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蓉：井冈山精神跨越时空
1929年春天的一天，正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伯承看到了两本从国内传来的油印小册子，上面刊载了毛泽东1928年10月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和毛泽东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刘伯承看完后激动不已。他拿着这两本小册子，兴冲冲地来找左权和屈武。他一边念着文章，一边深有感慨地说:我真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一起去战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红色政权居然能在白色恐怖的隙缝中生存下来，这确实是伟大的创造，是东方的奇迹，是中国革命的希望之光，这也是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来的光芒！
井冈山精神酝酿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1927年9月9日，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继八一南昌起义之后，英勇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落实和贯彻八七会议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具体行动。
秋收起义开始后，起义军先后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却遭到了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加上兵力分散、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等，起义军遭受很大损失。毛泽东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面对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主张起义军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以寻找落脚点，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前委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部队继续南下到达莲花县的甘家村。部队冒雨攻克了莲花县城，砸开了监狱，营救出被捕的70多名革命群众。
秋收起义失利后，起义军中党的组织不健全，思想混乱，缺乏弹药，没有给养，伤病员也没法安置。在这种困难情况下，9月29日，起义军来到江西永新三湾村时只剩下六七百人。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使部队更精干；同时将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还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这就是从组织上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使部队获得了新生。三湾改编后，部队出现了新面貌。
10月初，部队来到江西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建立根据地和对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采取团结改造方针等问题。这样，秋收起义部队在遭到挫折后，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革命、坚定信念、不怕挫折、实事求是闯新路的结果。
井冈山精神形成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成和发展的伟大实践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为了加强党对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先后派出党员干部，恢复、整顿和发展各县的党组织。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中共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也有了党组织。宁冈、遂川、茶陵建立了县工农兵政府。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等县都有了地方武装。到1928年2月，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毛泽东率兵上了井冈山，党的临时中央开始并不赞同，还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去支援湘南暴动。毛泽东奉命指挥部队分三路下山，同时继续谋划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当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离开后，国民党军队乘虚而入，闯进根据地，进行大肆烧杀。井冈山根据地除茅坪、大小五井、茨坪等地外，被敌占领一个多月。刚刚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下山后的毛泽东看到湘东群众运动开展很好，想到茶陵活动，使湘东与湘南联系起来。于是毛泽东派毛泽覃率领特务连往湘南与朱德部联络；一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还分兵各乡发动群众，号召贫苦工农团结起来，开展打土豪、建政权、分田地运动。
与此同时，湘南暴动的部队由于军阀混战暂时结束，致使部队面临强敌的攻击。为了保存实力，朱德、陈毅等当机立断，有计划地命令部队撤出湘南，分两路向井冈山转移。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兵分两路加以接应。湘南暴动部队经过艰苦转战先后到达宁冈砻市。1928年4月下旬，举行了庆祝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大会，朱德、毛泽东先后讲话，陈毅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全军统一实行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提出的建军制度，重申“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朱毛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在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多次“进剿”“会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开展游击战，给予敌人有力打击。他们把红军和赤卫队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对红军游击战争发挥了有效的指导作用。1928年6月23日，红四军主力在永新与宁冈边界的新、老七溪岭、龙源口一带，在赤卫队、暴动队配合下，经过激烈的战斗，歼灭江西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击溃两个团，乘胜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进剿”。龙源口大捷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发展为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和酃县东南部，面积7千余平方公里，人口65万。
1928年6月底，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商定于7月7日同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会剿”。这次反“会剿”，由于湖南省委和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的形势，忽视建立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在战略上分兵冒进，结果不仅丧失了对赣敌实施反攻的战机，反而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和第29团的失散。这就是史称的“八月失败”。8月下旬，留守井冈山的红军在群众支援下凭险抵抗，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会剿”。9月，毛泽东率部回师井冈山，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收复边界大部分失地，巩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9年1月，国民党调集湘赣两省敌军6个旅、18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施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避敌锋芒，出击赣南。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艰难突围，井冈山根据地失守。4月1日，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与井冈山突围后转战赣南的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十团（即红五军主力）会合，在赣南闽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此时，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仍在继续。在和井冈山相邻并同时开辟的九陇山军事根据地，成为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基地。
革命根据地巩固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如何动员组织群众？首先是红军要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通过进一步总结群众工作的经验，在遂川县宣布了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4月，在沙田集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毛泽东宣布和解释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三项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红军的严明纪律深受工农的欢迎和拥护，极大地密切了军民关系，也为工农民主政府的建立和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开展分田斗争，是共产党领导井冈山人民开展的革命斗争。湘赣边界大多是比较落后的穷乡僻壤，地主豪绅压迫剥削严重，人民生活困苦。毛泽东亲自到永新塘边村做调查研究。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对土地占有状况调查，毛泽东认识到“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是中国的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到1928年7月，根据地各县普遍分配了土地。“八月失败”时，豪绅地主大肆报复，土地重新被夺了回去。9月以后，红军收复了根据地大片失地。在湘赣边界特委的指导下，各县以区为单位，对土地进行了一次复查，有的地方还重新分配了土地。1928年12月，毛泽东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明确规定了土地的归属和分配办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土地革命，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动摇了反动统治基础，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官兵一致，红军从军长到士兵都没有薪饷，每人每天只有5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经常是吃红米和南瓜。发伙食尾子，二角则一律二角，四角则一律四角，军长也不例外。为了节省油，毛泽东晚上办公也只点一根灯芯的油灯。朱德和战士一样下山挑粮。共产党人的这种艰苦奋斗精神，对红军和人民群众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克服各种困难，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井冈山精神跨越时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大力弘扬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井冈山精神的酝酿、形成，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不懈奋斗，突破苏联城市为中心模式，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生动缩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的典型范例。井冈山精神和红船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中国革命政权的实质，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及其他地区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经验和教训，着重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在井冈山首次提出并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得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结论。
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井冈山的经验也从1928年初起通过多种途径在全国各地陆续传播开来。从1928年1月起，井冈山多次写长篇报告和派人到中央，详细汇报创建根据地的具体经过、经验教训及斗争现状等；湖南、江西两省委也多次向中央报告湘赣边界的情况，使中央对湘赣边界的斗争由不满意、指责到肯定、赞扬。1928年4月，中共中央筹备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专门给朱毛红军两个代表名额。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给朱德、毛泽东并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指出“你们转战数千里与反动势力奋斗，中央对于你们在这种刻苦的劳顿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甚为欣慰”。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称：“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以后，中央在给湘鄂赣、四川、福建、左右江等地党组织的指示、信件、主办的党报、党刊及全国性的会议上，多次提及井冈山、朱毛领导的红四军，号召各地向井冈山学习，不同程度地推介了井冈山经验。
各地注意学习井冈山的经验。正是因为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既学习井冈山等其他根据地的经验，也注意吸取其教训，才逐渐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打开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新局面，以后才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择、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成长具有关键意义。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风雨中走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井冈山精神跨越时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大力弘扬。
（作者：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 《红旗文稿》2021/9 作者： 李 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