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周：党锢之祸与广开言路的历史启示

　　《资治通鉴》记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深以为然，后世为政者亦多将这八字奉为圭臬。然而格言易诵，教训难记。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劝谏后主，说到先帝刘备每与其论及后汉倾颓之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一千八百年后回望，这声叹息仍如警钟，敲响在为政者心头。东汉桓、灵年间那场绵延二十余年的党锢之祸，把“言路”二字的分量沉甸甸地刻进中国政治文明的深处。重温这段历史，并非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看清楚一条反复应验的铁律：一个政权听不进真话之日，往往就是它走向末路之时。

　　一、一个王朝的自毁

　　桓帝刘志十五岁即位，灵帝刘宏十二岁登基，都是少年天子，终其一生受宦官挟持，被玩弄于股掌之上。桓帝一生只真正掌握过一次皇权——诛除“跋扈将军”梁冀。可他除掉一股外戚势力，转头又扶起一个宦官集团，同日封单超等五人为侯，史称“五侯”。从此宦官取代外戚，成为朝堂真正的主人。《后汉书》记其兄弟姻戚“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

　　面对这种局面，朝中并非无人挺身而出。李膺任司隶校尉，依法处死宦官张让之弟张朔，宦官一度“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范滂任清诏使，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郭泰、贾彪与太学生交游，品评人物、激扬清议，形成一股朝野呼应的舆论力量。有骨鲠之臣，有议政之士，有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者，这一切，本该是王朝自我纠错、自我更新的生机所在。

　　然而宦官集团以“结党诽谤”之名，于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兴党狱，李膺、杜密、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下狱。诏令三府联署定案，太尉陈蕃拒绝署名，直言“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被桓帝罢免。次年，窦武等上疏营救，加之李膺等在狱中供词多牵连宦官子弟，宦官惧祸，转而劝桓帝赦免。党人虽遇赦出狱，却“书名三府，禁锢终身”，名字登记在册，终生不得为官。

　　到灵帝一朝，悲剧再度上演且更为惨烈。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窦武、陈蕃谋诛宦官失败，曹节、王甫挟持灵帝矫诏发兵，窦武自杀，陈蕃遇害。次年，曹节再度发难，第二次党锢随之爆发，李膺、范滂等百余人死于狱中，妻子流放边地，门生故吏一概免官禁锢，受株连者又有六七百人。清流士大夫集团几乎被一网打尽。

　　有人劝李膺远走，李膺道：“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遂诣诏狱。范滂自投狱，县令郭揖解印欲与之同逃，范滂却说“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母子诀别时，范母道：“汝今得与李、杜（指与范滂同陷“党锢之祸”的名臣‌李膺‌和‌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张俭逃亡，沿途百姓“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郭泰闻党人死，悲叹“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将亡。这一幕幕不是愚忠的悲歌，而是一份实录：一个政权亲手杀掉了自己最有风骨、最有担当的那批人。

　　而最令人扼腕的，是最高权力者的堕落。灵帝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后宫设市，令宫女贩卖争斗，自己着商贾之服饮宴取乐；西园弄狗，给狗戴进贤冠、佩绶带，亲自驾驴驰驱，京城竞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他还开西园卖官，公千万钱，卿五百万钱。崔烈以五百万买得司徒，灵帝竟后悔“悔不小靳（后悔当时未能稍稍吝惜），可至千万”。当官职成为商品、权力成为私产，整个官僚体系的道德便已堕落到底。

　　而最触目惊心的一幕，是宦官奏请收捕党人时，年少灵帝与他们的那段对话。问“何以为钩党”，答“钩党即党人”；问“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答“相举荐，欲图不轨”；问“不轨欲如何”，答“欲图社稷”。于是准奏。十四岁的天子在懵懂中签下了王朝的死刑判决书。皇权至此，皇帝已沦为宦官手中的傀儡。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以太平道起事，八州同时响应，“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八个字，凝聚着苦难百姓对黑暗统治的绝望呐喊，也敲响了一个王朝覆灭的丧钟。护军司马傅燮上疏一针见血：“天下之祸，不从外来，皆从内起。今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此皆祸起萧墙而蔓延四海。”黄巾不是外患，而是宦官专权、党锢禁言、卖官鬻爵层层积累的必然结果。此后皇甫嵩建议解除党禁、出中藏钱与西园马匹赏军，灵帝终于听从，大赦党人，但清流早已凋零殆尽，为时已晚。

　　更致命的是制度层面的连锁崩塌。“废史立牧”使州牧兼掌军民之权，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名存实亡；何进外召强兵、袁绍尽诛宦官，禁军瓦解，董卓入京无人能制，天下自此进入军阀混战。言路断绝的代价，是掌权者亲手毁掉了自己赖以存续的根基。

　　二、人性劣根与制度陷阱的双重绞杀

　　党锢之祸何以发生？表面看是宦官与士大夫的倾轧，深层看，是人性的弱点与制度的缺陷相互勾连、层层放大。

　　其一，私欲膨胀与“近侍情”的异化。皇帝深居宫中，朝夕相处者不是廷臣而是宦官近侍。这种基于日夜相伴形成的亲近感，使单超、张让、赵忠之流权倾朝野，竞相起造宅第，楼观壮丽，穷极工巧，几与宫室无异。人各有亲疏远近，本无可厚非；但为政者一旦以私情代替公义、以亲信代替贤能，判断标准就从是否利国利民滑向是否忠于个人，是非便由亲疏定夺。

　　其二，权力缺乏约束必然走向腐败。桓帝后宫数千、荒于游宴，朝政全付宦官；灵帝卖官鬻爵、嬉戏无度。越是耽于享乐，越怕听真话；越怕听真话，身边越聚满巧言令色之徒。绝对的权力使人产生虚幻的“全能感”，以为自己可以任意妄为、容不下逆耳之言。这种任性，对江山社稷、对天下苍生，是极不负责任的。

