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到实践，探索共同富裕的破局之路
序：
长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喜欢借着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积极成就，而就此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在经济建设领域中的积累和探索，甚至对前三十年的历史丝毫不加分析地就进行指责和污蔑。
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把“共同富裕”的思想，当做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新思想、新战略，而把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及其实践说成什么“共同贫穷”。
这从根本上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主观唯心主义、极端实用主义的表现。
事实上，毛泽东不仅是共产党历史上提出共同富裕思想的首倡者，而且是这条路上最伟大的实践者。
而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重大课题将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一个最近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借着高考，很多教育专家们都在讨论教育公平的问题，可是无论怎么讨论始终都绕不过一个教育上的终极矛盾：一方面是国家需要保障社会教育资源的公平性原则，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是有钱人不断地加大对自家孩子的教育资源的投入，进而不断地打破这种公平。
于是什么课外补习班、家长的超额负担、教育的内卷、甚至生育的意愿等等问题都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关于教育公平性的问题，讨论了这么多年，始终无法得出一种解决它的有效办法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的公平，首先是对人的公平。
人与人之间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不同，那么其结果不仅仅是教育的公平无法解决，医疗、工作、住房、成长等等方面的公平性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我们今天这篇文章讨论毛泽东思想里的共同富裕思想，不仅有利于击破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造谣和污蔑，而且更有利于我们理解共同富裕的真实含义，从而在争取自己的共同富裕权益的路上，多一项重要的理论支撑。
一、
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说起共同富裕，最早可以找到的完整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的文献，是毛泽东在1953年12月16日，指导起草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这个决议规定：
党在农村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摆脱贫困的状况，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随后，共同富裕便开始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不仅多次出现在人民日版的报纸上，而且1954年就开始有相关书籍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合作化道理，过共同富裕生活》，辽宁出版社出版的《走社会主义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等都是1954年的作品。
而从领导个人对“共同富裕”的使用来看，毛泽东则是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对这一词汇使用得最早、最多，且对其意义的阐述也是最完整的领导人。
为什么共同富裕的出现，最早是同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起出现的呢？
这里面绝不仅仅是一个巧合，而是涉及到一个马克思主义核心的理论问题，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保障共同富裕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基础。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理论的含义？这还得从我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说起。
首先，一个基础的常识就是，共同富裕里面包含两个核心任务，一个是共同，一个是富裕，这是读过小学语文的人就能看得懂和听得明白的道理。
可是这里面的相互关系，却是很多人并没有彻底搞清楚的。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去看，要想富裕，那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出支撑富裕的物质条件，才算是实现了共同富裕中的“富裕”的任务。
而同时，又必须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只有变革了生产关系，保证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保证了产品分配的合理性，才算实现了共同富裕中的另一个任务“共同”。
所以，这里面本质上就是一个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要再解释一下什么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主要指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第二，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第三，就是产品的分配。
其实，自鸦片战争开始，旧社会的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以清政府为首的官僚、地主们搞了一场自救式的洋务运动，其实就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生产力，走实业救国的路径。
而后来的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实际上也是为了扫清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上的障碍。
可是为什么它们都失败了，都没有达成救国救民、国富民强的目的呢？
这里面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们都没有触及到旧社会的生产关系。
旧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什么？
在农民那里，核心就是土地的地主所有制，中国不到10%的地主阶级拥有大量的土地，而占人口80%的农民，却只占有极少量的土地，因此他们只能被迫租种地主的土地，常年忍受地租、高利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旧中国两极分化的真实写照。
这种生产关系下，不仅人民生活悲惨，而且整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根本不可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原理很简单，生产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最终都是要人来完成的，如果一个国家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躺平了，那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的生产力的发展。
而当时的旧中国，那百分之八十的人可不仅仅是躺平，他们简直就是平躺。
躺平尚且是一种有意识的反抗，而平躺则是一种完全无奈的妥协。
除了农民所有制问题以外，当时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里面，民族资本主义力量薄弱，凡是掌握了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则几乎完全被官僚买办们所垄断，而这里面最大的官僚买办就是蒋介石。
在这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下，别说发展生产力了，连基本的保家卫国都做不到。
而共产党的胜利，根本上就是革掉了旧式的生产关系，把土地的地主所有制改变为农民所有制，于是才有了人民战争的基础。
共产党推翻的三座大山，其根基就是构建在旧时代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资本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上的上层建筑。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有三年多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当时败逃的国民党和遗留下来的残余势力，根本不相信共产党有解决他们遗留下来的巨大经济危机的能力。
我们都知道蒋介石在败退之前，曾经疯狂印刷金圆券而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可是大家对此可能并没有直接的概念。
我们拿当时国民党统治下，通货膨胀已经是最小的上海来看一下：
上海的物价指数从1946年到1949年初，涨了近十四万倍。——《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上的经济报告》
