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合作金融——中国金融的一个探索方向

2026-11-16
作者: 崔向英 来源: 红歌会网

AI摘要
  • 资本市场存在制度适配错配:散户账户占全部账户的99.7%,贡献全市场55%–60%的成交额,A股换手率长期为300%–500%。
  • 截至2025年末,全国农民合作社超过200万家、家庭农场近400万个,入社农户超过1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6.8%;合作社法律已包含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盈余按交易量与出资额双重分配等机制。
  • 民间合作金融主张投资者以权益出资直接参与合作社经营,省略或弱化金融中介,经营利润由全体成员按比例分享,以熟人关系、共同经营和内部约束降低信任与监督成本。
  • 该模式当前面临非农成员身份受限、出资人与农户知识结构不对称、规模及流动性不足等局限;合作社成员中农民至少占80%,超过20人时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成员不得超过5%。
  • 这一模式可从农业拓展至手工业、乡村旅游、餐饮、本地生活服务和社区合作金融,通过连接城市资金、渠道与消费者,补充农业及实体经营的资金、技术和资源缺口,但不适用于追求固定收益或无法参与经营的多数人。
本摘要由AI辅助生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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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光远说,中国股市赚钱很难,尤其对散户,千万不要忽悠普通人进股市。不要看到一只股票今年涨了七八倍就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那个钱不是你赚的。

  我完全认同这个劝告,而且认为它比表面上更有力量。它背后是一个更大的判断:这个市场从本质上不站在普通人这一侧。

  根源不在某个机构的恶意,而在制度结构本身。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劝散户别进股市",而是:在债务型市场之外,能否开辟另一条道路?

  我给的答案是:有一条小路,而且已经有了一百多万个起点。它不是成熟方案,但可以拿出来作为方向讨论。

  一、中国金融市场的症结在哪

  1. 制度移植与经济环境的错配

  中国证券、银行、货币体系的核心制度几乎都脱胎于西方。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出在适配性。

  第一,国有资本为主体,西方规则按私有产权设计。证券法、公司法、破产法、公司治理制度,都围绕"股东出资—承担有限责任—按比例分享剩余"这条链设计。但中国资本市场主体是国有控股大型企业,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行政任命与考核,不是出资关系。当"股东"这个角色在制度上是虚的,"投资者"就只剩下一个身份:出钱的、被动接受结果的。

  第二,市场参与者结构与制度假定相反。西方市场假定成熟机构投资者主导,养老金、保险、基金构成底盘,散户是补充。中国现实恰好相反:散户账户占全部账户的 99.7%,贡献全市场 55%–60% 的成交额。

  第三,监管能力与市场复杂度不匹配。数亿参与者、杠杆层层嵌套、量化与人工交织,监管的人力、工具、穿透能力都严重不足。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制度建设速度跟不上市场演化速度。

  三个错配叠在一起,结果是:市场快速扩张,但保护参与者的制度没有同步跟上。散户成了流动性提供者,成了被交易的对象,而不是被保护的主体。

  当然也要说公道话:散户投机心理盛行,不能全归给制度。A股换手率长期在 300%–500%,散户平均持股四十天、机构一百九十天。制度提供土壤,但种子是参与者自己带来的。

  2. 国际资本的影响:不在持股,在通道

  高盛 2026 年 3 月的测算值得看:中国在全球 AI 相关市场市值占比约 10%、收入占比约 16%,但全球共同基金对中国股票的配置权重仅约 1.7%,对 AI 科技股持仓更低。

  10% 与 1.7% 的差距,比持股比例本身更能说明问题:国际资本对中国资产的定价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它买不买"这个动作上——买或不买,可以瞬间改变一个板块的估值倍数。

  更隐蔽的是通道和标准。港股外资持股占 55.3%,而 A 股的融资、定价、国际化通道大量经由港股形成;全球机构配置中国资产要按一套国际规则、会计准则、评级体系来做,谁掌握标准解释权,谁就掌握定价的语言。

