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八七会议旧址:湖南死了两万多人,才换来这个教训

2026-11-22
作者: 新青年2020 来源: 新青年8341

AI摘要
  • 1927年湖南因农民运动深入、阶级矛盾尖锐及组织领导有力,遇害人数达21353人,为各省最多。
  • 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清党,湖南等地大规模屠杀工农群众;八七会议因此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决定组织武装起义。
  • 湖南死难人数多并非因为农民运动“太过火”,而是因为反动派报复屠杀“太过分”,且农军撤退、缺乏武装保护。
  • 革命暴力具有针对性,镇压土豪劣绅是反抗绅权、建立新秩序的必要手段;历史证明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仁慈上。
本摘要由AI辅助生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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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我到武汉参观了八七会议旧址,天空下着雨,天空灰蒙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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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展馆,看到了教员的照片——满脸愁容,眼神无光。我感到,那段时间的他,肯定很压抑、很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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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这样子的。1927年春,34岁的教员写了一首词《菩萨蛮·黄鹤楼》反映了他的心境——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1958年12月,教员亲笔批注:“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自从1925年被排挤出上海后,国共两党都不待见他,他连候补委员都不是,还得了高度神经衰弱,经常夜不能寐。

  1927年春,教员判断,国民党右派随时会翻脸,反复提出要保存工农武装,以武力应对武力,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坚持妥协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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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3月,蒋介石抵达上海后,迅速同江浙财阀、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勾结,为独占东南富庶地区的税源与统治权,于4月12日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工人领袖与革命群众,奉行“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政策。

  上海300多人被杀害,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失踪者里绝大多数最后都惨遭杀害,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优秀共产党人都在这次惨案中牺牲。

  汪精卫掌控的武汉国民政府盘踞两湖地区。彼时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贫苦农民闹翻身,打击土豪劣绅,动摇了地方乡绅阶层的旧有根基,这引发国民党军官与上层群体的强烈恐慌。

  在共同反共的利益驱动下,汪精卫于7月15日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宣布“分共”,宁汉就此合流。

  紧随其后,各地军阀纷纷跟进清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革命的狂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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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了大量工农群众。很多时候,不逮捕、不审判,根本不走程序,直接就屠杀,制造“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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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山西杀了50人,甘肃杀了65人,贵州杀了70人,云南和东三省各杀120人,安徽杀了200人,陕西杀了200人,山东杀了350人,河南杀了450人,广西杀了511人,江西杀了513人,福建杀了569人,四川杀了1200人,湖北杀了1271人,浙江杀了932人,江苏杀了1836人,广东杀了7896人,而湖南遇害人数最多,被处死刑和被反动军队屠杀者达到21353人。

  为什么湖南遇害的人数最多?主要是湖南农民运动开展得最深入,触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根基。有三点原因——

  首先是大形势,北伐军打到湖南了,没有打到甘肃、山西这些地方。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工农运动高涨。

  其次是教员的组织领导能力强,湖南农民运动迅速蓬勃壮大。1923年,陈独秀评价,“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做得很好。”

  第三是湖南本地的阶级矛盾本就十分尖锐,加之湖南民众性格刚烈、敢打敢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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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乎,湖南农会轰轰烈烈地开展清算土豪劣绅、减租废债运动。千百年积压在底层的怨恨一朝释放,出现了杀恶霸地主的现象。

  当时有人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说运动“糟得很”,教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驳斥这种论调:“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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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有人放马后炮,说湖南一省的死难人数,超过许多省份的总和,教员要负责任。

  教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把道理讲得很直白:杀几个土豪劣绅之所以“对”,首先是因为这笔账是土豪劣绅自己欠下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农民的眼睛没有错,谁个最劣、谁个该严惩,他们算得极明白。其次,革命本身就是暴烈的行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不是请客吃饭,不能用“温良恭俭让”去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更关键的是,不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就压不住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而且这种镇压是有针对性的:枪毙的只是罪大恶极的大土豪劣绅,杀一个,全县震动,对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

