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道德建设，就没有真正的文化繁荣
这些年，我们在公共话语中反复强调“传统文化”“文化复兴”“文化自信”。各地办活动、举办文化节、推广非遗、开发文旅项目，似乎只要文化形式热起来，文化就能自然复兴。然而，在这些热闹的文化讨论中，却有一个极其关键、甚至可以说决定性的词，被长期忽略了——道德。更微妙的是，在不少场合里，“道德”二字往往被一个看似更现代、更中性的词取代了——素质。
当然，道德是素质的一部分，但“素质”绝不能替代“道德”。这种替代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顾忌：我们不愿正视道德建设的缺失，也不愿承认许多社会矛盾其实根源不是“素质不足”，而是“道德淡化”。于是，一个深刻的价值问题，被一个模糊的词温柔地包裹了起来。
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道德”二字更是在悄然退场。在家庭教育中，我们讲方法、讲习惯，但很少讲“家庭道德”；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提文明，却羞于谈“社会道德”；在职场里，我们提制度、提能力，却不愿提“职业道德”；在人际交往中，我们讲技巧，却淡化“交往中的道德边界”。于是，原本应该是公共生活底线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伦理”，逐渐模糊松散，缺乏规范，人们口中也越来越少提及。
然而，一个连“道德”都不愿谈的社会，又如何真正谈“文化复兴”？如果我们忽视道德建设，任何文化热闹都可能只是外表的繁荣，无法构成深层次的精神力量。
一、时代越发展，越离不开道德建设
有人认为现代社会靠制度和科技，不再需要谈道德。这种观点看似现代，实则肤浅。制度是框架，科技是工具，真正让社会有序运转的是人们心中那条“不成文的底线”。制度越发展，责任越分散，社会越复杂，制度触及不到的灰色地带就越多，而这些地方，恰恰最需要道德来支撑。
在家庭里，没有道德，亲情会被功利化；
在社会中，没有道德，文明会沦为表面礼仪；
在职场里，没有道德，规则会被钻空子和滥用；
在市场中，没有道德，竞争可能演变成恶性逐利；
在公共生活里，没有道德，信任体系将面临瓦解。
现代社会不但没有减少对道德的需求，反而因为复杂度提高，更加需要道德来维系最基本的社会信任与文化方向。越现代，越需要道德；越开放，越需要底线。
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德缺失带来的直接后果随处可见：网络上虚假信息泛滥、公共场所文明缺失、商业行为道德滑坡、个人信用体系漏洞频出。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社会秩序，也直接阻碍了文化健康发展。
二、素质不能替代道德
把“道德”替换成“素质”，表面看更轻松、不那么尖锐，实际上却造成了严重后果。
第一，“素质”是技术性的，“道德”是价值性的。
素质可以训练，但道德需要选择。素质告诉你“怎么做”，道德告诉你“应该做什么”。
第二，“素质”不涉及善恶，“道德”直接面对善恶。
不谈道德，就无法讨论是非；不讨论是非，社会就会失去共同的判断标准。
第三，“素质”强调能力，“道德”强调责任。
一个人可以能力很强，但如果没有道德，他的能力甚至可能成为破坏力。
第四，用“素质”替代“道德”，实际上是逃避价值要求。
因为道德意味着约束、标准、责任，而素质则模糊得多，不触及社会良知的核心。
企业管理中有许多例子：有的企业员工能力突出、业绩优秀，但因缺乏职业道德，贪污、欺诈、违规事件频发，最终导致公司声誉受损甚至倒闭。这正是“能力不能替代道德”的现实写照。
三、官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关键
谈道德建设，不能只谈普通社会成员，而回避国家治理层面。在中国传统中，有句至理名言——“治国先治吏”。掌权者的道德和行为标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如果官员不讲道德，只追求权力和利益，那么下层社会也就很难形成真正健康、稳定的公共道德规范。
事实上，在一些被认为廉洁高效的发达国家，对官员道德建设有明确制度保障和成熟监督机制，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力借鉴。
丹麦：公务员受到严格行为准则约束，即使接受礼物或利益也会受到制度规制。公开、规范的监督体系让公务员几乎无法通过私利影响决策，透明和责任成为制度化标准。
芬兰：公务员体系基于法治与道德责任并重，不仅有明确法律规范，还有对行为的道德要求。公共行为受到媒体、议会和公众多方监督，同时实行利益申报和公开招标，透明性成为道德建设基础。
挪威：公务员诚信体系强调价值导向，官员在处理伦理冲突时必须依据公共服务价值判断，公众对公务员诚信的信任度高。
新西兰：通过廉洁与透明论坛、利益申报制度以及多层监督机制，确保权力运行在公开和责任约束之下。公务员道德被制度化、常态化，形成社会信任的基石。
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官德建设不仅是个人修养问题，更是制度设计、价值导向与公众监督的综合结果。制度+透明+价值导向三重机制，使官德成为社会信任和文化建设的基础。
官德之树不立，民德之林难成。
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掌权者的道德不仅影响政策执行，更深刻影响社会文化和价值观。
