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从毛主席当年提到的一件事说起

　　最近，阅读了毛主席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还阅读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这两篇文章，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体会。年轻时，在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只是当时确实太过年轻，虽然毛主席的文字不难懂，但缺少阅历的我其实并没有真正看懂。毛主席的那这两篇文章，有很多思想和观点是一致的，有些也是有联系的，所以我在这里就把《讲话》与《正处》的基本观点联系起来加以讨论。

　　当年，有人把毛主席的几篇文章列为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这五篇著作分别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有一篇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在《正处》这篇文章里，确实涉及到不少哲学的思想。比如，在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并不是凝固不能变的。如果处理得好，有些敌我矛盾就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些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等等。

　　毛主席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一件事，过去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可能有很多同志也未必注意到。毛主席讲了这样一件事。石家庄一个学校（估计是一所中专学校，《讲话》中没有点明），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邓小平同志到了这个清华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在这里就不加以太多的评论了，至少这个时期出现的问题比起八十年代中后期，不知要严重多少倍，恶劣多少倍。最后，只是把那些煽动学生的反革命分子抓了出来，对参与闹事的学生并没有采取更为严厉的处理。

　　毛主席还说，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

　　毛主席讲的这些教授，跟我们今天某些所谓“公知”“大V”“恨国党”是不是非常相像?公知们还没有当年教授那样的胆子，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这里不存在任何本质上的差别。

　　不过，毛主席还说，对于这样的教授，对于这样的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我们不用怕，怕也没有用。在某些民主人士的批评中，有一种是错的，有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就反驳。有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

　　今天我们对于那些公知、大V、恨国党，也可以让他们把憋在肚子里的屁放出来，是香得臭，让人民群众自己去判断。就是像莫言这样的人，同样可以让他在作协副主席的位子上继续坐下去，召开国宴时请他吃上一顿，喝上一盅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毕竟这样的反面教员还是很稀有的，难得能请得到。但是，他的言论、他的著作，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去自己认识与分析的。他的那些东西，到底是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到底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利还是有害，相信广大人民群众是能够分辨出来的。至于是不是把他从他现在的职位上掳下来，或者给他许多限制，不一定就非常必要。当然，如果他不知好歹，再讲一些更为过火的话，做一些更不恰当的事，那么该批评就一定要坚决地批评，该处理也一定要坚决地处理。

　　毛主席还说，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毛主席认为，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像莫言、方方还有其他一些公知们，说的很多话，其中的观点都是很有问题的。但是这是今天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你不让他们讲，他们还是会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和渠道要讲出来。如果我们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听到这些人讲出来的话，提出他们的所谓观点，就更便于让广大人民群众去识别他们的本质，看清他们所犯的错误。这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分辨能力，提高与错误思想斗争的能力与觉悟是有着很大好处的。

　　我接触过一位老先生。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在新中国刚成立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他经常讲当时他是如何相信共产党的，如何坚定地跟着党走的。然而在最近一些年来，他受到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思想发生了改变。他现在发表的观点常常是对今天中国的不满和指责。当然，如果是对那些真正属于错误的东西提出批评，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位老先生则是针对国家与我们社会制度的根本而提出了一种完全的否定。他动不动就对别人摇头叹气地说，这个国家不行啊。到底这个国家到底哪里不行，怎样不行，为什么不行，他也没有下文。

　　这位老先生年纪太大，跟他争论吧，实在犯不上，万一哪一天，有人跟他争论，他搞不好闹出个心梗脑梗，没人能担得起。所以有人只能跟在他屁股后面来替他消毒擦屁股。我实在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他在年轻时会有跟着党走的一腔热忱。而到了晚年，却变得如此愤青。他的生活没有问题，他们老两口子都已经很大的年纪了，也都让国家照顾得很好。家里的子女也有体面的工作，生活也都很好。我就不知道他的这些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或许，这位老先生在年轻时还真的有一腔热血。当年跟着共产党喊口号也不乏一定的真诚。然而，在他的世界观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一有风吹草动，他的思想就会动摇。虽然他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任何困难，但他在思想上那种根深蒂固的错误与混乱，没有得到根本的清理，就会让他很难真正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年轻时的一时冲动，代替不了真正的思想改造。

　　说起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般都是针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旧知识分子。现在看来，那些在新中国成立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存在着思想改造的需要。甚至那些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成为知识分子的人们，也有着改造思想的必要性。改革开放之后，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走向西方，进入西方的大学。在他们当中，难道就不存在被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渗透，因而他们的思想被严重洗脑，从而让他们也具有了需要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了吗?

　　一个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热爱自己人民的知识分子，一定也是讲求实事求是的知识分子。他们看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也都会倾向于从实际出发。如果发现自己在认识上有偏差，也会主动加以改正。那些坚持错误立场和观点的知识分子，未必就会有这样坦荡的胸襟，未必会有这种清醒的头脑。毛主席所说的某些宁愿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们，别人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