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牛石：毛主席认为的“黑暗时刻”

　　毛主席的字典里，从来没有个人的荣辱得失，有的只是事关革命事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他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备受磨难。即便天大事情在他那里，也云淡风轻，处置得当。举手投足之间，即可烟消雾散，化险为夷。然而，有一件事却始终让他耿耿于心，挥之难去。以至许多年后谈起来，依然表情凝重，难以释怀。

　　1960年5月，毛主席与来华访问的老朋友斯诺会面。其间，斯诺问主席：“主席，若把岁月翻到最暗的一页，您会指哪一年？”

　　毛主席闻听后，面色立刻肃然起来。他抬头略略目视下前方，缓缓说道：“一九三五年，长征中途张国焘搞分裂，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时间回溯到1935年9月9日夜晚。会师后的红军一、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于中作祟，致使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决定了的联合北上方针，被一再拖延搁置。当时，中央红军经过一年多艰苦行军跋涉，一路上遭遇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迂回穿插，频遭危殆，艰苦异常。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仅一个湘江战役，就让中央红军元气大伤，军队数量由刚出发时的八万七千余人，一下子锐减到三万余人。

　　由于老蒋把主要精力放在围剿中央红军上，尚未来得及抽出大量兵力，全方位围剿四方面军所在的川甘革命根据地。因此，四方面军尚未受到重大创伤，彼时拥有八万多红军将士。一、四方面军之间如此巨大的兵力悬殊，无形中滋长了张国焘的政治野心。他丝毫不顾党的组织纪律，不顾党指挥枪的核心军事原则，公然以武力挟持党中央，伸手向中央要权要地位。为了加强团结，稳定军心，毛主席和党中央做出了巨大让步。一是增补第四方面军部分主要领导分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二是让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给张国焘。

　　然而，人一旦利令智昏，贪得无厌，任何事都不好办了。张国焘心里盘算的可不仅仅是这些，他想要的是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严格说，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红四方面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军内，还是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与深厚群众基础的，对红四方面军也有着无可替代的掌控力。再加他是学生领袖出身，善于演讲，善于鼓动。很快便以花言巧语，蒙骗了四方军内的不少将士。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他故意煽风点火，制造分裂。对四方面军将士妄说什么，北上根本没出路，南下才天地广阔。为此，他甚至提出极具诱惑力的“打到成都府，猪肉加大米”口号，诱导四方面军将士主动执行他的错误路线。

　　毛主席和党中央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竭尽所能地维护全党全军团结。然而，张国焘在错误道路上越滑越远，不仅毫无悔改之心，而且变本加厉，暗地里给随右路军行动的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发电，指使他们胁迫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南下，如若不同意，就准备开展所谓的党内斗争。到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图谋已昭然若揭。多亏叶剑英参加了由陈昌浩主持的军事会议，最先看到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并及时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了危情。毛主席一看电报，惊诧万分，他万万没想到张国焘竟然如此。因感到事态极其严重，如果稍微处理不好，必会造成一、四方面军之间发生摩擦。为安全起见，毛主席当机立断，迅速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即刻悄然北上。

　　正是那个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毛主席以其卓绝无比的政治远见和临机决断的非凡举措，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有可能发生的悲剧，将处于生死边缘的党和红军拉了回来。

　　毛主席何以把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看得如此严重？原因很简单。当时，革命力量极其薄弱，红军内部如果稍有异动，必会给国民党反动派以可乘之机。任何时候，来自堡垒内部的瓦解都是要命的。要是处理不当，旋即就会造成灭顶之灾。通晓古今历史、睿智绝伦的毛主席，很快以超一流政治家的敏锐嗅觉与果断决策，于生死存亡危急关头，再一次挽救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救了渐趋危境的红四方面军，进而挽救了中国革命。

　　毛主席的睿智绝非如此。北上之后，他一直关心着四方面军将士，牵挂着滞留在张国焘那里的原红五、九军团，牵挂着留在张国焘那里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因此，毛主席政治上的高度成熟与聪颖睿智，还体现在他对张国焘严重错误行为的暂时忍耐上。他极力说服其他中央领导，暂不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径进行公开揭露与批判。非但如此，即便张国焘后来在卓木碉成立伪中央，公开宣布与党中央决裂，毛主席也没有放弃对他的挽救，更没放弃对四方面军全体将士回归党组织的期望。正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才有了一年后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才有了后来蓬勃发展的大好革命形势，才有了党和军队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才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才有了人民革命事业的圆满成功。

　　因此，毛主席的字典里，党和人民军队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革命事业的前途命运永远高于一切。至于本人的利益得失，他永远不以为意，永远视之淡泊，永远居于末位。

　　谁都知道，毛主席一生遭遇到的艰难困苦难以数计。早在中央苏区时，他因为与党内其他同志在政治军事上意见相悖，受到大家严重误解，一度被解除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但他毫不在意，依然按照党组织安排，倾尽全副身心做自己该做应做的事。

　　1929年，红四军七大上，由于军事路线上发生分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不为军内大多数同志所能接受，甚至连同甘共苦的老战友朱德、陈毅也表示反对。大会选举前委书记时，毛主席意外落选。要知道，这可不是一般落选，这意味着他不能继续指挥军队了。当时，毛主席确实感到委屈。但委屈归委屈，他还是自觉接受了。毕竟，这是党的决定，无论谁对谁错，都得无条件接受。随后，他去了福建蛟洋，全身心投入到地方工作中去。搞土改，发展经济，进行社会调查，教农家孩子读书识字。凡他能干的都毫不犹豫地干，凡他能做的都脚踏实地做。这期间，他前后三次深入到才溪乡调查，并写出了极具重要指导意义的名作《才溪乡调查》。

　　1932年，宁都会议上，他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无端解除了军队领导权。对此，他一如既往。没丝毫怨言，前去福建长汀，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参与并指导地方工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后来撰写著名文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素材。

　　毛主席的字典里，革命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个人荣辱得失永远居于末位。无论何时何地遇到何种情况，他都坚决服从革命事业需要。即便个别时候，因这样那样原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也从决不懈怠工作，更不会动摇革命的理想信念，一以贯之、尽己所能地为党工作。

　　因此，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被毛主席看做平生最黑暗时刻外，他从没把自己早期在党内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放在心上，更没像一般人那样，稍受委屈就将其夸大为人生最黑暗时刻的做派。毛主席意识深处，个人任何不公平遭遇都是个人之事，不足为奇。唯有当革命事业蒙受巨大损失或即将蒙受巨大损失时刻，他才万分痛心，他才锱铢必较，他才分毫不让，他才果决而行。

　　还在中央苏区时，围绕打不打赣州一事，他虽不在其位，却仍坚持谋其政。他不顾左倾机会主义者强烈反对，力陈己见，晓以利害，绝不退让。一旦红军作战失利，中央派人请他出山。他当仁不让，片刻不停，立马动身赶赴前线，亲自参与指挥作战。

　　这就是人民心心念念的毛主席，这就是旷世伟人，这就是人民领袖！有能力，有襟怀，有智慧，有气度，有使命，有担当。

　　由此，不由得想起一句古话：道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此话用在毛主席身上，再恰当不过。

　　纵观毛主席一生，他所担忧的黑暗时刻，从来不是个人遭际，而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否会蒙受损失。

　　2026.10.23

　　【文/伏牛石，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