  教员反问道: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杀人不眨眼”,一个团防局长十年就杀掉近千贫苦农民;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杀,不是农民嗜血,而是被逼出来的、推翻绅权所必需的、有针对性的革命镇压。

  以何键、许克祥为首的国民党军官本身就是湖南的大地主,自身田产与切身利益受到巨大冲击,必然对工农运动满怀仇恨。也正因如此,大革命失败之后湖南的报复屠杀格外惨烈。

  1927年的湖湘大地,可以说是“湖南人”杀“湖南人”,准确说是,“湖南的富人”杀“湖南的穷人”,这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激烈对抗。

  之所以湖南的工农死难最多,不是因为湖南农民“太过火”,而是因为反动派“太过分”。在反动派举起屠刀的时候,农民手里没有足够的枪来护住已经争到的东西。

  马日事变后,省农民协会曾下令十一个县的农民自卫队动员起来,总攻长沙,各路农军一度已经迫近,城内许克祥部不过千余人,惶恐待逃。然而陈独秀为首的中央,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要求,下令停止攻城、撤退农军,随后甚至要求“把武器交给”国民党方面,以退让求维持合作。

  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向前走了,军事上却被命令向后撤。当群众运动争来的权益没有工农武装来守护,它在反动派的屠杀面前就等于不设防。被杀得最惨的地方,恰恰是争得最凶,而枪杆子最没有抓牢的地方。责任不在农民争了,而在争到之后,没有把刀把子握在自己手里。

  面对这场血腥屠杀,党紧急召开八七会议,教员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党决定不再坐以待毙,在各地组织武装起义奋起反抗,秋收起义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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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义选在秋天,正是因为每到秋收时节,地主就要上门催租逼租,农民辛苦一年的收成将被大量盘剥,底层百姓苦不堪言。

  教员写下了一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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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帜一举,全国各地纷纷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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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秋收起义,我会在今年的12月26日专门出一期讲“井冈山”,到时候欢迎朋友们指正。

  不知不觉就逛到中午了,老朋友说,我们去吃点啥?

  我提议,来武汉了,就吃“热干面”吧。

  他说,热干面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美食。当年码头工人赶早扛活,碱水面拌上芝麻酱,图的就是耐饿、便宜、出餐快,端起来几口就能下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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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劳动人民最有创造力。重庆火锅最初也是码头船工的吃法,吃不起肉,就把猪血、猪肠这些边角料放进麻辣汤里煮,重口味遮腥气,又暖身又下饭;北京卤煮也是底层百姓拿猪下水、火烧做成的一口热乎饭;东北乱炖也是把黑土地上农家菜,豆角、土豆、茄子一锅炖,管饱;意大利披萨最初也是那不勒斯街头平民的吃食,面饼加番茄奶酪,不是什么贵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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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路边摊吃热干面,花了10元钱,吃得那么自在、那么酣畅。山珍海味有山珍海味的讲究,可真正养活人、流传久的,往往是劳动者用有限的东西琢磨出来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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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在汉江路步行街上,发现最近流行超长蛋挞,最近资本又来炒作这个东西了,我想资本收割完这一波,用不了多久,热干面还是热干面,超长蛋挞估计该销声匿迹了。走出八七会议旧址,雨还没有停。回头看那栋楼,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展板上的结论,而是一个细节:1927年的教员也会“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原来,历史不会等人准备好才出题。正是在血泊里,党才逼出“枪杆子”这个答案,才从退让、幻想转向武装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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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这样的地方,不是打卡,也不是替前人感慨,而是提醒自己——权利不是求来的,饭碗不是别人恩赐的,遇到压力不能先缴械。今天能安稳吃一碗热干面,是因为有人替我们把刀把子握住了。纪念八七会议,最好的方式,大概就是记住这个教训,别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仁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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