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中金员工郑雯露真的优秀、是成功典范吗？
——从教育心理学角度分析悲剧事件
2024年7月5日，笔者在知乎发文《金钱动物的陨落 教育失败的悲剧 ——关于中金公司员工郑雯露自杀的冷思考》评述中金员工自杀事件后，一位读者留言指称笔者“颠倒黑白”，并褒奖郑雯露是“成功的典范”：
人生的“成功典犯”难道是要树立自杀标杆吗？显然，说这话不是腰疼问题，而是睁眼睛说瞎话的问题！
这位读者一如某些圈子里的人一样，对一个动辄以命相陨的失败者，居然颠倒黑白的妄赞“优秀”、“成功”——如果这样的草菅己命之人也叫“优秀”、“成功”，那一代青年把她奉为楷模，中华民族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注注重简历优秀，是我们经历长期经济上升期后的后遗症。发展太快，留给我们的时间很短，判断一个人的主要标准，简化为强调卷，卷过别人，也要卷过昨天的自己，必须天天向上，年年进步，人生就是个不断闯关的游戏。但是，这种简历上的‘优秀’，是否就构成了‘优秀’的全部？”在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看来，简历上的“优秀”未必是完整意义上的“优秀”。
但在笔者来看来，简历上的“优秀”仅仅是高分低能的“优秀”，实质上完全与优秀无涉！
“自古英雄出少年” 00后是华夏之未来希望
似乎是同声相应， 2024年7月15日，四川成都的一位00后高中生在红歌会网站发文，感同身受的批评中国教育：
“高考自1977年恢复招生以来，确确实实改变了不少中国人的命运（比如我舅爷），但这四十多年来，高考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读的文科，拿文科说吧，不可否认，高考文科的灵活性能某种程度上考验人的思维逻辑，但本应更大程度自我发挥的文科又被过分限定了，又过于强调逻辑性，弱化知识点，未必能够良好地促进高中文科学科与大学接轨。而这种过多限制又扼杀了创造力，让许多高考分数高的人"高分低能"、脱离实际、脱离社会、脱离人民群众。”
与此同时，这位少年英俊同样对我国中学英语教学进行了一番颇有深度的分析：
“再来说说英语教育。由于英帝国的全球殖民扩张、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经济全球化，英语成了国际中最重要的一门语言，也走入了中国的教育体系中。首先作为一个外语学习者和语言学爱好者，我不反对外语学习，更深知学习外国语的重要性。但时至今日，英语作为在中国教育中，从中小学到大学都被列为强制学习的必修主科，更以四六级划分，而在语言的学习中，又强制学洋人从不学的难懂的语法和大量不必要的词汇，浪费大量时间，效率极其低下，且不注重实用的听力和口语（大学中听力口语十分基础，对英语提升难以赶到实质的作用），学出来的是既读不懂英文文段又不能张口交流的英语，其意又安在？并且，哪怕是汉语言文学、中国历史的等几乎与英语不相干的学科也要强制学习。可结果怎样呢？有排名显示，强制学习英语的中国英文水平竟不如从不强制学习英语的俄罗斯，这是何等讽刺！诚然，语言属印欧语系的俄罗斯有其词源优势（如英语3是three，俄语是три，属同源词）,但这也体现中国这种英语教学的无交低效。以我学外语的经历，我认为语言的终极功能是交流，只要沟通双方能用一门语言作为媒介使彼此通解其意即可，语法可仅作了解，口音也不必多虑。我曾用英语和印度人、新加坡人沟通，发现印度、新加坡人基本不在意语法、词汇、口音，只需达其意，足矣。同时，对英语学习高度膜拜，塑造精神殖人，极大地挫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还产生一种错觉：全说英语就可以走遍世界各地了——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论。日本东京有多少人说英语？俄罗斯莫斯科街头能用英语沟通？而这样的英语教育，受益的不过是产业利益既得者。”
00后高中生谈到英语教育，我便联想到国内到处开花的有钱人家子女专配——外语学校——这种跟艺考异曲同工、走高考捷径的“专门学校”，表面上看是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实际上外国语学校的发展就是为了应试。
当然，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本身很难泾渭分明、应试教育也包含素质教育成分，素质教育同样需要考试考察学习效果，只不过，国内应试教育把考试考分作为几乎唯一标准衡量学生好坏，导致中国大学生成才率偏低。所以，同样是外国语学校毕业上大学的，成才的不少、而自杀的也有。
自杀者绝非优秀成功的典范
自杀是指个体在长期的心理作用下，自愿采取各种手段来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
自杀心理，是指个体在完全具备支配意识的情况下实施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的心理起因与心理特点。有时亦泛指采取自杀行为的意向或倾向。自杀者的动机主要有两方面：（1）人际动机。试图通过自杀行为引起他人同情或改变他人的态度与情感，视自杀行为为影响、说服、操纵、支配他人行为的一种手段。自杀行为既可出自利己性动机，亦可由利他性动机引起，或两者兼有。（2）内心动机。自杀行为或意向多因自我需要难以获得满足、目标难以实现，或受到家庭、群体、社会的巨大压力和刺激，感到难以解脱，导致精神崩溃，内心彻底绝望。