这还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域，是其政治、经济的命脉所在，所以才是十四万倍。
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如广西桂林，粮食的价格比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涨了近27亿倍。
大家从这个数值可以想象，这种通胀程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管你是什么无产还是中产，甚至是大资本家，统统让你一夜之间彻底破产。
而中国共产党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解决了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期间还用巨大的财力支撑了抗美援朝战争。
这里面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土地革命的顺利完成，变革了旧式的生产关系，农民掌握了土地，所有生产力大规模提升了，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基本的物资保证。
但是历史的发展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共产党通过变革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变土地的地主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变官僚资本为国家资本，成功的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设起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此后，还必须要把新中国引向一个国富民强的新局面。
而用毛泽东的话说：
“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而要实现共同的富，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那么建立在土地革命之上的生产关系，依然是不够的。
因为尽管当时已经是农民土地所有制，这种个体经济已经不带有剥削的性质，但是建立在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条件下，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如果任其发展，放任自流，那么其前途必然是资本主义。
这一点，其实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多久，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了。
在1949年12月10日的一次东北农村座谈会上，高岗在报告中就有这样一个汇总：土地改革后农民经济生活大部分上升，上升的比例，松江占60%—70%，吉林约2/3，黑龙江的显著上升户占54%。上升户中一部分添了车马，有的雇了长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因缺乏劳动力或疾病灾害，或因缺乏生产资料或好吃懒做，经济生活下降，他们中一小部分人已经开始向前一部分人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土地，或借款借粮。
毛泽东听后说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天严重起来，解决的办法，就是积极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变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共产党需要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进行一次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即变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可是是否变革是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必须要适应一定的生产力，滞后或超前，都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
当时社会生产力面临的最大瓶颈是什么？就是国家没有完整地工业化体系啊。
你要搞建设，没有工业、没有原料、没有技术、没有设备，那一切建设都是空谈。
而这个时候，共产党发现，要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一穷二白的国家的工业化，就必须变革生产关系，把农民、资本家、工人的个体私有制经济，都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把个体分散落后的经济往公有制经济上引导，而且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完成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这不就是大大的发展了生产力吗？
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看，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最终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一个生产资料由全民所有，劳动产品由全体人民所共享的社会制度啊。
因为按照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产生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一极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另一极是“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产得还要快。”
而一旦走向严重的两极分化，剥削和压迫就会大面积卷土重来，造成阶级的严重对立，这样一来，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又必然回过头来抑制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改革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成为了当时最佳的选择，一方面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社会不要走向两极分化。
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又恰恰是实现共同富裕最基本的前提。
写到这里，我想大家一定已经发现规律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和互相促进的。
新中国建设中的每一次生产力的大发展，都是在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之后出现的。
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变更了土地的地主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迎来了第一次大发展，成立了一个民主、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而随后，通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变更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又完成了中国基础工业化的建设，为大规模的生产力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因此，合理的生产关系，恰恰就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就是告诉我们，在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里，共同恰恰就是富裕的必要条件。
这又正好验证了马克思基本理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人和人之间只能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其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还谈什么共同富裕呢？
因此，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是保障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而且恰恰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能持续大力的发展生产力，从而为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巩固共同富裕的继续发展。
可以说，“共同”和“富裕”绝不是单纯对立的，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没有共同，就没有真正地，长远地富裕，没有富裕共同也得不到巩固。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想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始终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害怕资本主义复辟？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旦走向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而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本质归定性的科学揭示：是否坚持公有制基础上的共有共享，是检验和区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二、