  所以外部资本的收割主要不通过"持股套利",而通过"定价权—通道—标准"三条路;而对散户的收割,主要不通过外部,而通过内部的制度结构。

  3. 债务型金融市场的内在缺陷

  核心依据是:每一笔新增货币都对应等量的新增债务。

  货币供应增长高度依赖债务扩张,债务又依赖下一轮货币扩张来维持。这意味着债务型市场有一个内生的规模上限,不由需求决定,由现金流决定。当新增债务的偿付义务增速超过实体经济新增价值增速,链条就必须收缩——违约、减值、抛售、流动性萎缩,都是收缩的方式。

  更深的问题是:它必然产生零和博弈。

  在债务型金融市场里,资金提供方(散户、机构)与资金需求方(上市公司)构成对偶关系。每笔融资都是一次对偶运动:投资者付出货币,上市公司得到资金,方向必然成立,但存在差异。但差额去了哪里?

  债务型结构下,差额被中介与发行方以利息、费用、佣金形式截留,转化成对未来现金流的索取权。投资者的收益是固定的、有限的;企业家的收益是剩余的、无上限的。这个结构决定了:市场好的时候大部分人赚不到钱,市场差的时候大部分人亏钱——因为大部分人站在固定索取权那一侧。

  这不是道德问题,是结构问题。散户被"收割"不需要谁去收割它,它只需要制度按这个方式运转。

  这才是"宿命"的准确含义:债务型金融市场不可能靠内部改良,变成参与者共赢的结构,因为零和性来自结构本身。收紧监管可以减少具体不法行为、保护一部分人,但改变不了"固定索取者与剩余索取者分离"这个基本格局。

  4. 现行农业合作社模式

  谈民间合作金融,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状况可资借鉴。

  截至 2025 年末,全国农民合作社超过 200 万家,家庭农场近 400 万个;入社农户超过 1 亿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46.8%。规模增长很快,但质量参差不齐,这一点官方自己也不讳言。

  农业农村部 2026 年 4 月的文件写得直接:部分经营主体虽获得诸多扶持政策资源,却未能有效带动农户增收,甚至对农户产生一定挤压效应——有的大规模流转土地,推高了地租价格。全国人大法工委 2017 年修法说明也指出:一些专业合作社存在管理不民主、财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

  制度设计上的原因很清楚:2017 年修订、2018 年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取消了"同类"限制、改为登记制加年报公示,登记门槛极低——五名以上成员、一份章程、一个名称住所,没有实缴资本要求。这在数量上是巨大成功,但在质量上留下缺口:数量膨胀的速度远快于规范能力提升的速度。

  法律其实留了出口:第四十八条规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营业执照。这一条针对的正是"空壳社"。但要靠事后吊销来清理,代价是这些社在存续期间仍以合作社之名参与市场活动——清理速度永远慢于产生速度。

  所以第一个结论是:民间合作金融不能假定现成制度已经准备好。它要在一个"数量上很成功、质量上待规范"的基础上起步。

  二、民间合作金融模式探索

  1. 这个模式是什么

  不经过金融中介机构,投资者与被投资者之间直接进行资金的投资和融资。

  它与现有模式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钱的性质变了。

 

债务型金融

民间合作金融

资金来源

银行存款、基金、债券

参与者的权益出资

中间环节

银行、券商、基金、信托

无,或仅保留服务与托管角色

收益形式

固定利息、资本利得

分享经营利润(剩余索取)

参与关系

投资者不参与经营

投资者可能直接参与经营

风险承担

机构分散风险

参与者自担,但知情

对偶差额去向

被中介截留为费用与利息

归合作社全体成员按比例分享

  这是"社会总财富包含虚拟资产,社会净财富是总财富抵消债权债务之后的可消费财富"这一辨析的直接应用:民间合作金融做的,是把居民储蓄的一部分从债权形态转为权益形态——它直接提高的是净财富,不是总财富。

  2. 为什么以农村合作社为起点

  因为它已经是这个方向的早期探索,而且规模不小。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条把合作社定义为: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第四条列了五项原则,其中两项值得特别注意:

  "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这不是分红原则,是目的原则:合作社存在的目的是让成员共同受益,不是让成员赚差价。

  "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这是分配原则,指向很特别:按交易量返还,不是按出资比例。用合作社服务越多的成员,返还越多。

