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扭曲的政绩观会导致多么严重的恶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问题，今年2月党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党干部中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把解决政绩观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这确实是一个关乎共产党能否始终保持人民利益代表者的本色，从而关乎党的公信力与执政合法性的大问题。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由于政绩观的扭曲而造成严重恶果的惨痛教训，这是不能忘记的。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本是个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向着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发起冲刺的年代，可是在人人争先进，处处插红旗的热潮中，有的地方却用虚报浮夸来创政绩。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典型，其弄虚作假离谱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而其造成的恶果则极为惨痛，用吴芝圃事后的悔过书的语言来说是“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

　　事情是从虚报政绩开始的，然后，为了维持其虚构的神话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不可原谅的错误乃至罪恶。

　　在《知网》上可以查阅到对这件事发展过程的报道（参阅2008年1月的《文史博览》，2006年12月的《党史文苑》）。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12年要达到的粮食亩产量指标：黄河以北亩产四百斤，以南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

　　1958年6月《河南日报》放出了全国第一颗农业高产“卫星”：报导遂平县亩产小麦3530斤。

　　1958年10月，吴芝圃宣布：河南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多亿斤。

　　这是个多么辉煌的数字！吴芝圃与他的团队创造了奇迹，他的这个闪光的“政绩”让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足了风头。可是，所有这一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要知道，1958年河南省全省全年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而吴芝圃却宣称702亿斤。这个谎言扯得太大了，虚报数字竟然高达实际数字的2.5倍！这使得他坐在用谎言堆积起来的山峰顶上随时都有可能摔下来，摔得粉身碎骨。如果他就此收手，老老实实承认虚报，那还有补救的可能。可是他没有这么做，相反，为了维持他所编造的神话，他就不得不继续扯谎，继续虚报。正像人们所说：扯了一个谎言就需要多个谎言来圆。

　　由于吴芝圃大刮“共产风”，甚至提出“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据此搞了很多违背农民意愿的瞎指挥，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遭遇到旱灾，1959年河南省全年粮食减产，只有217亿斤。可是，吴芝圃为了显示“持续大跃进”，仍然坚称有450亿斤。

　　既然虚报了高产量，接着而来的就是高征购。在产量下滑的情况下，河南却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9年粮食产量实际已减产，河南省委却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给强行征购了。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情况已经这样严重，可河南省委为了实现高征购，还以“反瞒产”的名义搜刮群众最后的活命粮，由此造成了大面积饥荒。面对这样的现实后果，还不回头，继续用新的谎言来维持“政绩”，就不能简单地用“头脑发热”来解释了。到了1960年，情况更加恶化，出现了相当多的非正常死亡。信阳地区尤为严重，那里的干部为逼迫群众交出粮食竟采用捆棒吊打，关押拘留等手段，到了严重违法乱纪的地步。可是，直到1960年10月，陈云来河南调查时，吴芝圃仍放出大话，声称河南粮食产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还可以调出粮食。

　　假的就是假的，纸包不住火。尽管吴芝圃竭力封锁消息，隐瞒实情（仅信阳地委就扣压群众和基层干部向中央举报信一万两千多封），但真相终因信阳事件的暴露而大白于天下。当毛泽东在10月26日看到李富春呈送的关于河南信阳大量饿死人和干部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大为震怒，他随即派李先念、陶铸等人到河南进行深入调查。调查中看到的惨状让李先念禁不住流下眼泪。陶铸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1959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忸忸怩怩不真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

　　事情到了这一步，所有虚假编造的“政绩”神话完全破产。1961年1月，无可掩饰的吴芝圃不得不向中央写检查，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但一开始他还是企图回避自己的主观错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严厉批评下才承认自己的“唯心观点”和“个人主义”，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面对给河南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吴芝圃最终认识到“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对河南五千万人所欠之债，终其一生恐难偿还”，沉痛表态：“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吴芝圃是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在抗战时期，曾在彭雪枫任司令员的新四军部队任副司令员；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豫皖苏中央分局副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河南人民中有过很好的口碑。可他最后会走到这样一个地步，给河南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以致于在河南老百姓中流传这样的民谣——“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不仅完全毁掉了他个人在河南人民心中的形象，而且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威望。他最后认识到的“对河南五千万人所欠之债，终其一生恐难偿还”，此话绝不为过。

　　回顾吴芝圃的一生，从一个光荣的革命功臣，最后走到这个地步，不禁让人唏嘘，既恨其晚节不保，也痛惜他的自毁英名。他的人生道路的转折就是从虚构政绩开始的。作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员，手握大权，想要做出一番事业，本无可厚非。可是，要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么样去创造政绩，就成为区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与一个个人主义者乃至个人野心家的分水岭。

　　毛主席有一句名言——“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要革命，就是要牢记共产党干部的权力“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是受人民的委托“忠实地为他们办事”，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样的共产党人，就会有“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的政绩观。要做官呢，则是一心想着个人的权欲与地位，把政绩看做向上爬的阶梯，不惜造假构筑虚假的政绩。可见，不同的政绩观就是一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的反映。

　　吴芝圃在战争年代曾做过《关于共产党员的享受观》报告，受到中央重视，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参阅材料。其中对资产阶级的享受观作了深刻的批判：“这些人的痛苦将与他腐化的程度同样增长，他的人格将和他的堕落的程度一齐消亡”。吴芝圃在胜利后仍能保持廉洁作风，生活简朴，恪守了正确的物质享受观。可是，在手握大权的条件下，却在政绩观上栽了大跟斗，造成了痛悔不已的恶果，至死都背着对河南五千万人民欠债难还的负罪感。这个教训应该为所有的共产党干部所汲取。

　　在信阳事件的报道中，有一个细节很令人深思：当周总理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受饥饿的群众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时，被深深地震动了，整整一夜没合眼。这里说的是周总理被群众感动了。然而，我们可以从这件事看到，明明国家的粮库还有可以救人的粮食，可是那里的干部为了保乌纱帽却选择宁愿看着群众饿死也不作为，这让人感到刺心的痛！（其实，有不少基层干部对征购过头粮是反对和抵制的，但却遭到严厉的压制打击。）由此，可以进一步想到，如果真正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能让这样的事发生吗？（毛主席和党中央知晓信阳情况后立即指示‌开仓放粮，调拨救济粮，发放救济款3.9亿多，派医疗队救助，与河南省委领导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比。）

　　毛主席在得知那些干部的胡作非为后，对这些人“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的行为极为愤慨，他没有想到这些曾经的革命者会堕落到这种地步。这是促使他在晚年下决心发动群众站出来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干部做一次全面审查与评判的重要动因。

　　历史的教训，深刻地启示：领导干部的政绩应该由人民来评判，人民群众应该是考核官员政绩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破解虚假的政绩，才能打破那些企图以虚假政绩达到个人目的的贪官污吏的梦想。正如党中央所指出的：“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