四、道德缺位对文化复兴的影响
为什么很多文化活动看起来热闹，却难以触及人心？为什么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但公众对文化的认同却并未同步上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道德缺位导致文化缺乏灵魂。当社会讨论文化时，只谈形式、不谈道德，那么文化就会变成：
娱乐化：一切以流量为准，缺乏价值方向。
工具化：文化被简化为经济项目，而非精神追求。
碎片化：缺乏价值根基，文化内容就会分散而浅薄。
虚假繁荣：热闹能制造氛围，却不等于精神复兴。
流量文化、短视频泛娱乐化、商业化过度包装的文创产品，都显示出文化形式繁荣却缺乏精神内核的现象。道德缺位让文化只能停留在“看得见”的热闹上，而无法触动人心、引领社会风尚。
五、道德建设与文化复兴路径
真正的文化复兴，必须从道德复兴起步。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1. 家庭：重建家庭道德，是文化最基层的土壤
家庭不是技能培训班，而是价值塑造的第一课堂。尊重、责任、诚信、善意，这些都必须从家庭重新建立。父母的言行、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是孩子最早的道德教育。家庭道德的扎实，是社会文化健康的基础。
2. 社会：把“社会公德”重新摆上台面
文明不仅是礼貌，而是一套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社会应当建立明确的公共道德标准，让“可为与不可为”重新清晰。志愿服务、文明城市建设、诚信体系等实践，都在重塑社会公德。
3. 职场：职业道德是现代社会最缺的基础能力
没有职业道德，制度再完善也会被钻空子。职业道德需要重新被纳入职场评价体系，成为行业的硬约束。这不仅关乎企业自身，也关乎社会信任体系和文化生态。
4. 公共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而不是流量
文化政策必须强调价值导向，让文化不仅能“好看”，更能“有魂”。文化的目的不是取悦，而是引领。影视、文学、网络文化、教育活动都应在道德底线和价值引领上有明确标准。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
中国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市场经济形态。这不仅意味着我们要有高效率、竞争力和现代管理体系，更意味着比单纯市场经济更需要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让经济发展有温度、有底线、有方向。
现代市场经济强调利益和效率，但如果缺乏道德约束，短期行为和功利主义就可能侵蚀社会信任，导致不正当竞争、虚假宣传、环境破坏等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追求的不仅是经济繁荣，更是社会公平、公共利益和文化价值的同步提升。
因此，中国必须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把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摆在核心位置。企业需要诚信经营、员工需要职业道德、消费者需要社会责任意识，政府和监管机构更要以高标准的官德和公共道德，为整个社会提供价值引领。这种道德约束不仅保障市场秩序，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更重要的是，中国应当走在世界前列，勇于创新道德建设与文化建设模式：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和社会监督，形成既高效又有温度的市场生态，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最先进的经济体系，更是道德和文化建设的示范样板。
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的：道德和文化为市场提供底线和方向，市场为道德实践提供舞台和动力。缺乏道德，市场经济可能失序；道德扎实，市场经济才能真正高效、可持续，并为社会文明与文化复兴提供坚实支撑。
七、结语：道德，是文化的灵魂
一个社会可以缺资源、缺条件，但不能缺价值；
文化可以缺形式、缺包装，但不能缺道德。
忽视道德建设，文化复兴就是空谈；弱化道德标准，文化繁荣就只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文化繁荣，不是节庆的热闹，也不是艺术的堆砌，而是一个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人们能够凭内心判断善恶、以原则约束行为、以责任维护公共生活。
道德不立，文化无魂。
道德不强，文化不兴。
官德先行，民德才能滋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高质量发展，道德和文化建设更是其底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重新重视——没有道德建设，就没有真正的文化繁荣。
【文/青荷，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