  第十三条更关键:成员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经营权、林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这一条的分量在于:土地经营权可以作价入股。这意味着合作社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资金集合",而是把土地、劳动、资金、市场资源合在一起。

  第四十四条把分配机制写得更细: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合作社交易量比例返还的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返还后的剩余部分,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平均量化到成员,按比例分配。

  这个分配结构已经很接近"权益合作"了:六成按交易量给干活的人,四成按出资份额给投钱的人。

  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条款。第四十一条:合作社与其成员的交易、与利用其提供服务的非成员的交易,应当分别核算——这是防利益输送的核心,让利益从成员端向管理端的转移在账上露出来。第三十六条列了禁止行为,其中"不得将本社资金借贷给他人"这一条,直接把合作社和债务型金融划清了界限——合作社的钱不能拿去做债权放贷,必须留在经营里。

  第三十二条允许一百五十人以上设成员代表大会;第七章专门规定了联合社——三个以上合作社可自愿出资设立联合社,依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这为"合作金融"提供了组织形式上的阶梯:单社 → 联合社 → 更上一层的合作金融组织。

  所以我的判断是:这条路不是凭空设想,它在法律上有基础。合作社的制度设计里,已经包含了"资金+土地经营权+劳动+服务、按交易量与出资双重分配、不经中介直接经营"这一整套要素。民间合作金融要做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补上一样东西:城市民间资金。

  3. 第一步:引入城市民间资金参与合作社经营

  这是整个模式最关键、也最需要小心的设计。

  设想是:城市的民间出资人以出资人身份加入农村合作社,带来资金,也带来市场资源和渠道;合作社这边有土地、有农村劳动力、有种植养殖经验。

  出资人直接参与合作社的经营活动——不是把钱交出去就不管,而是参与经营决策、参与生产经营。因为只有参与,才能知情;只有知情,"被收割"这件事才无从发生。

  这里有一个对偶关系值得写清楚,因为它是这个模式在理论上最漂亮的地方:

  出资人付出资金(输出),合作社得到资金和市场资源(输入);合作社付出农产品和劳务(输出),出资人得到经营利润和实物回报(输入)。方向的对应必然成立。但差额——也就是利润——去了哪里?

  在债务型结构里,差额被中介截留,转化为对未来现金流的索取权;在这个结构里,它归合作社全体成员按比例分享,出资人拿其中属于他的一部分。

  差额不是消失了,是分配方式变了。

  4. 这个模式的三个特点

  第一,熟人关系降低信任成本。陌生人之间的金融交易,需要靠复杂合约、担保、审计、监管来弥补信息不对称;熟人之间,这些成本大部分可以省掉。省下来的这部分成本,就是参与者的净收益。这对合作社尤其重要——农户承受风险能力弱、信息能力更弱。

  第二,不是零和分配,是共同把蛋糕做大。这是与现行金融市场最本质的差别。债务型市场是零和的——大部分人站在固定索取权一侧,一方收益必来自另一方损失,结构上必然"互坑"。而这个模式是共生的:出资人拿到的利润来自合作社经营得好,合作社经营得好来自出资人带来的资金和市场。双方利益方向一致。说准确一点:这不是"没有博弈",而是把博弈从"价格博弈"转成了"经营博弈"。

  第三,参与经营让约束内生化。债务型金融里,参与者与经营是分离的——出资人拿固定回报,不关心也不影响经营效率。这在效率上有道理(专业分工),但后果是经营层的道德风险不受出资人约束。而这个模式里,出资人参与经营,损益直接落在自己账上,约束是内生的,不需要外部监管去施加。

  5. 三条必须承认的局限

  第一,身份障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十条是一道硬约束:合作社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成员总数二十人以下的,可以有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组织成员;超过二十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城市民间出资人以什么身份进入?如果是自然人,二十人以下只有一个名额,超过二十人受 5% 上限约束;如果是企业或社会组织,完全适用上述限制。更重要的是:非农经济领域目前没有与合作合作社对应的法律形态。农业领域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城市、服务业、工业缺少一个"合作金融"或"合作社"的组织法。这是最大的制度空白。