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与反限制
可是历史往往是曲折和复杂的，直线的道路是绝对没有的。
在毛泽东思想里，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是实现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和条件。
但是生产关系却包含着三个部分。
我们上面提到的是最关键的部分，即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另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部分，即产品的分配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里我们要说明的，就是在按劳分配制度下，还存在着的一个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原本，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决定了它是什么样的分配方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决定了按资分配，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自然就决定了按劳分配，因为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嘛。
可是问题也在这个地方，按劳分配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消除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突然之间就诞生的，它一定是从旧社会中脱胎衍变出来的，因此这就决定了它一定带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很多特点。
而在当时的新中国，尽管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但是由于劳动者个人天赋、职业分工、知识技能、文化水平、体力脑力、以及家里所拥有的生活资料、需要赡养的人口皆不相同，因此实际上，仍然会造成贫富差距。
原本这种贫富差距，跟私有制下的贫富差距性质已经根本不同了，公有制下的贫富差距，首先差距不会很大，其次，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税收、福利保障、公共事业等其他手段来调节这种差距。
但这只是理论上如此，因为在实践中，我们就会发现，按劳分配这个“劳”本身就很难量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劳动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是生产出供分配的产品，它还会不断地生产出生产资料，比如一个技术工人发明了一种工具，它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这种工具就同时具有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双重性质。
这是好事吧，可是这事如果放在公有制的环境下，那么他可能顶多就是得到一点奖励。
但是如果这事要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环境下，那他就可能利用这项专利发一大笔横财。
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很难办了，我们前面说了，新中国不是突然之间诞生的，它是从旧中国中脱胎衍变出来的，虽然生产关系已经根本变革，可是旧社会升官发财、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轻易消除的。
你不能试想突然一个早上醒来，人人都有了大公无私的精神。
而且，不仅仅是劳动难以量化、意识形态跟不上社会主义，这里面还有第三个更要命的技术难题，就是生产资料实际上也无法量化。
并不是说我们常规看到的机器、工厂、土地、原料等等才是生产资料，所谓生产资料，是指生产中所用到的一切资源和工具，都是生产资料。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所掌握的权力和信息，只要放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环境中，都是可以被利用来发财的啊。
这就极其容易滋生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大家多观察中国诞生的第一批富豪里，几乎全部都是从以上种种原型中演变出来的。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意思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不平等因素。
尽管如此，马克思认为：“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资本主义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但是很显然，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严重低估了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所造成的危害，在新中国的具体环境下的严重性。
新中国不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而来，它是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中脱胎出来的。
这意味着，除了那些本身就可以拥有更多资产阶级法权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主力军，还有中国原先那80%的农民，却也一样保留着旧社会个人经济、分散经济下的封建思想。
这一点上，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巩固的社会主义。——《毛选第四卷，论人民民主专政》
因此，要破除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既要肯定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防止平均主义的诞生，同时又要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否则就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
只要待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得到全面的巩固？
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们都超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
这句话用当时新中国的语言翻译一下，就是要人们都拥有共产主义大公无私的精神，也就是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
明白了这一点，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要破四旧，为什么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了。
根本上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之间是有矛盾的。
这种权力不加限制，那么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新中国的性质，持续下去极有可能衍变成资本主义，同时还会滋生大量特权阶层和官僚主义。
而如果对这种权力限制得过头了，那么就必然将按劳分配衍变成平均主义，从而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
而要解决这样的矛盾，从限制和反限制着手是很困难，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在精神建设中，培养出共产主义精神。
如果人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都是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全局利益大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大于短期利益，那么，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自然就没有了，那时候即使有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它也会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下，陷于孤立，因为人人都会瞧不起这种自私自利的人。
三、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力，才是他们的根本权力
共同富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必然要求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从根本上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第三种主要关系，它的形态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自然就会产生雇佣关系，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自然就有了保障。
可是问题的复杂也在于，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就好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我们大多数时候看到的历史，也不是简单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更多的时候，反而是改革了生产关系，从而引发生产力的巨大进步。
