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防疫常态化遐想毛主席的“防修”常态化

　　近日，河北、黑龙江等地确诊人数还在持续上升，山西等地又出现了新的确诊病例，防疫局势再次升级。

　　石家庄、邢台、廊坊全域实行封闭管理;

　　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长三角、珠三角纷纷出台措施，鼓励务工人员就地过春节，减少流动;

　　在中西部劳务输出大省，多地也出台了相应措施，要求返乡人员居家隔离14天;

　　多地出台规定，取消聚会，红事从缓、白事从简，公职人员带头限制出省……

　　2020年上半年，专业人士已经预警这个病毒“在冬天可能要卷土重来”、甚至要与我们“终身相伴”。对于这个判断，笔者基本上是认同的。

　　病毒比人类要古老得多，从生命起源时，病毒就已隆重登场。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并不是所有的病毒都能研制出对应的靶向药物，2003年的SARS病毒事实上至今没有对应的靶向药物问世。

　　疫苗或许是一劳永逸的方式，但无论是美国的mRNA疫苗还是国产的灭活疫苗，其免疫是存在有效期限的，即便是有效性目前也尚未得到大规模的实践检验;而病毒未来可能的进一步变异，同样可能让疫苗失效。

　　人类无法彻底杀死病毒，唯一有效的自我保护方式就是阻断病毒的传播。

　　尽管中国在2020年上半年的全民战疫取得了成功，但全世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糟糕的防控局面，在无法彻底阻断人员和物资流动的前提下，病毒的“卷土重来”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在密集出台的防控措施面前，人们无法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流动、自由地聚会，甚至无法与家人团聚，这个春节注定又要过得“沉闷”。但是，面对全球其他国家因为消极防控导致的超过9000万人的感染和超过190万人的死亡，利弊权衡之下，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完全能够理解、配合并支持这样的积极防控措施的。

　　从武汉“解封”到河北三地“封城”不过短短九个月时间，“防疫常态化”再次成为每一个人不得不关心和正视的事物。

　　在1月6日的武汉防控调度会上，武汉的领导提出把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保持高度警惕，增强忧患意识，严防死守、严防反弹，绝不让市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个主流话语里久违了的词又一次出现了。循着这个词，我们不妨再去探寻毛主席提出的“每七八年来一次”的“防修”运动的历史，以及解读这段历史的密码。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相比大多数群众能够理解和支持的“防疫常态化”，毛主席的“防修常态化”在今天则承受了太多的不理解甚至骂名，即便在毛主席逝世前后，相当多的普通群众对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已经失去了热情，这是左翼运动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防疫”面对的“敌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病毒”，而“防修”所要面对的“敌人”却是头脑、思想里的“病毒”——私有观念。前者通过电子显微镜肉眼可见，其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较强的传染性及较高的死亡率;后者则需要通过一套复杂的政治经济学话语进行辩证分析，且其危害在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

　　后来出现的“下岗潮”、“血汗工厂”，以及近期接连发生的“猝死”、“跳楼”、“自焚”，让了解历史的人惊叹毛主席的远见，而大多数不了解历史的人则很难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连接的桥梁。

　　1962年9月24日，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再一次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毛主席为什么一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前人从实践到理论已经总结出了一条客观规律：私有制虽然被消灭了，但私有观念却还会在一定历史范围内存在;剥削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这些阶级的残余分子“人还在，心不死”，而且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又会滋生出新的剥削阶级。所以，毛主席才会提出，在社会主义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当我们回顾上世纪60年代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风云， 都知道那场斗争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两条道路长期斗争的结果。“单干风”、“才子佳人部”、“城市老爷部”……种种问题让毛主席忧心忡忡。毛主席最大的原则就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社会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努力避免两极分化。在毛主席看来，一旦忘了阶级斗争，搞了包产到户，两极分化快得很，公有制的基础也会随之动摇，那么我们过去辛辛苦苦换来的革命果实就丧失了，老百姓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曾经说过，“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透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面对那些跟随自己从革命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战友们的不理解，是多么的孤独与苦闷。

　　“防疫”与“防修”的道理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思想里的“病毒”跟生物学中的“病毒”一样，都是没法彻底消灭的，一旦遇到适宜的土壤就会“卷土重来”。

　　就像2020年上半年的防疫阻击战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到了下半年，局部一旦防疫松懈，病毒立刻就有重新爆发的危险，北京、青岛、成都、沈阳……多个地方接连发生这种状况。

　　“防疫常态化”的确让我们变得不自由、不轻松，但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样，“防修常态化”也会让我们变得“不轻松”，但也正因为当事人无法跨越时空看到毛主席身后的历史，也就很难理解毛主席了。

　　张牧之：“跟我在一起，不高兴吗?”