  第二,经验与知识的缺陷。出资人可能不熟悉农业;农户可能不具备投资判断能力。如果按"投资者指导经营者"的思路走,出资人实际上是在做一个自己不懂的判断。对偶式的解法是:不是一方指导另一方,而是各自贡献自己懂的那一块——出资人带来资金、市场、渠道、对产品的判断;农户带来土地、劳动力、生产经验、对本地条件的判断。双方在合作社这个载体上分工,而不是在上下级关系上分工。但这必须配合制度安排,否则分工会滑向一方主导。合作社法第三十二条的成员代表大会、第四十四条按交易量返还不少于六成盈余——这些条款正是防止出资人凭借资金优势夺取主导权的制度装置。

  第三,规模与流动性。熟人关系型合作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天花板:承载不了大资金。这既是优点(不需要流动性管理)也是局限(无法替代现有金融体系)。退出机制受法律约束:第二十五条规定,成员要求退社的,应当在会计年度终了前三个月向理事长或理事会提出书面申请。出资人的资金被锁定在经营周期里,不能像股票那样随时卖出——但反过来说,他也不需要担心明天开盘就跌停。流动性风险和波动风险是一回事的两面。债务型市场用"随时可卖"换来了"随时可能亏";合作型模式用"不能随时卖"换来了"没有价格波动可收割"。退出不便不是纯粹缺点,它是这个模式的一部分代价,也是它的保障。

  6. 可以拓展到非农经济领域

  农村只是起点,不是终点。这个模式的核心结构——熟人关系、共同经营、按比例分享利润、不经中介直接投融资——并不依赖"农业"这个产业形态,它依赖的是"参与者的贡献可以被相互识别并组合"。

  在非农领域,形式可以很多:手工业与乡村旅游的合作社化、餐饮与本地生活服务的合作化、工人与用户的合作化(用户以预付资金参与、工人以劳动参与、按经营结果分享)、社区型合作金融组织。

  最有潜力的方向之一:把消费者的角色从"购买者"变成"参与者"。现行模式下,消费者和企业是纯对偶关系:消费者付钱,企业提供商品与服务,双方之间有一个差额(利润),消费者在这个关系里是纯出资方,没有任何分享权。而在合作型模式里,消费者可以成为合作组织成员——他付出的不只是钱,还有需求信息、口碑、社区关系;他得到的也不只是商品,还有经营收益的分享权。

  7. 它同时在解决两端的问题

  把前面几节合起来看,会发现它同时在做两件事,而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

  从供给端看,它解决农业的资金、技术、资源不足,以及由此延伸的农产品安全问题。中国农业的三个长期短板:资金(小农户买不起农机、租不起土地、拿不到季节性周转资金;规模经营主体贷款难、融资贵)、技术与资源(新品种推广、新技术落地、品牌建立,都不是单个农户能完成的,需要有人组织、投入、承担失败风险)、农产品对外依存。

  看一组数字:2025 年大豆自给率 21.5%(目标 25%,对外依存度仍接近 80%);食用油自给率仅约 34.2%(国际安全线 50%);牛肉 72.4%(目标 85% 以上,差 12.6 个百分点);大麦 17.5%。2025 年农产品进口额 2074.1 亿美元、出口 1041.6 亿美元,逆差 1032.5 亿美元,进口规模仍约为出口两倍。大豆年进口约 1 亿吨,而年产量不足 2100 万吨。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判断:农产品的安全问题,表面看是产量问题,实质上是投入问题。要把大豆自给率从 21.5% 提到 25%,光靠育种不够,还要有人愿意种、种得起、卖得掉。而"让种植者能挣钱"绕不开一个前提:有人愿意先把钱投进去、承担风险、和种植者一起干,等收益出来再分。

  这正是合作金融能补的位置。它把三样东西放到一起:城市的闲散资金(补资金缺口)、城市的渠道与市场信息(补技术与资源缺口)、城市的消费者(补销售缺口)。回报不是固定利息,是经营利润。