自杀者的一般心理特征：（1）自感人生道路艰难。自杀者多数在生活、工作中遭受重大挫折，对挫折的忍受性差。（2）对社会或周围人群特定对象持强烈的对抗、排斥态度，怀有深刻的敌意，拒绝他人的关心。认为所处的环境给自己带来各种压力和困难，在困境中得不到周围人群的关心和帮助。（3）多为性格内向、忧郁，社会交往少，没有或很少有知己者。他们从思想、情感上把自己与社会隔离开。（4）认识问题的范围狭窄，认知方式较固执、偏激。（5）思想及心理不成熟，判断力差，犹豫不决，依赖性强。（6）自卑感极强。缺乏自信，对自己的缺陷极为敏感、自卑，生活多具消极情绪色彩。（7）内心矛盾冲突激烈。虽自愿与社会、他人隔离，但内心又渴望他人的同情和帮助，希望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综上所述，自杀的人实在很难用“优秀”来冠名——如果真正优秀、怎么回去自杀呢？更何况人生的“成功典犯”难道是要树立自杀标杆吗？
关于“优秀”的思辨分析
某些圈子里众口一词地对郑雯露言必称“优秀”，是因为价值观趋同、义利观相符，明显带节奏的行为——因为，他们都把郑雯露的人生“成功”聚焦在她能够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获得高薪职位，购买房产，并在职场上有所发展，这些都表明她在专业能力、职业发展和经济独立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因此，从这些信息来看，郑雯露在某些方面确实表现出了他们认同的一定的优秀特质。
然而，在笔者看来，，郑雯露的上述“优秀”特质，完全是拜赐食利者阶层所获——中金公司是一家凭借稀缺牌照资源赚钱、获取垄断超额利润的企业——通过雁过拔毛、不劳而获给员工发放人均百万的利是。而郑雯露这样的员工，凭借的就是通过应试教育获取的高学历换取的中金公司准入门票，然后加入对国内实体经济榨血汗、撸羊毛和割韭菜的团队，这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优秀吗？！
此外，衡量一个人是否“真的优秀”不仅仅由外界成就来定义、并不仅仅基于职业和经济成就。内心的坚韧和对逆境的应对能力同样重要，优秀还包括心理健康、人际关系、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等多个方面。从郑雯露的悲剧性事件来看，她在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时，可能缺乏足够的心理韧性和应对策略，这导致她做出了极端的选择。
郑雯露的人生履历是一个由“优秀”到悲剧的转变过程，她的经历反映了现代社会中许多年轻人在追求梦想与面临现实压力之间的矛盾和挑战。
总的来说，把郑雯露视为“成功典范”实在有些莫名其妙。从学术和职业成就来看，她似乎是“优秀”的。然而，她的生活也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许多人面临的挑战，如经济压力、心理健康问题和社会支持的不足。因此，她的经历提醒人们，成功不仅仅是外在的成就，还包括内心的坚韧和对逆境的应对能力。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郑雯露这一悲剧性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多个层面的教育失败现象，这些不仅涉及郑雯露个人的心理发展，也触及了更广泛的教育体系和社会环境。
——逆商与情商教育的缺失
郑雯露的事件凸显了逆商（逆境商数）和情商教育的重要性。面对生活的重压，如房贷、职场降薪、产后抑郁等，她未能有效应对，这可能与其逆商和情商的不足有关。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往往过分强调学术成绩和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对学生心理韧性和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逆商和情商教育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面对挫折和逆境，调整心态，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家庭教育的误区
家庭教育在郑雯露的成长过程中也可能存在误区。家庭教育的缺失或不当可能加剧了个体的心理压力。例如，父母可能过度期待孩子成为“人上人”，而忽视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实际需求。此外，病态的家庭关系也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如亲子关系紧张、缺乏理解和支持等。
——教育体系的压力
教育体系本身也可能对郑雯露的心理状态产生了不良影响。高强度的竞争环境、严格的学业要求以及社会对于成功的单一评价标准，都可能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环境下，学生可能过于追求外在的成就和认可，而忽视了内在的心理需求和情感发展。
——自我认知与价值观的扭曲
郑雯露的事件还反映了自我认知和价值观的扭曲。她可能过度依赖外在的成功标志（如高薪、豪宅）来衡量自己的价值，而忽视了内心的感受和需求。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可能使她在面对挫折时更容易陷入绝望和无助。
——社会支持系统的不足
社会支持系统的不足也是导致郑雯露悲剧的原因之一。在遭遇困境时，她可能缺乏足够的情感支持和心理援助。有鉴于此，社会应该建立完善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为面临心理困境的个体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和支持。
