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起:毛主席布设平原游击战争火种
2024年4月21日,应邀赴河北安新记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参加纪念毛主席《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86周年座谈会,对毛主席布局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有了更深的认识,对河北游击军的历史地位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此,也对主办方传承红色历史的情怀表示由衷的敬意。
一、毛主席对冀中平原抗日的深远筹谋
毛主席是伟大的战略家,他总是能超越时空做出伟大的战略预见,他对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深谋就是一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就在蒋介石还幻想“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的时候,毛主席就十分清醒的认识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的全面战争,目的是要灭亡全中国。而且,毛主席预见到,日寇会很快南下,国民党的军队根本抵挡不住日寇的进攻,北平和华北很快要陷落。正是这样,22天后,1937年7月29日,日寇攻陷北平;7月30日,天津被日寇占领;9月18日日寇占领涿州;9月25日攻占保定。很快,整个华北尽陷于日寇之手。
从当时的全局看,面对日寇的疯狂侵略,毛主席一面号召实行全面全民族抗战,积极推动促成全民族的抗日阵线,要求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一面组织部署展开人民军队,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人民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抗日游击战争,以彻底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全部的抗战史证明,这对于中国战胜日本侵略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而毛主席对发展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布设,是他筹谋全国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卢沟桥事变后,毛主席迅速定下决心,我们不能等,要抢在日寇占领冀中之前,派出得力干部奔赴冀中,组织队伍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为此,毛主席亲点红军团长孟庆山,秘密潜回家乡保定,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从现在看,这既是毛主席的一个正确的战略预断,又是一个超前的战略布设,还是恰到好处地利用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战略时机。正确的战略预断,是说毛主席提前准确预见到了华北会迅速沦陷;超前的战略布设,是说毛主席提前在冀中战略区布下抗日火种,既钉入抗日的楔子,布下抗日的火种,又做平原游击战争试验,以取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经验;有利的战略时机,是说当时国共已初步达成联合抗日,而华北又尚未沦陷之际,这样的时机,对于共产党派遣人员来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敌情顾虑较轻,相对较便于组织抗日力量。
冀中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开展和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完全验证了毛主席平原游击战争的思想。
二、毛主席委派红军团长孟庆山去冀中
提前派得力干部前往冀中,组织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敌战区斗争环境残酷,派去的人,既要勇于牺牲,又要能开创抗日游击战争局面,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又要有顽强的战斗意志,还要有极强的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缺一不可。而孟庆山,可以说正是不二的合适人选。
【抗日战争时期的孟庆山】
孟庆山,1906年5月出生在冀中平原腹地,河北保定蠡县万安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他7岁出门讨饭,12岁到地主家当长工,18岁到天津纱厂当勤杂工,然后投身西北军当兵,后在冯玉祥部下任手枪队队长,该部后整编为国民党军第26路军,1931年孟庆山随该军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中央红军,随后参加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在长征途中任军委教导第四团团长,曾6次负伤,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孟庆山作为“抗大”第二期的学员,正在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培训。
这些信息都说明:孟庆山作为冀中人,熟悉当地的地里环境和风俗人情,与当地人民群众没有违和感,具有天然的军民鱼水关系,可以很快融入人民群众之中,便于广泛组织发动群众;而作为组织领导者,孟庆山是久经考验的指挥员,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有很强的组织指挥能力,而又经过了抗大的培训,熟悉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无疑,这些信息的筛选,正是毛主席决定委派孟庆山前往冀中的基础条件。
这里可能的疑问是,为什么毛主席只派孟庆山一人前去冀中呢?保定地区的人在延安的肯定不止孟庆山一人,为什么不多派几人去呢?这个疑问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当时毛主席的战友们多不同意,红军的作战由国内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战争的游击战的转变,很想整编为国民正规军与日寇正面作战,更不认为能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所以,在一时之间很难说服大家的情况下,毛主席要取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也就只能以这样的形式进行试点。在这里,我们也足以看到了毛主席这位“现代游击战之父”的开创性。
三、毛主席把冀中的经验推向全国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主席向孟庆山面授机宜,亲授了游击战争心法。这样,孟庆山带着毛主席的重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不带人、不带钱、不带枪,于1937年8月5日只身潜回了保定。如果计算一下的话,从延安到保定近两千里路,说明孟庆山最迟也于七月中旬就出发了。
孟庆山到达保定后,首先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在北冯、孟仲峰、东留果庄、关城村等地,举办党员干部军事训练班,传授毛主席交待的抗日游击战战略理论和新战法,训练班紧锣密鼓办了四期,二百多名学员把学到的理论方法带回各自家乡,发动群众拉队伍,收编改造地方武装(多是民团和地主的护家武装),组织扩大游击队伍,使游击战火种迅速在冀中平原点燃。所以,后来孟庆山曾对子女们说:“我就牢牢记住了毛主席的一句话,‘组织队伍’”。
1937年9月初,保定沦陷于日寇。9月中旬,孟庆山、侯玉田、孙必强在孟仲峰村孙必强家里召开党员会议,成立了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游击军独立团第三营”。时间不长,第二营、第一营在北冯村、关城村相继成立。随后,人民抗日游击武装快速发展,于当年的12月在高阳县成立了“河北游击军司令部”,孟庆山任游击军司令,阎九祥任参谋长,侯平任政治部主任,孙必强任后勤部(当时叫经理部)政委,王文波任后勤部长(当时叫经理部主任)。
在地方党的领导下,河北游击军成为了一支人民抗日武装的劲旅,下辖:3个直属师、12个路(第一至七路、2个八路和第九、第十、第十二路)、3个独立团、5个游击支队,在册人数达到69700多人(河北省军区的史料,统计是7万多人),号称十万大军。