  从需求端看,它解决城市资金找不到出路的问题。

  股票:散户账户占 99.7%、贡献六成成交、年均换手是机构十倍、小额账户亏损率接近 99%。这条路不是不能走,是走着累,多数人走不到终点。

  P2P 与网贷:已被制度性关闭。平台数量从 2017 年高峰期约 5970 家锐减到 2026 年的 80 到 100 家持牌合规机构,行业规模缩水超 98%;2025 年 10 月《助贷新规》落地,银行须自主风控,禁止助贷机构兜底代偿,综合融资成本年化不得超过 24%;2026 年 3 月金融监管总局约谈 5 家头部助贷平台;2026 年 8 月 1 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施行。这条路不是被市场淘汰的,是被制度关掉的——关掉它的原因,正是当年那些跑路、庞氏骗局、强制搭售。

  房地产:"不是投资标的"已是共识,政策层面也在限制。

  三条路走不通,剩下的是定期存款。2025 年末住户存款 167.04 万亿元,定期存款占比 73.3%,创历史新高;M2 与 M1 的差额 D2 是 224.8 万亿元,占 M2 的 66.1%。钱越来越多,但增加的主要是沉淀的那一部分。这些钱最终的用途是消费、还房贷、或者继续躺在银行。它们不为任何生产活动提供资金,也不对任何经营活动承担风险。它们只是等待。

  这两件事为什么是同一件事?因为它们是同一笔资金的两面。城市资金躺在定期存款里,同时农业缺资金缺技术——看起来互不相干,其实是同一个结构性问题的两个表现:社会缺少一条把"沉淀的钱"和"真实的需求"直接连接起来的通道。

  现行金融结构把这件事分成两段,而且两段都断了。第一段是"钱怎么从存款变成投资",要经过中介:银行要抵押、券商要上市、网贷曾想绕过但被清退。每一段中介都收一道费用,每一道费用都从出资人收益里扣。这一段的问题不是不开放,是开放之后变成了收割。第二段是"钱怎么到达真正需要它的生产经营者",要经过信贷筛选与担保、抵押品评估、风险可计量。而农业与大量实体经营领域,恰恰是最难被标准化计量、最难提供抵押品、最难用财务报表表达的地方。于是钱从第一段绕过去,绕得太远,最后干脆不去了。

  所以这个模式真正要做的,是在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间架一座桥:让出资人直接面对经营,直接看到自己的钱变成了什么。

  必须说清楚一件事,避免被误解成"劝大家去投资合作社":这不是一个收益率故事。在这个模式里,出资人拿的是经营利润,是剩余索取权,可能盈也可能亏;退出受合作社法第二十五条约束;规模小、流动性差、参与者要真的参与经营。它对绝大多数人不合适。它合适的是这样一类人:有产业判断力、有时间参与经营、认同某个具体领域的长期价值,并且愿意把资金和经营绑在一起。这种人现在没有合适的去处——他们既不满足于定期存款的 1.5%,也不愿意进股市被人收割。而这类人如果不去寻找出路,钱就会变成定期存款,那些真正需要资金和资源的领域就得不到他们。这是一个双重损失。

  8. 它在城市工业中的形态:占用股份、参与经营、监督经营者

  前面讲的都是农业,但这个模式最直接的对应物,其实在城市工业企业里。

  问题出在:股东权利的另一半被丢掉了。

  A 股 5910 家公司有第一大股东,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 31.72%;其中一股独大的公司 750 家,占 12.69%。有更具体的说法:上市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平均持股比例高达 50% 左右,而实际上只需 30% 即可实现控股。

  后果有三条。第一,减持压力: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且大部分在上市前取得,上市后通过合规减持逐步套现。减持规模增长惊人:前年全年 1100 亿元,去年 4200 亿元,今年上半年已达 4860 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第二,监督失效:独立董事制度在 A 股基本形同虚设——独董人选全部由大股东直接选聘,无法独立发挥监督作用。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中 5 名独董被判决承担合计 3.67 亿元连带赔偿责任,但那是事后追责,不是事前监督。第三,也是最要紧的:广大的中小股东只有"持股凭证",没有"参与权"和"知情权"。

  城市工业里的合作金融形态就是:员工或其他投资人占用(持有)企业股份,参与企业经营,特别是监督经营者的经营。

  它和股票市场的差别,不在持股比例,在权利的性质:

 

股票市场

合作金融(工业形态)

出资人拿到什么

所有权凭证

所有权+成员身份

能否参与经营

一般不能

能,且是设计好的

能否监督经营者

只能通过投票、诉讼等间接方式

直接参与,知情权是成员权

知情程度

依赖信息披露

参与经营本身即是知情

收益形式

股价波动

经营利润(剩余索取)

退出

随时可卖(但可能被收割)

受约束,但不被价格波动收割

  证监会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已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包括规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但从数据看,股权结构这个根问题并没有解决。有研究者建议在 IPO 阶段就设定控股股东持股上限(比如不得超过总股本 30%、公众持股不低于 50%),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它是从"发行端"下手,而合作金融是从"持有端"下手:让已经出资的人获得参与权与监督权。

  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对照:A 股分红率已达 30% 到 40%,与美股基本持平;但 A 股年度回购规模仅约 200 亿美金,美股每年超过 1 万亿美金。更关键的区别是用途:美股回购绝大部分用于股份注销,A 股回购大多被用作低价向内部员工发放股权激励。这个对比说明:A 股并不缺少"分蛋糕"的形式,缺少的是"参与做蛋糕"的权利。

  而"参与做蛋糕",正是合作金融的核心。这一层讨论的不是"散户该怎么办",而是整个权益性投资体系缺少一层:让长期出资者获得经营参与权与监督权的制度安排。一级市场的私募股权、员工持股平台,本质上也是同一种逻辑——只是参与者从散户换成了机构和高净值个人。

  9. 这仍然只是一种探索

  它不要求很快替代现有金融模式,也不应该这样要求。理由有三:

  规模不匹配。中国金融体系体量以百万亿计,合作社体系以百万家计、家级规模计。任何以"替代"为目标的方案,要么是空想,要么是危险的。

  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现有银行、券商、基金体系承担着全社会大部分金融中介职能,有流动性管理、风险处置、监管配合的专业能力,合作社没有。让合作社去承接银行的功能,是把一个能做的事变成不能做的事。

  条件不具备。前面说的三条局限——身份障碍、经验知识缺陷、规模与流动性——都不是靠意愿能解决的,需要立法、监管、税收、金融基础设施的配套。

  所以准确的位置是:这是一种探索,不是一套替代方案。它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一个方向,而不是它已经解决了问题。

  三、为什么这个方向符合权益经济的总体方向

  1. 它符合权益经济的基本定义

  权益经济的定义是清楚的:货币应当是权益而非债权,融资应当由权益承担而非由债务承担,企业与居民之间应当形成剩余索取权的关系而非固定索取权的关系。

  在这个定义下,民间合作金融是标准的权益安排:出资人承担风险、分享剩余、不享有固定回报;合作社及其成员共同持有经营资产;利润归参与者按比例分配,不被中介截留。它的对手是债务型金融:固定回报、优先受偿、中介抽取、风险由公共部门最终承担。这两者的差别不在效率高低,在性质。

  2. 它把居民储蓄从债权形态转为权益形态

  这是它对宏观结构最直接的意义。

  社会总财富里,金融资产(虚拟资产)占相当大比重;社会净财富则要抵消掉债权债务。而抵消掉的那些部分,恰恰是不产生可消费财富的部分。2026 年二季度,中国 M2/GDP 248.1%、社融存量/GDP 321.4%。这个比例说明: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以债权债务形式存在,而不是以可以直接消费的实物资产形式存在。

  民间合作金融的作用,是在这个结构里增加一小块"以经营收益形式存在的居民资产"。规模在短期内微不足道,但性质上是相反的方向。而且它还有一个额外好处:这类资产不产生"未来必须偿付的义务"。债务是未来现金流的索取权,权益不是。一个合作社经营得好,参与者分到利润;经营不好,参与者承担损失——但没有任何人有权在经营亏损时拿走一份固定回报。这对债务经济的收缩风险是一个结构性缓解。

