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谋朝篡位的历史与现况——再次批驳“先富”论

2026-09-23
作者: 奚仁德 来源: 红歌会网

AI摘要
  • 吕不韦以「奇货可居」策略从阳翟大贾成为秦相封文信侯,后被秦始皇罢相赐死,本质是中央集权斩断资本与政权勾连
  • 沈万三因犒军提议触碰政治底线,被朱元璋流放云南、家产充公,其行为已触及「谋逆」红线
  • 当代资本形式从白银田产演变为金融资本、平台垄断、数据资产,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天性未变
  • 中央应对资本无序扩张的核心逻辑延续历史经验,通过划红线、强监管、党建引领、国家安全审查、共同富裕导向等综合措施
  • 历史教训表明资本一旦坐大必然谋政干权,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当代中国有能力驾驭资本防止其走向反面
本摘要由AI辅助生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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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史书上,向来只记“逐鹿”,不记“牧商”。但凡资本长到能喂饱一支军队、买通半朝官员的时候,它便不肯再蹲在市井里称“员外”,总要伸过手来,摸一摸那把龙椅。

  吕不韦是这样,沈万三也是这样。今日的某些“资本大鳄”,口袋里的钱能填平一个省的财政缺口,嘴上喊着“企业公民”,暗地里却把水军撒进舆论场,把代理人塞进行业协会,把“市场化”的牌子挂在嘴边,行的是“政商一体”的老路。这路数,两千年来,换汤不换药。

  一、吕不韦的“奇货可居”:资本干政的古典样本

  战国末年的吕不韦,本是阳翟大贾,“家累千金”。他的高明之处,不在于会赚钱,而在于看透了当时的权力逻辑:在分封制崩坏的缝隙里,货币可以购买权力,权力可以兑现为更大的资本。

  他选中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公子异人,谓之“奇货可居”。先是砸钱包装异人,再是游说华阳夫人,最后连自己的宠妾赵姬都送了出去。秦庄襄王即位,吕不韦拜相,封文信侯,食邑十万户。此时的他,已不是单纯的商人,而是“仲父”,是秦国实际上的执政者。他招揽门客三千,著《吕氏春秋》,悬之国门,改一字赏千金——这不是文化繁荣,这是资本在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试图用自己的逻辑重塑秦国的法度。

  秦始皇亲政后,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权臣,而是一个与境外资本(赵、齐、楚)勾连、掌控国内经济命脉、甚至渗透后宫的“资本—权力”复合体。他的应对,干净利落:先罢相,再迁蜀,最后赐书令其自尽。《吕氏春秋》被禁毁,吕氏门客被清洗。秦始皇的做法,本质上是用中央集权的暴力机器,斩断了资本与政权的脐带。他明白,放任吕不韦这样的“商相”,秦国的耕战体系就会崩解,统一六国的伟业就会沦为资本的私产。

  二、沈万三的“犒军”闹剧:资本越界的必然结局

  到了明代,沈万三的故事更直白。这个“资巨万万,田产遍天下”的江南首富,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资助过军粮。明朝建国后,他自以为有功,竟向朱元璋提出:要出百万两白银,代天子犒赏三军。

  朱元璋的回应,史书记载得冷峻:“朕有百万军,汝能遍济之耶?”——你有百万两,朕有百万兵,你这是想当谁的统帅?

  沈万三的悲剧,在于他不懂中国政治的底线:军队是国家暴力的核心,是皇权的基石,岂容资本染指?他后来被流放云南,家产充公,并非朱元璋“嫉富”,而是沈万三的行为,已经触碰了“谋逆”的红线。朱元璋出身底层,最清楚资本一旦与军事结合,会对皇权造成何种威胁。他的一系列重农抑商政策,固然有维护小农经济的考量,但更深层的目的,是防止出现第二个吕不韦、第二个沈万三。

  三、今日的考题:资本无序扩张与中央的应对

  历史走到今天,资本的形式变了,从白银、田产变成了金融资本、平台垄断、数据资产;渗透的方式变了,从直接捐官、犒军变成了游说立法、操控舆论、扶持代理人。但本质没变:资本的天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它在某个领域形成垄断,就必然会产生干预政治、影响决策的冲动。

  近年来,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利用数据垄断优势,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甚至试图通过“金融科技”的名义,规避监管,从事类银行业务;一些房地产资本,绑架地方财政,推高房价,制造金融风险;一些境外资本,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渗透关键行业,威胁国家经济安全。这些现象,本质上都是资本试图突破“经济领域”的边界,向政治领域延伸的表现。

  中央的应对,延续了秦始皇、朱元璋的核心逻辑,但手段更加现代化、法治化:

  其一,划定红线。明确“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但“资本不能无序扩张”。通过《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给资本戴上“辔头”,防止其形成垄断势力。

  其二,强化监管。设立国家反垄断局,加强对平台经济、金融资本的监管,查处阿里巴巴、美团等企业的垄断行为,打破“数据孤岛”,防止资本控制关键基础设施。

  其三,党建引领。在民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确保企业发展符合国家战略,防止资本“绑架”企业决策。

  其四,国家安全审查。对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行业,实施严格的外资准入和并购审查,防止境外资本渗透。

  其五,共同富裕导向。通过税收调节、慈善引导等方式,防止资本过度集中,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根本上削弱资本干预政治的社会基础。

  四、结语:历史的启示与现实的抉择

  秦始皇对付吕不韦,用的是“法家手段”,以暴力清除资本与权力的勾连;朱元璋对付沈万三,用的是“皇权专制”,以行政命令压制资本的扩张。他们的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但也留下了“抑商”的副作用。

  今天的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我们既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又要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这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打压”或“放任”,而是一套成熟的制度体系——既能让资本“敢投、愿投、放心投”,又能确保资本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服务于人民利益。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资本一旦坐大,必然谋朝篡位;中央一旦软弱,必然国将不国。但今天的中国,有党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日益完善的法治体系,完全有能力驾驭资本,防止其走向反面。这,就是我们对历史考题的答卷。

  【文/奚仁德,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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