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欣宇| 商品拜物教的样本：一万九买断“善心”

　　湖南祁东一位棋牌店女店主，出于善意救助了一位进店休息时突发疾病的老人，全程帮扶、拨打120、守护送医，最终老人因自身疾病不幸离世。事后，死者家属竟向店主索赔10万元，威胁不赔钱就把老人遗体放在店门口。在派出所两次组织调解后，店主被迫“自愿”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款”。

　　一个本应被赞颂的善举，最终以好人“破财消灾”收场。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的彭宇案——那句“你没有撞人，为什么要扶？”至今仍像一根刺，扎在社会的道德神经上。祁东事件，不过是在这道旧伤上又划了一刀。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过一个道理：商品本来是人造出来的东西，可一旦进了市场，它就像有了自己的生命，反过来支配人。人与人的关系，异成成物与物的交易。人跟人打交道，变成了物跟物算账，这就叫商品拜物教。

　　一百多年过去了，祁东那一万九，活脱脱就是商品拜物教的样本。不是人心天生冷，是钱和物爬到了人的头顶上。店主施救，本是她作为人的本能反应，一个活人对另一个活人的不忍。可这笔账一算起来，本能就变了味——扶了，会不会被讹？赔了，日子怎么过？不扶，良心过不去；扶了，日子过不下去。善行变成了算术题，救助变成了买卖。站在店主面前的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是一桩需要风控的“交易”。人与人的关系，被一层钱币的油膜裹得严严实实。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老人摔了没人敢扶，不是这届人心特别坏，是一整套拿钱当尺度的活法，把人脑子里的念头重新浇铸了一遍。你每天一睁眼，房租、房贷、医药费、孩子的学费、养老的钱——全是数字。活在这个系统里，不算账活不下去，不算计活不安心。于是善心也上了秤，良心也标了价。道德滑坡？根源不在道德，在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被裹成了钱与钱的关系，温情被算计顶了位，信任被风险取代。一座城里，熟人见面不说话，陌生人碰头当空气，每个人都防着对岸。祁东那一万九，不过是把这条防线的价码写清楚了。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写得清清楚楚：自愿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担责。可到了祁东的调解室里，这条法律比不上一句“不给钱就摆遗体”管用。法律有了，但是行法者还跪着——跪给闹事的人，跪给“维稳”的压力，跪给“花钱买平安”的惯性。有人追问：“既然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为什么要赔偿？”不是答不了，是不想答。一答，就要掀开那层遮羞布：法律是给人看的，钱是拿来用的。谁闹得凶谁赢，谁忍得下谁掏钱。正义不上秤，价码上秤。

　　彭宇案发生在二〇〇六年，距今二十年了。南京那个法官问：“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二十年后，祁东再升级：是不是你撞的已经不重要了，不是你撞的，也得赔。彭宇案让“扶”变成了风险，祁东案让“扶”变成了负债。彭宇案拿刀砍了第一刀，祁东案是在那道旧疤上又划了一刀，划得更深，划得理直气壮。二十年，从“事实不清”到“事实清楚”，从“说不清”到“说得清清楚楚”，好人的结局没有任何改变。这不是退化，是进化的退化。

　　事情闹大了，舆论炸了，司法部门才“介入”，说钱可以退，企业送来两万慰问金。店家收了钱，表了态。你猜店主怎么说？她说“以后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还会站出来”，这话念出来真像剧本。我不信一个被讹过、被调解过、被逼着掏过一万九的人，还敢再伸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她嘴上那么说，大概是怕再惹麻烦，谁会当着记者的面说“我以后再也不扶了”？！

　　彭宇案过去二十年，问过多少“还会站出来”的人？站出来的有几个？站出来之后又赔钱的又有几个？社科院的数据说八成的年轻人扶人之前要先找证人、录像。这哪是“会站出来”？站出来之前先买好保险、架好手机、算好成本——这还叫站出来吗？这叫下注。一个社会把善行逼成下注，就已经不是道德问题，是制度病了。

　　马克思说物支配人，商品拜物教。物怎么支配人？物不绑你的手，它算你的账。你伸手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数字：扶了，可能赔多少；不扶，良心疼几秒。两相比较，数字赢了。祁东的一万九，就是这数字的价码。彭宇案那年出生的孩子今年二十岁了，他路过一个倒地老人，会不会先掏手机开录像？会。因为从小到大，新闻里的每一个案子都在教他：录像比良心靠得住，证人比善意更管用。二十年，建了民法典、铺了摄像头、写了“好人条款”，可最后还是要靠热搜才能退那一万九。这叫什么进步？这叫技术进步，人心退步。

　　这不是一个人的道德问题，是一整套社会关系的症候。物站在人头顶上，人跪在自己造的神像面前。这尊神不讲是非，只讲价码。它把人与人的信任称斤论两卖掉，把“扶不扶”变成一场需要证据、策略、成本收益核算的风险投资。祁东的一万九，就是这个系统的标价牌。今天标的是扶人的价，明天标的是做人的底线。每一次“无责赔钱”，都是在替这尊神收供品——好人出钱，坏人拿钱，执法者清静，社会继续烂下去。

　　这不是“人性”问题，是制度问题。资本主义的逻辑一旦统治了人与人的关系，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卖的。它今天卖的是善意，明天卖的是底线，后天卖的就是你走在街上摔倒时，路人会不会停下来。一个制度如果逼着人把善心当风险来管理，那这个制度就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文/付欣宇，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红旗守卫者”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