河北游击军在孟庆山等指挥下,在冀中各界爱国民众的支持之下,在大庄战斗、三台战斗、臧家湾战斗、八里桥阻击战等作战中,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拖住了侵华日军疯狂进攻的脚步。1938年初,日军华北方面军板垣师团一部三千余人在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进入冀中腹地,突破了河北游击军的防线,占领河间。孟庆山决定趁敌人还没站稳脚跟之际,攻取河间。日军紧闭城门,躲在高大的城墙(18米高)之内,城外的游击队只有两门迫击炮,手里的武器大多是杂牌步枪,也有些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孟庆山以“起花”爆竹绑麻辫手榴弹的“起花炮”,于4月18日晚上11点向河间城发起攻击,游击将士们爬上云梯,登上城头,同敌人展开肉搏战,凌晨两点半,进入巷战,敌人狼狈逃窜,河间城又回到人民手中。
河北游击军,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孟庆山等率领下,经历大小战斗不计其数,成为敢打硬仗、恶仗的雄师劲旅,在冀中初步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所以,当毛主席从日军的天津广播电台收听到山本联队在河间与敌首孟庆山部十万余人激战的消息,极为高兴,这也就验证了他关于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理论的可行性。于是,1938年5月,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这就把发展平原游击战、建立巩固的平原抗日根据地推向了全国。
而对于河北游击军的抗战历史,在目前多地的史馆(纪念馆)展览中,多存在有不准确之处,最主要的是与“人民自卫军”的混淆。人民自卫军,是东北军691团在团长吕正操的率领下,拒绝国民党的南撤命令,于1937年10月14日举义,宣布脱离国民党军队建制而改组建立的。1938年5月,依照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指示,成立冀中军区,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由吕正操任纵队和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纵队和冀中军区副司令员。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时间节点上,还是从力量规模上,河北游击军都是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抗日力量的基础和主干。
四、毛主席的问话划破了授衔会场的寂静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授衔授勋仪式,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庄严隆重举行。毛主席与周总理给参会的二百余位将帅授衔授勋,会议规定所有人行注目礼,不准说话。但当毛主席给孟庆山少将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时,会场打破了寂静。毛主席问:“你是冀中的孟庆山吧?”孟庆山回答:“是。主席这么多年了,您还记得我?”毛主席微笑着说,“那怎么会忘记呢?你在冀中有十万大军嘛!”散会后,周总理在院中碰到孟庆山,说:毛主席夸你是立了大功的。这说明,毛主席一直记着,曾经在冀中平原探索平原抗日游击战,在冀中平原竖起中共第一面抗战旗帜,为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做出卓越贡献的孟庆山。
【1965年的孟庆山将军】
五、毛主席被国外称为现代游击战之父
游击战,古之有之。而毛主席参悟中华文化,以高度的哲学思维,透析日寇侵华之国情,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层面进行考察,把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创立了“毛泽东游击战思想”,领导共产党把游击战运用到了极致。全国抗战八年,共产党动员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游击战由小到大,遍地开花,作战形式多种多样,战斗方式变化无穷,作战12.5万次,歼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7万人,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形成了陷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研究抗战史,如果说在前期,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形成了相互支撑局面的话,那主要是有赖于敌后游击战场的战略牵制。从1938年武汉、广州沦陷,国民党即实行了消极抗战。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者兼政治传记作家克罗泽在其所著的《蒋介石传》一书描述到:“在1938年底之后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没有怎么去碰中央军,也没有发动新的重大的进攻。而蒋介石这一边则十分满足于坐等观望事态的发展。他的那些训练和装备得最好的精锐部队,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战线上对付共产党的军队。”总观抗战史看,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一败再败,使人民对其的期望值越来越低;而共产党的游击战,则予日寇不停扰击,创造了生机勃勃的抗战局面。
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军官说:“即使在日军控制最严密的地区,中国游击健儿照样十分活跃;日军要想赢得战争,简直是遥遥无期。”这在一个角度说,抗战的胜利就是游击战的胜利。
史实是,国民党也曾试图学习共产党的游击战,但却对抗日所起的作用甚微,正如美国人讲的,“国民党人的游击战1939年前后才开始,却在两三年之后即告失败,国民党派往敌后的部队,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真正有实力的武装。与此相反,中共的军队自抗战全面开始的1937年起就将主力开往敌后,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其从最初的约4万人,经过不足8年时间,就发展到近百万之众,所占地区亦从最初的陕北一隅之地,扩展到山西、察哈尔、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广东等近十个省份。”
有评论说,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让日本侵华部队吃尽了苦头。频繁的袭击让日军永不愈合的伤口持续失血;每天各地一个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越来越多被日军视为猪狗的中国人成为日益坚强的抵抗者;每个击毙十几名、几名,甚至是一名日军的难以记录的小的战斗,却由于其无处不在、频繁地发生,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上百万日伪军的伤亡。如此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事实上竟然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而后者的数量先后曾高达百万之多!
毛主席游击战思想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研究者共识,毛主席是“中国游击战之父”,是“现代游击战之父”。美国曾经为了对付越战,在1960-1970年间研究毛主席的游击战达到了热潮,上至总统肯尼迪,下到陆军将领和特种部队,每人都在研读毛主席论游击战的著作。但毛主席的游击战思想只属于人民,只能为人民所掌握,任何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只能望洋兴叹。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管理科学学会领导力专委会专家,中国动画工程促进会红色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泰山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