　　其三，党同伐异形成一潭死水。宦官集团以私怨与贪墨为纽带结成利益共同体。张成教子杀人，李膺依法诛之，宦官遂借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这个集团一旦固化，便把政治变成排除异己的屠场。名将段颎堕落为宦官爪牙，捕太学诸生千余人；蔡邕上疏批评皇帝亲近宦官，即被诬入狱、髡钳流放。忠言谠论被视为诽谤，直言敢谏被诬为结党。于是万马齐喑，政治僵化，生机尽失。

　　其四，尤为要害的是，宦官在党锢中同时充当告密者、审判者和赏罚予夺者：牢修告发是告密，黄门北寺狱拷打党人是审判，党人“书名三府、禁锢终身”是予夺之罚。三种角色集于同一集团之手，朝廷的自我纠错机制便告失灵。而桓、灵之世的政治困境之所以难以摆脱，还在于它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皇帝依赖宦官→宦官打压清流→清流被排斥→朝政更加腐败→民怨更加沸腾→皇帝更加依赖宦官。这个循环一旦形成，便积重难返，非有外力强行打破，只能一路滑向崩溃。

　　三、一条反复应验的铁律

　　东汉的“清议”，本是士大夫阶层对国家政治的公共参与，是传统社会里难得的言路渠道。太学生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形成了一股对朝政的舆论监督力量。然而当权者不是疏导、吸纳这种声音，而是以“结党诽谤”之名加以镇压。言论一被禁绝，民心失去表达渠道，积怨日深，终至酿成黄巾起义。

　　穿透党锢之祸的重重黑幕，我们看到一条贯穿古今的治理规律：政权兴于纳谏，亡于壅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一个社会需要有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正直之士；一个政权，唯有广开言路、倾听民声，进而顺乎民意，方能江山永固。历史反复证明：执政者常常陶醉在一片阿谀颂扬声中，而政权也往往在忠言与民声俱遭壅塞时，一步步走向灭亡。

　　这条规律超越了具体的朝代更迭，触及不同社会形态下治理的共同命题：无论何种形式的权力，只要统治者高高在上、闭目塞听、刚愎自用，听不进逆耳良言，看不见民间疾苦，就必然走向衰败。这背后，既有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与喜谀恶谏的弱点，也有权力失去约束后的自我膨胀，更有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私利而排斥异己的必然逻辑。李膺、范滂这样的骨鲠之臣，本是国家的中流砥柱，清议这样的公共声音，本是政治纠偏的药石。他们被杀，言路被堵，看似消灭了“麻烦”，实则是消灭了国家的免疫力。于是边患、兵燹、民变交侵，穷奢极欲的皇权终在血雨腥风中崩毁。

　　四、广开言路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应有之义

　　桓、灵之世的历史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仍是一面镜子。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政权的根基就在于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它理应比历史上任何政权都更重视倾听民声、顺应民意、集中民智。毛泽东同志曾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而我们党历来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这些论述，与桓、灵之世闭目塞听、终至“偏信则暗”的教训恰成鲜明对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信访制度、舆论监督制度，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支撑；“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信访制度、舆论监督制度，正是这一作风与路线在制度上的落实。这些制度的初衷，正是为了让“一士之谔谔”能够上达，让“万马齐喑”的僵局永不出现。

　　从东汉党锢中汲取教训，尤须在用人、法治上下功夫。用人方面，党锢之祸的一个深刻教训，是用人机制的颠倒：告密者当道，忠良者入狱；卖官者发财，持正者丧命。选拔什么样的人，决定政权走向何方；当选拔标准由“德才”退化为“亲疏”“贿赂”，政权根基便已动摇。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决反对任人唯亲、结党营私。要防止“圈子文化”“码头文化”，防止把公器变成私产。法治方面，宦官以“钩党”之名陷害清流，罪名模糊、程序扭曲、审判不公；李膺依法诛张朔，本属正当执法，宦官却借“诽谤朝廷”之名大兴党狱，必欲置之死地。当法律不再是正义的尺度而沦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法治就沦为强权的遮羞布。

　　在科技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政府声音与民间舆论尤其不能形成“两张皮”。互联网让民意表达前所未有地便捷，能否及时倾听、真诚回应，既考验为政者的治理能力，也关系政权的安危。政策的出台、民生事件的处理，都应倾听民意、回应关切；对民声置若罔闻、闭目塞听，只会使积怨日深，最终演变为实实在在的政治风险。

　　改革开放之初，坊间曾流传“政权是笼子、资本是笼中之鸟”的比喻。有人敏锐地追问：一旦小鸟羽翼丰满，而笼子却锈蚀破败，又当如何？这一质疑的深刻之处，在于透过表象直抵本质：资本若坐大，为维护自身利益，必然渗透腐蚀政权肌体，进而左右决策，甚至由其代言人窃据高位、假公之名以行谋私之实。前苏联解体的深刻内因，正是这一逻辑的活教材，殷鉴不远。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靠的正是自我革命的勇气、群众路线的智慧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

　　桓、灵二帝的悲剧，是闭目塞听的悲剧；党锢之祸的惨烈，是言路断绝的惨烈。一千八百年过去，李膺的从容赴死、范滂的母子诀别、郭泰闻讯后悲叹汉室将亡，依然令人心潮难平。历史是照见现实的一面镜子：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让敢于直言者受尊重、为民请命者被铭记，让民声民意畅达庙堂。言路闭塞，则政治腐败、政权倾覆，——这是东汉党锢之祸留给后人最沉痛的教训。

　　【文/彭水周，本文为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