  3. 它实现了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的融合

  这是这个模式最有价值、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

  在债务型结构里,这三个角色是分离的,而且分离到彼此对立:劳动者出售劳动力,取得固定工资,不分享经营成果;消费者付出货币,取得使用权,不分享任何经营收益;投资者提供资本,取得固定利息或资本利得,不参与经营。三个角色都在同一个经营过程里,但没有任何一个与经营成果有共同命运。

  而在合作型结构里,这三个角色可以合一。合作社的成员同时是:投入劳动的社员(劳动者)、购买和使用合作社产品的消费者(消费者)、投入资金并分享利润的出资人(投资者)。

  反过来也成立:资金供应方式的具体化(从债务转向权益),会反过来改变劳动方式的性质——当劳动者同时是出资人、当消费者同时是股东,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就在具体组织形式上被消解了。

  这就是"社会主义融合"在操作层面的含义。它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具体的:一个人在这个组织里既是劳动者又是出资人,他的收入随经营成果浮动,因此他与这个组织、与劳动成果、与他人之间,不再是零和关系。城市工业形态把这个融合推进了一步:把"参与权"和"监督权"也一并给了出资人。

  这一点值得单独强调。在债务型结构里,出资人的权利是残缺的。他交出资金、承担风险、换来一个债权凭证,然后被挡在经营之外——不参与决策,不了解内情,无法监督。"股东"这个身份在制度上被虚化成了"出资人"。

  而剩余索取权不是一张纸,它是一组具体的权利,至少包括三样:分红的权利、知情的权利、参与决策并监督的权利。缺了后两样,剩余索取权就退化成了固定索取权的伪装:拿固定回报的那一方出了钱,风险却由别人承担;而"分享剩余"的那一方拿到的是一个账面数字,对剩余的形成过程没有任何发言权。

  中国 A 股的问题恰好就出在这里。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 31.72%、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平均持股约 50%,而 30% 即可控股;独立董事由大股东选聘、形式上独立、实质上不独立;减持规模三年从 1100 亿元涨到今年上半年 4860 亿元。在这样的结构里,广大的中小股东拿着所有权凭证,却既不能参与经营,也不能有效监督。

  所以"权益经济"在操作层面的检验标准是清楚的:出资人拿到的到底是固定回报还是剩余索取?剩余索取是否配套了知情权与监督权?

  合作金融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制度组合:出资即成员,成员即知情与参与,剩余按比例分享。农业里的合作社是土地与劳动力加城市资金组成这个组合;城市工业里的形态是员工与投资人占用股份参与经营组成这个组合。这两个形态的共同点,不是"合作"这个词,而是:出资人同时是当事人。

  4. 用对偶思维看这个模式为什么能成立

  债务型金融市场的零和性来自"固定索取权与剩余索取权分离"。那么问题就是:能不能在对偶关系上重新安排,让差额不被中间环节截留?

  这个模式给的答案是:可以,方法就是"把参与和知情带进来"。它做了三件事:

  第一,让方向对应在一个更短链条上完成。不是"储蓄—中介—贷款—企业"四段,而是"出资人—合作社—经营"两段。链条缩短,中间那个截留差额的位置就消失了。

  第二,让差额有了明确的归属规则。《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四十四条已经写好了:按交易量返还不少于六成,剩余按出资份额分配。差额不是被"分掉"的,是被"写进规则"的。

  第三,把风险从"看不见的杠杆"变成"看得见的经营"。出资人参与经营,亏损的原因他看得见——是苗没长好,还是销路没打开。看得见风险的人不会被收割,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承担什么。

  这不是消灭了不平等,而是把不平等从"隐蔽的、被截留的"变成"明示的、按规则分配的"。这正是从债务经济走向权益经济的本质动作——不是让所有人都一样富,而是让分配规则从隐蔽转向明示,从不确定转向可预期。

  5. 必须承认:这个方向也有它自己的问题

  三个风险是真实的:

  第一,它可能变成"带人情味的非法集资"。熟人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也降低了监管的可识别性。没有门槛、没有审计、没有信息披露的民间合作,一旦规模超出熟人范围,风险性质就会变化。所以规模上限必须是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靠自觉。

