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外交政策的范式转变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形成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及潜在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核心特征，特别是其以“美国优先”为导向的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及对传统联盟体系的冲击，如何客观上削弱了美国全球领导力的信誉与凝聚力。通过聚焦特朗普政策引发的“联盟信任危机”及其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消解，本文认为，这种行为在短期内为中国创造了非主动争取的战略窗口期。中国通过坚持多边主义、深化经济合作及提供替代性公共产品，部分填补了美国战略收缩留下的空间。然而，这一机遇期具有显著的脆弱性与条件性，其可持续性取决于中美实力对比的动态演变、美国政策的长周期性调整以及中国自身战略定力的维系。本文结合加拿大、印度及欧洲国家的案例，揭示了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的“避险”逻辑，并最终指出，中国需利用此窗口期强化内生增长动力、构建更具韧性的伙伴关系网络，同时避免战略透支与对抗升级。

　　一、引言

　　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其外交政策呈现出与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显著不同的特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的单边主义、对传统盟友的经济与安全胁迫、对多边机制与国际规范的漠视，以及对大国竞争手段的功利化运用。这种被部分学者与媒体称为“外交自残”的行为，不仅动摇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也深刻重塑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在面临美国及其部分盟友在科技、贸易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系统性压力下，却因美国自身政策的内顾与对外关系的震荡，意外获得了外交与经济合作的空间拓展。本文旨在系统分析特朗普外交政策如何通过削弱美国联盟体系及全球领导力，为中国创造了战略机遇期，并探讨这一机遇期的本质、限度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既有研究对特朗普外交的讨论多集中于其“交易性现实主义”特性（Walt, 2018）、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Ikenberry, 2018）以及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Allison, 2017）。在联盟理论视角下，特朗普政策动摇了联盟管理的“安全-自主权交换”基础（Morrow, 1991），使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产生深度疑虑。这种“联盟信任赤字”迫使盟友寻求战略多元化，以对冲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

　　“战略机遇期”概念通常指国际体系结构或主要大国行为为特定国家提供的、有利于其实现核心发展目标的阶段性条件。对中国而言，历史上的战略机遇期多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及全球化深化相关。本文认为，当前由中国非主动创设的机遇期，其核心机制在于：美国作为体系主导国，其自愿收缩与信誉损耗，降低了中国面临的外部联合压制强度，并为中国提供了吸引中间国家的“推力”与“拉力”。

　　三、特朗普外交的“自残”效应：瓦解联盟信誉与秩序基础

　　单边主义与经济胁迫：特朗普广泛使用关税武器，无差别针对中国、欧盟、加拿大等贸易伙伴，将国家安全议题泛化至经济领域。其对丹麦格陵兰岛购岛提议的粗暴态度及后续威胁，暴露了其对盟友主权与尊严的漠视，损害了美国作为安全提供者的道德权威。

　　抛弃多边主义与规则：退出《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等多边框架，削弱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实质上掏空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美方承诺。

　　联盟关系的工具化：要求盟友大幅增加军费分摊，并公开质疑北约等联盟的价值，将安全合作简化为财务交易，破坏了联盟内部的互信与团结。

　　这些行为共同导致了一个悖论：旨在通过施压盟友以强化美国优势的政策，反而驱使其在全球事务中疏远美国，并寻求降低对美依赖。

　　四、中国的战略机遇：案例呈现与机制分析

　　美国战略收缩与信誉赤字产生的“推力”，与中国市场吸引力、发展模式及稳定多边主义立场产生的“拉力”，共同促成了中间国家的战略再平衡。

　　加拿大的“可变几何”策略：作为美国传统最紧密盟友之一，加拿大在特朗普关税威胁及不可预测政策下，总理公开宣称“基于规则的秩序已死”，并与中国签署电动汽车市场准入等关键协议。这标志着加外交从“嵌入美体系”转向“议题导向的多元合作”，核心动因在于经济生存理性。

　　印度的战略再校准：印度虽被美国视为“印太战略”关键支点，但特朗普对印加征关税、公开羞辱莫迪政府，迫使印度缓和对华关系，尽管其对华战略疑虑犹存。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保持与中俄高层互动，体现了其在大国间寻求自主平衡的意图。

　　欧洲的务实转向：英国批准中国使馆扩建、德国总理计划访华等事件，显示欧洲主要国家在安全依赖美国与经济联系中国之间寻求再平衡。欧盟对华“三重定位”（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中，合作面向因美国压力而获得新的现实动力。

　　这些案例表明，特朗普政策客观上缓解了中国面临的外交围堵压力，使更多国家愿意搁置价值观分歧，以换取经济合作与战略自主空间。

　　五、机遇的脆弱性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当前机遇期的脆弱性体现在：第一，其生成高度依赖美国特定领导人的政策风格，拜登政府虽部分修复联盟关系，但“美国优先”的政治土壤仍在；第二，中间国家的“避险”行为本质是机会主义而非根本性认同转变，对华合作存在反复可能；第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已成两党共识，技术封锁与科技脱钩等长期遏制手段并未根本改变。

　　对此，中国应：

　　强化内生增长与科技自立：把握窗口期深化改革开放，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降低外部依赖脆弱性。

　　构建韧性伙伴关系网络：通过“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金砖机制扩员、全球发展倡议等多边平台，提供可持续的公共产品，将经济互利转化为战略互信。

　　稳健应对全球南方诉求：在气候变化、发展融资、全球治理等领域呼应南方国家需求，巩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基础。

　　避免战略透支与意识形态输出：保持聚焦发展的战略定力，不主动寻求体系对抗或价值观扩张，以降低盟友体系重新巩固的动能。

　　六、结论

　　特朗普外交政策对美国联盟体系及全球领导力的“自残式”冲击，在短期内为中国创造了拓宽战略空间的机遇。这一机遇并非源于中国主动颠覆现有秩序，而是美国自愿削弱自身体系支柱的结果。中间国家的“避险”行为理性且具条件性，中国需清醒认识到机遇的窗口性质与战略环境的长期复杂性。可持续的战略优势最终取决于内生发展能力与具有韧性的国际合作网络的构建。国际关系的演化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中，中国的核心任务在于：将外部条件的暂时利好，转化为自身长远发展的持久动力，并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成为确定性、可预测性与增长性的可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