——成功典范内涵丰富多样
要全面评价一个人是否为成功典范，我们需要考虑更多维度，包括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家庭幸福、社会责任感等。郑雯露在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时，显然缺乏足够的心理韧性和应对策略，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表明她在心理健康和应对生活挑战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郑雯露的悲剧性事件揭示了多个层面的教育失败现象。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我们需要加强逆商和情商教育、改善家庭教育环境、减轻教育体系的压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和价值观，并建立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同时，社会各界也应该关注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为面临困境的个体提供更多的关爱和支持。
“巧取豪夺”的优秀成功典范
就郑雯露个人而言，她是无辜无错——存在就是合理的——管你平安XX割谁韭菜还是中金凭借着稀缺牌照资源赚钱，她自己要安身立命、买房还贷，所以，选择一份高薪职业无可挑剔。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长期以来脱实就虚，金融业无论多么吹得多么高大上，其做的永远都是牌照生意！绝大多数非金融圈的人很难理解这样一个事实：金融是体制内能量在体制外的变现！金融的高薪怎么来的？通过垄断地位攫取的超高额利润来的。
各国《民法》都有个术语，叫做“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了利益。
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因此虽属既成事实也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应返还不当利益给受损失的人。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就是不当得利之债。其中，取得不当利益的人为得利人，是不当得利之债的债务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债务；财产受损失的人为受损失的人，是不当得利之债的债权人，享有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利益的债权。
不当得利是一种法律事实，是债的发生根据。不当得利引起的债完全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不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因此，它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中金公司凭借一个牌照就可以捞取大量钱财，就是典型的不当得利！
以此类推，中金员工也是不当得利的获益人，他们曾经的人均百万年薪，就是巧取豪夺的全国人民都血汗钱——那么，到底都是哪些人认为中金员工全是优秀的成功典范呢？。
有识之士指出：一直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金融业巨头、吸血巨兽的超高工资、超优待遇、骇人福利早有不满。
2022年的“中金普通员工炫耀月薪八万”的新闻大家一定还耳熟能详！
其实近三十年来，江湖上就有中金公司违反国有企业限薪令的争议。
2002年的十六大后，国家曾推行过国企高管年薪制，规定其年薪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十二倍；2009年又推动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对中央企业发出高管“限薪令”，规定高管年薪应限制在六十万左右。
然而，中金公司高管工资却向来远超国家规定的高管工资总额，这是从一开始就奠定的“企业文化基础”，又因为中金涉及诸多央企国企、民营巨头的上市融资举荐担保，说白了就是牵涉各路利益而始终“逍遥法外”……
有识之士认为：一个国家不能依赖玩金融游戏为生，一个民族不能依赖“金融寄生”为生，特别是新中国是凭借着强大的工业化与公有制在世界资本森林中拔地而起的。
从大格局的层面看，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人类未来生存权的争夺，依旧在继续。
百余年前，我们党的革命原动力与执政合法性是旨在推翻蒋介石买办军事集团，而当年蒋府统治政权的本质正是其背后江浙金融财阀的权力触手。
蒋记国府表面是一个拥兵自重、主权独立的中央机器，但实质仍是为域外资本所控、为江南地区买办财权所掌的傀儡式代言人。
从早期的虞洽卿（荷兰银行买办）、陈光甫、钱新之，到后期的美帝国主义资本赞助，与其将蒋介石国府的统治看做政治机器，不如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视为一种典型性的“资本干预政治”或“资本操控权力”的蓝本。
这是一条绝对不可以再重走的回头路！。
