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为什么起不来

　　对比过去的供给侧改革，消费端的改革姗姗来迟。如果说，消费端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而懒得去改革，是基于资本家的惰性，不如说，是利益集团的阻力。消费的改革，是根本的改革，因为消费是要动蛋糕的，是要动分配的。无论体制内外，作为既得利益者，都是在当今体制机制中得利的，改革分配，注定是要动分配比例，切分蛋糕的。断人财路、伤人父母。何况，这种通过层层隐藏的分配格局，也不是一般百姓所能知晓的，必然难以获得社会舆论之支持。也就在客观上更加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党中央提出共同富裕，是冒了很大政治风险的，也是对于当今问题的深入判断。该文主要是对这个问题进行剖析揭露。希望能够引起普通人的注意，进而支持推动实现改革，真正的实现生产和消费的两性循环，万不要堕入西方社会消费萎缩进而经济危机的陷阱。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消费，主流讨论长期聚焦于三个方向：消费意愿不足、假期短缺、消费场景不优。这些讨论的共同特征和根本矛盾是将结构性问题归因于个体行为，将制度性矛盾转化为可管理的技术性议题。

　　然而，从数据来看。2025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40.0%，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居民消费占比约60%）。同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47万元，意味着一半人口的月收入不足3000元。当一半人口的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时，讨论“消费意愿”缺乏实质意义。

　　问题的实质不是“愿不愿意花”，而是“有没有钱花”。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明了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其中“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分配在这一框架中居于枢纽位置。马克思明确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消费能力不是由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分配关系决定的；而分配关系，归根结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不足的必然性：“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消费不足不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而是特定分配关系的必然产物。

　　三、中国消费不足的结构性诊断

　　（一）劳动报酬份额偏低

　　2025年，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约为51.3%，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仅43%左右，低于美国（56.2%）、欧盟（57.2%）、日本（53.8%）和韩国（58.9%）。

　　更关键的是“劳动者报酬”的统计口径存在严重问题。“劳动者报酬”被定义为所有以工资、薪金形式获得的收入，包括月薪3000元的流水线工人，也包括年薪过亿的上市公司CEO的薪酬与股权期权行权收益。金融行业高管的巨额年终奖、互联网大厂的期权兑现，在统计上被计入“劳动者报酬”，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这部分收入本质上属于剩余价值分红，具有资本属性。

　　这意味着：宏观上“劳动者报酬占比尚可”与微观上“消费持续疲软”之间的矛盾，恰恰揭示了分配结构内部的高度不平等。

　　（二）财富分配的极端分化

　　2025年，中国基尼系数约为0.465，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财富分布数据显示：前10%的家庭拥有约七成的财富，招商银行数据进一步显示，2.49%的高净值客户掌握了超过80%的资产。

　　这种分化直接抑制消费，且机制清晰：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极高（赚100元可能花掉90元），但他们没有钱可花；

　　少数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极低，其收入大量转化为资产配置、海外投资或储蓄，不进入一般消费品循环。

　　财富向上积累，消费向下萎缩。这就是“消费疲软”的结构性真相。

　　（三）预防性储蓄的刚性约束

　　2025年居民存款持续暴增，资金大量滞留于银行账户，未进入消费流通。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于“老百姓爱存钱”，而是社会保障缺位下的理性行为。

　　当教育、医疗、养老的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时，储蓄成为应对风险的唯一手段。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相当一部分在到手后即通过还贷流向银行利息，剩余部分又转化为预防性储蓄。不是不想消费，是在没有安全网的情况下，消费意味着放弃对未来的保障。

　　四、主要矛盾：分配不公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生产日益社会化，但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分配却由私人资本主导，导致社会消费力被限制在狭小范围内，无法消化生产力所创造的巨大产出。

　　中国消费不足的深层逻辑与此高度一致：

　　生产能力持续扩张，资本形成总额增长远超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导致居民消费率一度从1981年的53.3%降至2010年的34.9%的低点；

　　但分配结构向资本和政府倾斜，劳动报酬份额偏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不足；

　　结果：相对于产能过剩而言的个人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足。

　　消费不足不是消费本身的问题，而是分配的问题；分配的问题，是生产关系的问题。

　　五、结论

　　消费起不来，不是因为老百姓不想花，不是因为假期不够，不是因为消费场景不优。核心原因是分配不公，导致劳动报酬份额偏低、财富高度集中、社会保障缺位，最终使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被限制在狭小范围内。

　　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分配关系使“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当这一逻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以变体形式呈现时，需要正视的不是“消费意愿”，而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结构。

　　不解决分配问题，发消费券、放长假、建商圈，都是隔靴搔痒。一个让大多数人消费不起的系统，最终也会消费掉自己。

　　【文/作壁上观，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