熄灭的红灯。《联合国宪章》第53条、77条、107条共同构成针对二战轴心国的约束体系。第53条第1款明确，针对敌国再度推行侵略政策采取的处置举措，在联合国具备处置能力之前，无需预先取得安理会授权；第77条规定，二战中自敌国剥离的领土可以纳入托管制度；其中第107条最为关键：宪章不取消、不禁止二战反法西斯签字国政府，针对二战敌国因战争问题采取或者被授权实施的各类行动。

　　通俗来讲，倘若日本再度出现侵略行径乃至侵略筹备动作，中、俄、美、英、法五大反法西斯创始国，不必经由安理会表决，就可以采取强制乃至军事手段予以应对。这是宪章留给战胜国的紧急制动机制，绝非象征性条文，具备实实在在的法理效力。2026年8月17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呼吁日本正视研读《联合国宪章》107条；时隔四十八小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上公开认同俄方立场，重申敌国条款对于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重大现实意义。在日本加速修宪扩军的关键节点，中俄同步重提这一条诞生八十余年却尚未删除的法条，绝非简单外交话术，而是一次精准的法理定位与警示。

　　日本为挣脱这套历史法理枷锁，右翼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便开始系统性推动剔除敌国条款的舆论运作，主要炮制两套说辞，但两套逻辑都存在明显漏洞。第一套是“非敌国论，入联即洗白”。其逻辑是，联合国第四条要求会员国应当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日本1956年加入联合国，就代表已经被认定为爱好和平国家，不再属于宪章意义上的敌国。这一说法漏洞百出，强词夺理，宪章文本从未写明，加入联合国就自动消解敌国相关身份，两种身份可以并行存在；联合国接纳时“爱好和平”的身份认定，会随国家实际行为发生逆转，高市内阁上台之后一系列扩军挑衅举动，恰恰印证了法条的前瞻性；会员国整体平等，并不代表取消制度层面的身份差异，五常否决权本身就是制度差异化安排，拿会员国普遍性否定敌国条款效力，属于偷换概念；日本加入联合国的前置条件，就是全盘接受《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日本投降书》确立的战败国义务，不能享受会员国身份红利，却单方面撕毁历史履约责任。

　　第二套论调为“联大决议过时论”，声称1995年联合国第50/52号决议已经宣告敌国条款失效。事实同样站不住脚，联合国大会决议不能直接修改宪章正文，删除敌国条款，必须严格履行宪章108条程序，需要三分之二会员国同意，并且全部五常完成国内批准流程。1995年联大决议仅仅表达未来考虑启动修法程序的意向，修改程序从未落地；决议判定条款“时过境迁”的前提，是敌国不再具备侵略威胁，而日本2025至2026年的系列举动，直接推翻该前提；当年联大的善意，建立在村山谈话这类历史反省表态之上，如今日本当局美化侵略历史，回避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慰安妇等历史罪责，原有政治基础早已荡然无存。不少国际法学者评价，这一套约束条款永远不应被废弃，它不是针对日本一国的歧视，而是人类吸取一战后对德约束轻易瓦解的历史教训做出的制度设计。

　　同时，需要厘清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第107条，不等于五常可以随意对日本动用武力。法条触发前提，是敌国重新实施侵略政策或者开展侵略准备，行动主体也限定于二战承担反法西斯责任的政府，属于备用管辖权，并非日常状态下的行动授权。正因如此，中俄2026年8月的外交操作克制而富有策略，坚持“不激活，但常亮警示红灯”。俄方率先点出107条，把日本拉回战败国应当恪守战后秩序的原点；中方接续表态，联动东京审判八十周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一整套历史法统，抢占道义制高点。双方没有宣布启动法条效力，也没有提出具体军事行动，却清晰传递信号。日本每一次修宪试探、每一次炒作“台湾有事”、每一次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都在让休眠的107条被进一步唤醒。这套策略成本低廉，战略收益可观，日本越是急于辩驳条款无效，越是反向印证法条对其依旧具备约束力。

　　面对日本再军事化，叠加美日澳印“印太”军事捆绑的现实，中国采取实力划定底线、经贸精准约束、道义抢占制高点，多维协同的复合应对路径，摒弃简单情绪化对抗。军事层面，以常态化军事存在抬高对手的冒险成本。2025年12月中俄开展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绕飞日本列岛；中国海军编队常态化穿行宫古、宗谷海峡，在相关海域开展实弹演训，055大型驱逐舰等主力舰艇持续现身相关海域，清晰释放信号：日本扩军每往前推进一步，自身所要承担的地缘战略成本就同步抬升。

　　经济层面，用好两用物项管制，精准打击其军工供应链短板。2026年1月6日商务部发布公告，禁止向日本军事机构、军事用途，以及一切能够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终端场景出口相关两用物项。2026版《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覆盖稀土、镓、锗、锑、无人机、特种传感器等上千类物资。日本军工产业高度依赖上游关键原料，镝、铽这类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外部进口，高纯镓、军工钨粉对外依存度同样居高不下。管制落地之后，部分军工级物资对日出口归零，三菱重工、IHI等企业被纳入管控，多款导弹、战机升级维护项目承压。这并非全面贸易对抗，坚持军用领域截断、民用领域保留通道，管制节奏与日本扩军步伐精准对应。

　　外交层面，法理斗争与团结全球南方双向发力。在联合国场合持续援引敌国条款，锚定日本战败国的身份与履约义务；持续推进金砖扩容、协调全球南方立场，延续沙特伊朗和解这类外交成果，消解美日小圈子对国际规则话语权的垄断。团结更多国际力量，是更高阶的博弈智慧。

　　敌国条款于中国而言，绝非尘封的历史古董，而是一套完整战略链条当中的关键支点。从历史脉络看，《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与宪章107条一脉相承，台湾回归祖国、日本解除武装、战败国履行历史义务，同属一套不可割裂的法统。从现实风险看，日本执意将台海局势和自身存亡危机绑定，已经走到107条所定义“再施侵略政策步骤”的解释边缘，中国可以据此在联合国平台，将日本再军事化和台海安全议题关联审视。从反制手段看，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常态化军事巡航、敌国条款法理警告三者叠加，迫使日本每一轮扩军，都要同时消耗政治信誉、供应链安全、战后法统三重代价。

　　说到底，博弈的胜负不在于一时姿态强硬，而在于战略耐力。日本推进再军事化道路上障碍重重。每一次修宪试探，都在消耗本国战后积累的国际信用；每一回炒作台海危机，都勾起周边国家沉痛的历史记忆；每年高额军费开支，持续挤压本国社会福利与民用产业投入。

　　中国同样手握充足筹码，福建舰完成体系化海试，中俄联合战略巡航走向常态，两用物项管制体系可以迭代调整。我们依靠硬实力守住国家安全底线，依托产业链实现精准反制，拿国际法筑牢道义正当性。历史反复证明，不少国家走向战略溃败，往往不是对手过于强大，而是自身扩张带来的战略透支。中国不选择一味退让，也拒绝冲动对抗，追求实力托底、道义加持下的长久博弈优势。

　　日本执政者应当读懂一个事实，中国反对的不是日本正常防卫，而是军国主义借壳复活。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不容交易，战后国际秩序不允许单方面撕毁。这一句话，远比各类情绪口号更有分量。第107条真正的威慑，不在于未来某一天大国舰队开进东京湾，而是它从根源上剥夺日本右翼把再军事化包装为本国内政的可能性。只要军国主义的幽灵没有彻底清除，这把法理之剑，就不会轻易归鞘。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