　　兄弟们：“高兴!就是……有点儿不轻松。”

　　“放手发动群众”

　　回首2020年的中国防疫阻击战，这无疑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群众运动”，战疫的胜利离不开前线白衣战士、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努力，更离不开群众的配合、支持和参与。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记得起武汉封城初期出现混乱状况：微博上“诉苦”之声此起彼伏，指导组到湖北后就强调“应收尽收、刻不容缓”，湖北到2月10日就宣布“人数排查比达到98.6%”，微博、朋友圈里立刻有很多人现身说法——“自己就是那1%”;同样普遍存在的还有物资供应短缺、物价飞涨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后来一一得到了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到了志愿服务的行列。

　　群众参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此前彼伏出现的个体违反防控规定的行为，在后来很快就会受到周围群众的主动劝阻和制止，人们不再冷漠，这与美国和欧洲出现的状况恰恰相反。

　　上个月笔者所在的城市局部突然变成了中风险地区，笔者的小区恰好临近这些区域。相比小区居民的警觉，小区的物业在做入门体温测量和健康码查验方面就有点敷衍了事了，这时小区居民会主动站出来要求保安严查，很多人还会主动制止随地吐痰和不戴口罩的行为;全民核酸检测那一晚，居民主动充当志愿者，帮助医护人员搬桌子、摆椅子，挨家挨户提醒那些没有收到通知的邻居前去检测，有人还在深夜从自己家里拿出取暖炉、热水和方便食物，陪着医护人员一起熬夜。我们有这样可爱的群众，有这样伟大的人民，防疫阻击战又怎么能不取得胜利呢?

　　正是因为这个看得见的“敌人”，因为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群众也就自发地发动起来了，被市场关系腐蚀而变得冷漠的人际关系再次变成了空前团结，到处散发出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光辉。

　　旁观者的视角和感受永远与当事人的视角和感受不尽相同。如果未来是由方方这样的人去书写历史，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群众在全民防疫战中发挥的角色和作用的。对于刚刚发生的历史是这样的，对于过去了五十年的历史同样如此。

　　伤痕文学的造假和非毛化时期的造谣，捏造出了毛时代的群众运动模式——“奉旨造反”，并由此编造出“踢开党委闹革命”、“个人崇拜”、“血统论”、“割资本主义尾巴”种种诽谤，这些事物明明都是被毛主席和当时的主流所反对的。

　　事实上，经历了五一六之后的“前五十天”，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群众运动的大规模出现主要并不是出自顶层的“正向动员”，而是来自各级当权派的“反向动员”。对群众的压制和压迫，让群众利益受损，是群众运动发展起来的真正根源。用毛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规模的群众防疫抗疫、包括“封城”这样的激烈措施，在应对病毒来袭是必要的，但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持续太久，生产生活都会出现问题，群众也“受不了”。但防控的弦不能松，警惕的心态不能丢，防疫必须常态化，这也正如毛主席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主席所发动起来的“反修防修”群众运动，真正大规模的局面其实也就持续了一两年时间，随着“三结合”和上山下乡逐渐走入了平静期。按照毛主席的设想，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每七八年来一次;但毛主席走后，阶级斗争的弦就彻底松掉了，私有观念的“思想病毒”卷土重来，公有制彻底沦陷。西方国家的消极防控，不就是在向我们生动地演绎这样的历史吗?

　　两厢对比防疫常态化和毛主席的“防修”常态化，我们还可以找到诸多相似点。

　　我们在去年所熟知的一个话语，“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两三年时间里，生产的确出现了增长下滑，但为了抵御“思想病毒”，这样的“下滑”难道不可以接受吗?其后，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年时间里，工业增速保持在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从初期的批评工作组压制群众，到后来纠“左”、“反对无政府主义”，精通辩证法的毛主席一贯是有右反右、有“左”纠“左”。所谓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只是短暂出现的事物，很快被毛主席制止，毛主席倡导的是老中青三结合，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三结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运动又怎么可能离得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呢?只有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才能保证运动不沦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这一点，我们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抗疫对比上也能看出显著的差异。社会主义国家党领导下的抗疫，意味着调动公共资源对全体人民无差别地免费救治;而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高额的救治费用将穷人拒之门外，富人得到了充分的防护与救治，而穷人被暴露在病毒的威胁下、无钱医治，少数族裔、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的死亡率显著高于美国的富人群体。一场大流行，让全世界超五亿人失业，一边是穷人进一步被推入绝境，一边是富人的财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着。大流行对穷人来说是灾难，对富人来说却是机遇，成了资本囤积居奇发财致富，这一点在东西方都在发生。

　　美英等国炒作病毒来源问题向别国“甩锅”，德国截留邻国的抗疫物资，只有古巴、中国无偿其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当然面对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这只是杯水车薪。帝国主义对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人民不负责任的行为，才使得病毒绵延不绝、越演愈烈，使中国人民的抗疫努力随时可能毁于一旦。

　　“无政府主义”抵御不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病毒，同样也抵御不了“思想病毒”，这是毛主席要纠“左”、“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出发点——而左翼的不成熟反过来又成为自身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防疫和防修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特殊事物的分析，我们不难找出那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而通过对普遍性规律的把握，对于我们透过身边正在发生的历史，去解读和认知更加久远的历史，理解毛主席、读懂毛主席，无疑具有很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