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夫：“巴枯宁之问”的残酷应验与历史回响

　　【‌19世纪俄国著名革命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日）】

　　“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吗？”19世纪70年代，巴枯宁在第一国际的思想交锋中抛出的这一追问，被后世称为“巴枯宁之问”。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一命题曾被视作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极端质疑，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为忽视历史过渡性的空想。然而，20世纪国际共运的曲折历程，尤其是苏联模式的兴衰剧变，让这一曾被贴上“冒牌社会主义”标签的追问，以极其残酷的方式得到了应验。站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视角回望，重新审视这一命题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警示，对于新时代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路径、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人民属性，具有不可替代的镜鉴意义。

　　一、“巴枯宁之问”的原始语境与理论内核

　　巴枯宁提出这一追问的时代，正值第一国际内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激烈争论期。1870年前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逐步形成，主张通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过渡性的无产阶级政权，为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创造物质条件。而巴枯宁从无政府主义的核心立场出发，尖锐地质疑这一过渡路径的可行性：他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庞大的阶级群体，不可能全体直接参与国家治理，最终权力必然会集中到少数被选举出来的代表手中。这些原本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少数人，一旦掌握了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与社会资源的分配权，便会迅速脱离原本的阶级，异化为新的统治阶层，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只会沦为少数人的特权统治。

　　从理论内核来看，巴枯宁的追问并非简单的理论抬杠，它触碰到了一个被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部分忽略的现实难题——权力的异化风险。巴枯宁并不反对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也不反对推翻旧的封建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他真正警惕的，是在“无产阶级利益”的名义下，重新构建起一套新的、同样具有压迫性的权威体系。他开出的无政府主义药方固然存在致命缺陷：拒绝建立任何集中的革命武装、试图依靠自发的全民暴动直接摧毁一切国家机器，最终在1870年里昂起义的实践中一败涂地，仅仅两个连的资产阶级军队就驱散了没有统一组织的工人队伍。但他提出的“权力会异化”这一核心命题，却像一根尖锐的刺，扎进了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理论盲区。

　　二、20世纪国际共运史中的残酷应验

　　如果说19世纪的革命实践还不足以验证这一追问的现实性，那么20世纪苏联模式从兴起走向崩溃的全过程，便以极其沉重的历史代价，让“巴枯宁之问”得到了残酷的应验。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艰难求生，为了集中力量抵御外部干涉、快速实现工业化，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权力体系。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套体制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让苏联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巴枯宁当年预言的异化轨迹一步步成为现实：原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权力体系，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普通工人、农民之外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掌握着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权、社会资源的分配权，甚至垄断了话语权，不再代表最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已经完全固化，他们享受着特供商店、特殊住房、子女优先晋升等一系列特权，与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日益脱节。最终，当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时，这个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主动选择了背叛社会主义制度，通过私有化改革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从“无产阶级的代表”直接演变为新生的资产阶级。1991年苏联解体，一个曾经代表无产阶级的政权，最终被自己内部异化出来的特权阶层亲手葬送，无数普通工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国家主人的地位，沦为资本的雇佣劳动者。这一历史悲剧，恰恰印证了巴枯宁当年的警示：当掌握政权的群体不再保持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彻底变质。

　　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几乎重复了同样的轨迹。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中，官僚阶层逐步脱离群众，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最终在内外矛盾的总爆发中，抛弃了原本的阶级立场，让社会主义政权土崩瓦解。这一系列历史事实证明，巴枯宁的追问绝非危言耸听，权力的异化风险，是无产阶级政权建设过程中必须直面的生死考验。

　　三、从制度性制约到“继续革命”的历史回响

　　（一）承认异化风险的客观性

　　巴枯宁之问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驳倒”的，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反复出现的风险，根植于权力本身的内在逻辑之中，根植于人性的自私本性之中。只要存在权力，就存在权力异化的可能；只要存在专职的管理者阶层，就存在他们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的意识是“一定生产关系和历史条件下的反映”。这意味着，单纯依靠思想教育、道德自律或意识形态纯洁性，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权力异化。苏联的教训表明，即使是在公有制条件下，掌握资源配置权的官僚集团仍然可以“重构新型阶级关系”。公有制本身并不自动消解权力异化，它需要一套与之配套的、能够持续运转的制度性制约机制。

　　（二）制度制约的多维探索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对黄炎培“历史周期律”的回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其精神实质与巴枯宁之问是相通的：必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让权力在人民的注视下运行。然而，将这一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是一个至今仍未完成的探索。

　　其一，群众监督的制度化。巴黎公社的“随时罢免”原则，如果被真正贯彻，将是对权力异化最直接的制约。问题在于，如何在一个人口众多、事务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实现有效的、有序的、不流于形式的群众监督？这需要在选举、问责、信息公开等环节建立可操作的程序。

　　其二，干部来源与流动的刚性约束。巴枯宁讽刺的“工人代表不再代表人民而是代表自己野心”，其制度根源在于管理者阶层与生产实践、与普通群众的结构性隔离。如果管理者不再是“从群众中来”的，他们就不可能真正“到群众中去”。干部参加劳动、定期轮换、从一线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的比例保障，这些制度设计的初衷，正是打破这种隔离。

　　其三，理论自反性的保持。一个政权是否健康，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它是否允许、甚至鼓励对自身进行理论层面的批判性反思。当一个政权开始把一切批评都视为“敌对势力的攻击”，把一切反思都视为“历史虚无主义”时，它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巴枯宁之问在苏联后期被“翻案”而非被“回应”的事实，说明理论自反性的丧失与权力异化的深化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

　　（三）“继续革命”的精神底色

　　在制度性制约的讨论中，有一种精神底色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对权力异化的持续警觉和永无止境的批判意识。毛泽东晚年对“继续革命”的强调，其核心关怀——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如何防止新的阶级分化、如何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当然，具体的实践路径充满了曲折甚至悲剧，但将这一关怀本身简单地斥为“极左”或“错误”，恰恰是回避了巴枯宁之问所指向的那个真实困境。

　　“继续革命”的精神，在当代的语境中，不应该是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而应该转化为一种制度性的自我批判机制：对官僚主义保持持续的警惕，对特权现象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对群众监督保持真诚的开放。这不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同一个问题——权力如何不异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新求解。

　　四、结语：在废墟上重建理论的尊严

　　巴枯宁之问的“残酷应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历史对一切真诚的革命理论所提出的最严峻的考验。一个理论的生命力，不在于它能否在书斋中“驳倒”对手，而在于它能否在历史的审判面前，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限度，并在承认中寻求超越。

　　苏联的七十四年，是一份沉重的遗产。它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确实存在异化为新压迫工具的现实可能。但它同样证明了，这种异化并非不可抗拒的历史宿命，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度失效和阶级背叛的产物。将苏联的解体归因于“社会主义的先天缺陷”，与将苏联的成就归因于“社会主义的绝对正确”，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对历史的简化。

　　如何避免历史的重蹈覆辙，考验我们的政治智慧，更考验我们真心为民的无私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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