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共产主义:商品与货币消亡过程的阵痛与平衡
商品与货币消亡过程的阵痛与平衡
——过渡时期的政策艺术
引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共产主义的实现,并非一纸宣言便可达成,它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其核心在于经济基础的革命性重塑——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交换媒介(货币)的消亡。这一过程,绝非在宁静的书斋中完成,它必然伴随着巨大的社会“阵痛”与复杂的利益“平衡”。正如马克思所言,“分娩是痛苦的”,但新生命的降临值得这一切。识别这些阵痛的根源,并找到驾驭它的平衡艺术,是过渡时期政策制定的最高使命。本文旨在剖析从商品货币关系向产品计划关系过渡中的核心挑战,并探索一条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代价、通往光明的可行之路。
核心阵痛Ⅰ:所有制革命的深水区与攻坚战
计划经济语境下最大的阵痛,并非来自货币符号的消失,而是来自其背后的权力关系——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变革。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其激烈程度取决于旧有格局的固化和新兴力量的对比。
1.阵痛的根源:既得利益结构的刚性抵抗
经济权力的堡垒:庞大的私有资本,尤其是垄断性资本,绝不会自动放弃其赖以生存的根基——对生产资料的独占权。这种独占赋予了他们不仅经济上的、还有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巨大影响力。所有制的变革,直接意味着其经济权力和政治话语权的消亡,其抵抗将是全方位、多层次的。
意识形态的捆绑:数十年的市场化浪潮,已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奋斗至上”等观念深深植入社会意识。变革所有制,会被一部分人曲解为“侵犯神圣权利”和“否定个人价值”,从而在舆论和思想上形成强大的惯性阻力。
2.斗争的形式:公开与隐形的交锋
这场革命未必总是以疾风暴雨的形式呈现,但其激烈性毋庸置疑。
经济层面的博弈:资本可能采取抽逃、转移、停工甚至破坏生产等方式进行要挟,制造经济波动和就业压力,以证明自身“不可或缺”,从而绑架政策。
政治与法律层面的角力:利用其影响力,试图阻滞相关立法进程,或寻求在法律框架内寻找漏洞和庇护,将斗争引入复杂的司法程序。
舆论层面的争夺:通过其掌控的媒体和学术机构,塑造“国进民退”、“改革开倒车”等叙事,将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政策污名化,煽动公众的疑虑和恐惧。
结论:因此,所有制革命的阵痛,本质上是新旧力量围绕经济基础主导权的一场决定性斗争。其痛感之深、范围之广,是过渡时期首要的、最根本的挑战。政策的艺术,首先体现在能否象1956年那样坚定而智慧地打赢这场攻坚战。
核心阵痛Ⅱ:货币消亡与财富再分配的惊险一跃
当高度集中、严密计划的公有制主体地位确立,为货币的消亡奠定了基石后,第二重阵痛便随之而来:如何处置在旧体系下形成的、以货币符号衡量的“个人财富”。这涉及社会观念的颠覆和心理安全感的重构。
1.“财富无处着落”的普遍焦虑
货币革命,这会使许多人(包括您我)的财富无处着落。这种焦虑是真实且普遍的:
中产阶层的储蓄幻灭:普通民众一生的积蓄、养老金、银行存款,这些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未来安全保证”,其购买力内涵和存储形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尽管新的福利保障体系(如“四免福利”)将提供更真实的安全感,但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和过程,初期必然伴随巨大的不安全感与困惑。
精英阶层的能力赎买:对于凭借知识、技能和管理能力获得高额货币回报的精英阶层(如高级工程师、教授、艺术家、职业经理人),其劳动贡献在新体系中仍需被认可和激励,但激励方式将从货币转化为荣誉、社会地位和更优质的“工分”兑换权。如何公平地实现这种转换,是对政策设计能力的考验。政策设计当以能够平稳冲破阻力为考量。
2.对巨额财富拥有者的“妥协与限制”
智慧设想:“向第一代妥协,杜绝第二代继承”的原则,极具智慧,是平衡艺术的核心体现。
“和平赎买”的历史启示与当代创新:借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赎买”政策,但其形式可以多样化。这不是简单的金钱补偿(因为这仍在货币体系内),而是“权利转换”。例如,可以设定一个合理的、用于兑换未来“工分”或特定生活与发展资料的权益额度,通过一定的过渡期,逐步将其消化吸收。这既承认了其历史形成(无论其方式是否完全正当)的复杂性,避免了剧烈动荡,又明确划定了终点线。
“断尾”机制:继承权的革命性废止:这是最关键、最不能妥协的一步。必须通过立法彻底废止生产资料获利的私人继承权。这意味着,巨富者的子女,将与其他所有社会成员一样,站在由“四免福利”保障的同一人生起跑线上。他们的未来,取决于其本人的劳动和对社会的贡献,而非其父辈的财富积累。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斩断阶级再生产、贫富代际固化的根源,真正“刨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这无疑会引起最激烈的反抗,但这也是通往共产主义非妥协性的核心标志。
政策的平衡艺术:在坚定性与灵活性之间
驾驭上述双重阵痛,需要高超的政策艺术,其精髓在于“战略方向的坚定不移与战术路径的灵活务实”。
1.所有制革命的策略:分类施策与循序渐进
命脉行业,坚决公有:对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必须通过法律和政策确保公有制绝对主导,不存在妥协空间。
竞争领域,引导过渡:对于大量竞争性领域的私营经济,不宜采取一刀切的简单没收。可通过发展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体,在市场竞争中展示其优越性;通过税收、信贷、产业政策等经济手段进行引导,逐步向公有制转化,渐进性地扩大公有制成分,使其“过渡”而非“断裂”。
2.货币消亡与财富处置的策略:保障与转换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坚决推行“四免福利”,为全体社会成员构建无缝的社会安全网。这是消除货币焦虑、赢得民众支持新政的基石。对于旧有的货币财富,设立清晰的转换规则和过渡期,保障生活水平基本不降,给予社会足够的适应时间。
强化舆论引导与公众参与:公开透明地解释政策目标和路径,讲清“为何阵痛”与“未来何等美好”。鼓励公众参与对新分配和管理制度的讨论与设计,使其从被动的承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建设者,化阻力为动力。
结论:阵痛之后是新生
商品与货币的消亡之路,必然伴随所有制革命的血与泪、财富幻灭的焦虑与呐喊。这份阵痛,是旧时代生产方式在其消亡前的最后痉挛,也是新时代分娩不可避免的代价。政策的艺术,不在于消除阵痛(这是不可能的),而在于以最大的历史耐心和最坚定的革命原则,去“平衡各方利益、控制社会成本、引导前进方向”。-
最终,当我们穿越这段历史的峡口,一个崭新的世界将会呈现:货币的腐蚀性与社会的焦虑感一同消散,所有制的对立与阶级的鸿沟被彻底抹平。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由自由联合的劳动者共同管理,按需分配、各尽所能、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时的回望,将使人们确信,所有过渡时期的阵痛与平衡的艺术,都是值得的。
【文/郭传志,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