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吗？

　　前言

　　计划与市场，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学领域争议最久、最核心的理论话题之一。“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打破了传统思想禁锢，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思想障碍，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但经过数十年市场经济实践，再加上当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大量新的经济现象，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讨。如果仅仅把计划与市场理解成和社会关系无关、完全中性的技术工具，已经很难充分解释现实当中许多复杂矛盾。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才是生产关系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基；计划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社会组织形式，承载并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能够对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属于广义经济基础当中的重要要素。它们具备手段的功能，却不同于一般的实物工具；认清这一点，不是要否定它们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而是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看待它们，对科学驾驭市场经济具有现实意义。

　　一、传统主流认知：计划与市场作为中性工具的由来

　　长期以来，不少理论阐释把计划和市场看作可以脱离社会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资源配置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市场，也可以用计划；社会主义可以用计划，也可以用市场。

　　这个认识，在改革初期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破除了“计划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等于资本主义”的教条。但是这种理解很容易带来一种隐含的错觉：就像锤子、铁锹一样，工具是无性格的，谁拿就为谁服务，不会反过来影响使用者和实践结果。

　　可现实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手段，都等同于那种被动的实物工具。有些手段是社会性、制度性的，一旦投入运行，它自身就带有运行惯性，会对整个经济活动和利益格局产生反作用。

　　这里可以打一个比方:我们的根本目标，好比要在属于我们的土地（对应所有制，起决定作用）上搞好生产、实现共同富裕。

　　铁锹、锄头，就是普通实物工具：你怎么用，它就怎么干活，它不会改变你的目标，不会引导你去种什么、收益怎么分。

　　而灌溉体系、轮作安排，这类制度型手段就不一样。它们同样是为种地服务，并不能决定这块土地归谁，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引导适合种什么、人力如何调配、产出怎样分配。你本来打算种这种作物，这套体系却会让另一种生产方式变得更便利；久而久之，它就会影响实际的生产面貌和利益流向。

　　计划和市场，就更接近这种“制度型手段”：服务于既定所有制，但又不会完全消极被动，会深刻地影响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

　　二、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计划、市场承载利益关系，有强大反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就是透过物与物交换的表象，看到背后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同时我们必须牢牢坚持：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始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计划和市场再大，也只是反作用，不能反过来决定所有制的性质。

　　还要看到时代带来的新变化：过去我们理解所有制，往往更多关注厂房、机器、土地这类有形的实物生产资料。随着科技、数字信息技术不断迭代，数据、算力、平台通道、流量等新型要素越来越重要，财富创造和收益分配的形式大大丰富，它们也会以新的形式体现所有制关系。但即便分配形态变了，市场或计划只能够影响分配怎样落地，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本身。

　　市场，绝不只是一个交易平台。它依托商品货币、等价交换、自由竞争运行，背后连着生产者、劳动者、经营者、消费者之间一整套利益博弈。它可以激发活力，同时也自带逐利、自发分化、偏好短期收益的惯性，会实实在在影响人们的经济地位和实际所得。

　　计划，也不等于仅仅是一纸通知（通知属于上层建筑）；作为全社会统筹劳动、调配资源的组织方式，它同样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种经济联系形式。

　　简言之：计划和市场可以作为手段来使用，但它们不是没有“惯性”的锤子。它们承载利益逻辑，能够深刻重塑现实当中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反作用，却不等于完整的生产关系，更不能取代所有制的决定性地位。

　　三、把市场当成无惯性纯工具，会低估它自发带来的矛盾

　　如果把市场简单理解成完全中性、不会带来任何偏向的工具，就容易落入“只要放开自然就万事大吉”的认识误区，看不见它自发性带来的现实影响。

　　几十年实践已经显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本会天然涌向短期高回报领域，有时会脱离社会真实的民生需求。早年君子兰炒作、曾经部分地区房地产投机，就是典型：资产的投机价值压倒了使用价值，大量资源用于囤积炒作，出现资源闲置与群众刚需得不到满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平台经济兴起之后，依托算法、流量形成的超额收益，也会在一定条件下拉大收入差距。这些不全是简单的政策失误，里面也体现了市场机制客观存在的反作用。

　　我们再回到工具那个逻辑：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共同富裕，市场是我们拿来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但正因为它不是一把老实的锤子，它自带激励与惯性，如果我们只是“拿来用”，不去主动引导、驾驭，市场的自发逻辑就有可能牵引经济走向我们原本并不希望看到的方向。这不是市场天生就是恶，而是社会性手段本身就具备反向塑造实践的可能性，这恰恰是机械工具论看不到的地方。

　　四、历史的启示：老一辈对商品‑市场两面性的清醒认识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很早就看到了商品货币关系具有两面性。他们并不主张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就立刻取消商品生产，承认它在发展生产力上的作用；同时又反复提醒，商品、货币、价值规律里面，潜藏着产生投机、分化的可能性，不能把它当成可以放任不管、毫无影响的简单工具。

　　他曾经讲过，如果我们有一百个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骨干，我们的事业就会顺利得多。这说明，驾驭商品和市场，不只是算产量、算数字，关键是看见经济现象背后人与人的利益关系。

　　受建国初期生产力水平、外部封锁环境、全党理论与治理经验等历史条件限制，这套辩证的思想没能得到充分系统的实践，但它给我们今天认识市场经济，留下了重要的思想启发。

　　五、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视角：为什么腐败容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温床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来看，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腐败易发多发这个现实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要素由国家统一调配，资本几乎没有活动空间，市场化交易渠道十分有限。那时，与这一套经济基础相配套的廉政制度、干部管理、物资监管、权力约束体系，经过长期实践已经比较成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大体上互相适应，大规模权钱交易缺少滋生的条件，整个社会风气比较清廉。

　　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我们根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优越的、正确的，但我们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活动空间极大拓展，交易模式层出不穷，加上数字平台、数据要素带来许多全新的获利路径，整个利益博弈的场景、渠道、规模，和计划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

　　必须明确：市场经济本身并不等于腐败，它内在并不必然产生腐败。但是，资本具有追逐超额利润的本能，当它可以通过影响公权力、绕过公平竞争就能获取巨大收益时，就会产生很强的寻租冲动。这就在客观上，为权钱交易提供了适宜滋生的温床。

　　这里可以用一个通俗比方：潮湿本身不等于霉菌，潮湿不会自己变出霉菌，但是潮湿的环境，会大大有利于霉菌存活和繁殖；霉菌长不长，取决于通风、防护、消杀是不是到位。

　　我们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根本政治制度不好，而是能够严密适配这套全新市场经济关系、能够有效管住资本、管住权力边界的一整套具体监管、制约、规制制度，还处在不断探索、完善，尚未完全成熟定型的过程。上层建筑的建设，跟不上经济基础快速变化的节奏，就给寻租留下了可以利用的缝隙。

　　正是看到了这种客观风险，党中央才提出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意志持续反腐，不断扎紧制度笼子。这不只是惩处少数腐化的个人，更是自觉地去调适上层建筑，补齐监管短板，主动驾驭资本与市场的利益关系，防止公权力被资本所俘获，保证市场经济始终服务于解放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我们既不能回到僵化的计划经济，也不能迷信“市场万能、市场只是中性工具”。应当坚持唯物史观，坚持所有制这个根本，承认计划和市场巨大的活力，同时正视它们强大的反作用，不断完善制度，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让市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文/青荷，本文为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