  第二,它可能让出资人承担自己无法评估的风险。农户有生产经验但没有资产组合概念;出资人可能真的懂某个行业,但不懂农业。"参与经营"这句话很容易被用作免责的说辞——实际上很多出资人并不真的参与。这就要求治理结构上保证实质参与,而不是名义参与。

  第三,它可能重复它要反对的那些毛病。合作社法第三十六条禁止的那些行为——侵占挪用私分资产、违规对外借贷担保、接受交易佣金归己——在合作社里同样会发生,只是形式从"上市公司"变成了"合作社"。而且因为是熟人关系,处理起来更难。

  这三条风险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不是"模式本身错了",而是"制度配套不足"。所以补制度的迫切性,不亚于探索的必要性。

  结语

  马光远那个劝告,我完全认同,而且认为它比表面上更有力量。"千万不要忽悠普通人进股市",这句话背后是一个更大的判断:这个市场从本质上不站在普通人这一侧。

  而这个判断的根源不在某个机构的恶意,在制度结构本身——债务型金融市场的规模上限由现金流决定,它的零和性来自固定索取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分离,它的每一次扩张都在创造新的偿付义务。这三条都不是监管能改的。

  所以问题就变成:在债务型市场之外,有没有别的路?

  我给的答案是:有一条小路,而且已经有了一百多万个起点。农民合作社的制度设计里已经有了全部关键要素——资金、土地经营权、劳动力作价出资,按交易量与出资双重分配,不经中介直接经营,合作社之间还可以组联合社。民间合作金融要做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引入城市民间资金,让出资人直接参与经营,然后把这套形式从农业推广到非农领域。

  它的三个特点——熟人关系、合作分享、参与经营——恰好一一对应着三个要解决的问题: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零和博弈。它符合权益经济的总体方向,因为它把居民储蓄从债权形态转成了权益形态,让差额按明示的规则回到参与者手里,并且第一次让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这三个角色可以在同一个组织里合一。

  但它只是一种探索。我把它讲得完整,是为了让它可以被讨论、被检验、被证伪——如果它只是些美好设想,它连被讨论的价值都没有。

  接下来需要做的,是把它落到具体的地方去试:哪一个产业、哪一个村、哪一种出资结构、哪一套治理规则。试出来的东西,比论证出来的东西有用。

  最后回到那句话:利润是手段,市值是手段,产量是手段。在一个以债务为默认形式的市场里,人们习惯于把手段当成目标——把赚钱当成目的,把市值当成目的,把增长当成目的。而在这个探索里,目标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让参与的人——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从共同的经营中获得真实的回报,并且知道这笔回报是怎么来的、归谁所有、风险在哪。

  回头看这一轮讨论,四点意见其实是把同一个方向的四层含义补齐了。

  第一层是控制的层次。国际资本的问题不在持股比例,在通道;而通道背后还有一层更深的——国内的钱本身是否已经有一部分在国际资本手里。这个问题本文没有答案,但它必须被提出来。

  第二层是供给的层次。这个模式不只是一个金融形式,它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农业缺资金、缺技术、缺资源,而农产品的对外依存(大豆自给率 21.5%、食用油约 34.2%、牛肉距目标差 12.6 个百分点)本质上是投入问题,投入问题背后是资金机制问题。

  第三层是需求的层次。城市资金在股票、网贷、房市三条路都走不通之后,只能躺在定期存款里——2025 年住户存款 167.04 万亿,定存占比 73.3% 创新高,这个数字就是答案。而这两件事是同一笔资金的两面。

  第四层是权利的层次。A 股的问题不是分红不够(分红率已达 30%–40%,与美股持平),而是出资人只有所有权凭证,没有参与权与知情权。城市工业里的合作金融形态——员工与投资人占用股份、参与经营、监督经营者——补的就是这一层。

  把这四层连起来,这个方向的完整表述是:它要做的,是在"沉淀的钱"和"真实的需求"之间架一座桥,让出资人直接面对经营,直接看到自己的钱变成了什么;并且让出资人在拿走剩余的同时,也拿到知情权与参与权。

  这才是权益经济在操作层面的样子。这一点,可能比任何一种金融产品都更接近我们想要的那个社会。

  【文/崔向英,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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