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讲，除了受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制约外，还受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影响。
比如，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特权思想，就不是简单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就能轻而易举的扫除的。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很早就形成了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的思想，这种意识形态的思想会认为，有官就有权，有权就可以谋私，如果任由这种意识形态腐蚀党员的思想，那么就会形成一个与人民群众对立的特权阶层。
这种特权阶层一旦出现，附和上那些在资产阶级法权中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也就容易反过来被这种意识形态所摧毁。
所以，毛泽东十分注重破除封建社会残留才来的等级思想，他说：“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早在1944年的时候，郭沫若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叙述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之后，由于起义军首领腐化，而迅速失败的过程。毛泽东将这篇文章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整风文件之一，并多次提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经验里吸取教训。
1949年3月，在从西柏坡进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就说：“今天我们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及时告诫全党：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选第四卷，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选第四卷，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实际上都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等级、特权思想可能造成的后果。
所以新中国初期的“三反”斗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实际上根本上反的就是特权。
为了更好的塑造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毛泽东不仅在党内反特权，反官僚主义，而且在经济领域也在寻找一种创造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方法。
当他发现了《鞍钢宪法》里提到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法以后，十分兴奋的写道：“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毛泽东主张这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式，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他反对一长制，反对专家治厂，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起生产中干部与群众，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
在毛泽东读到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时，却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和各种事物的权利，毛泽东评论到：“实际上劳动者管理国家和各种事物的权利，是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权利，不仅仅需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去发扬，同时也需要相应的社会制度去保障。
当然，这种制度保障前提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工人参加管理工厂，群众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也就没有了现实根据，对吧，工厂你都没份，那你有啥权利去参加管理呢？
四、
所以，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以及他对于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
从他对追求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路径上来看，其根本点就在于改革生产关系。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人和人之间只能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其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
而两极分化造成的后果，是既不能共同富裕，也不能富裕，因为它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共同富裕的关键点，其实在于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那么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发扬共产主义的精神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得精神富裕与物质富裕处于同步状态，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之间的矛盾问题。
用毛主席的话说，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
除了以上两件事之外，还需要完成第三件事，那就是扫除旧社会的封建等级、特权思想，并用制度保证工人参加工厂管理，群众参加社会监督、社会管理的权利，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而以上三项内容，其实都是生产关系里面的内容，所以也可以那么说，毛泽东思想里，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改革生产关系，用社会主义的制度去保障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今天我们之所以重新开始研究毛泽东思想里的共同富裕，是因为进入二十一世纪，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越来越多的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毛泽东当年的担忧和告诫，似乎变为了现实。
因此，从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中去寻找一种理论，探索一种路径，就显出了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最后，说几句心里话，曾经有一位著名的党史学者、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专家、《毛泽东年谱》的主编逄先知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
“对于毛泽东来说，如果把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社会公平比作天平上的两端的话，那么他的砝码总是更多的加在后一方面。就是说，在处理这两者之间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更强调公平，有时候为了公平，甚至可以牺牲效率。”
以前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会那么选择，但是到了今天我想很多人都能想明白了。
其实，从理想情况来讲，公平恰恰是效率的必要条件，没有公平的效率往往是没有后劲的。
任谁都不难想到，只要保障了公平的基础，那么效率或早或晚都不难提升上来，可是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如果因为效率损失了公平，那么想要再构建一套公平的社会体系，那当真是千难万难了。
我们今天这篇文章写的是毛泽东共同富裕的思想，大家读完以后就会发现，其实它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奥难懂的东西，如果读一遍不理解，那多读几遍总是会理解的。
但是为什么历史上偏偏有那么多人不能理解，或不愿理解呢？
原理其实也不复杂，就拿公平来说，这个词汇的出现往往是伴随着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而出现的，这意味着，对于一些人来说的公平，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往往就是“不公平”。
原因无它，阶级立场不同罢了，所以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不管怎么选，其实最终都绕不开一个“陈旧”的历史话题——阶级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