但今天，在改割开坊四十年后，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不少地方、尤其经济领域特别金融业沉渣泛起、死灰复燃！
有鉴于此，国家开始整顿金融业，规范经济领域的各项商务活动，从而让金融业真正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
金融业等垄断行业的疯狂吸金，也是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严重趋势原因之一——富的愈富、穷的愈穷——同样是浙大校友，90后硕士郑雯露可以豪掷数百万买房，而比郑雯露更为优秀的浙大2014级控制学院博士生博士孟伟，因为儿子患病急需要钱不得不送外卖。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难道我们从郑雯露与孟伟冰火两重天的人生际遇中不能悟出点什么吗？
孟伟先后荣获G20峰会优秀志愿者、浙江大学十佳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浙江大学优秀党员、浙江大学党员重诺典范、控制学院优秀党务工作者，获美国百人会英才奖、浙江大学光华奖学金、社会工作和社会实践奖学金、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三好研究生、优秀研究生、蝉联四届控制学院中控奖学金——跟曾经年薪百万的校友郑雯露相比，孟伟是不折不扣的优秀而“失败典范”！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难道我们从郑雯露与孟伟冰火两重天的人生际遇中不能悟出点什么吗？
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人口持续减少
红歌会专栏作家阿华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每年新出生人口持续减少，2016年全国新出生人口为1883.2万,此后一路下滑，到2023年全国新出生人口只有902万。2022年我国人口总数141175万人，比上年减少85万人；2023年我国人口总数140697万人，又比上年减少208万人。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新出生人口和人口总数持续减少呢?带着这个问题，阿华对建国以来全国新出生人口和人口总数的变化情况进行了一番研究。
阿华在研究中发现，从1962年到1976年是中国人口出生高峰，随后因为计划生育等原因，在70年代末中国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
1962年到1976年期间，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比解放初期有了明显改善，但总体上也只能说是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为什么在物质条件不够宽裕的这段时间里，中国人口却能保持较快的增长呢？我认为，主要归功于当时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
1962年至1976年的15年间，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2.%以上，而这段时间也正处于人民公社时期。据有关资料，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分配粮食的政策是“人七劳三”，即先按照人口数平均分配七成，再按照工分数分配余下的三成。
阿华说，现在来看，这种分配制度确实好，既兼顾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又照顾了年老体弱和子女幼小的家庭都能够吃上平均粮。而且由于劳动力多的家庭分配也多，使许多人感到“多生孩子多得福”，从而起到了鼓励生育的作用。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也贯彻了“保基本与多劳多得相结合”的原则，使育龄夫妻想生敢生。
那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什么我国新出生人口会持续减少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当然是主要原因，但并非唯一的原因。
这说明，我国出生人口下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二是与育龄女性的人口规模和生育率有关。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否认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而导致的许多育龄夫妻的收入水平较低。
从阿华的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提高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必须改革社会分配，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同时积极解决好幼儿托育、子女教育、住房和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这样才能使年轻人想生、敢生，解决我国人口老化问题。
【文/陶勇，本文为作者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