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红军迷茫困顿时的一束光

2023-01-06
作者: 希锐 来源: 陶然纪公众号

  01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了近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方式,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再一次进行了疯狂的大规模围剿。

  对于蒋介石来说,围剿红色革命根据地,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但前几次围剿,蒋介石都没占到什么便宜,均以失败告终。

  他心有不甘,发起了第五次围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除了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还在经济上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封锁,一定要彻底消灭中国的红色政权,根除这块藏在他心中已久的心病。

  此时的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已有8万多人。

  从前几次反围剿斗争成功的经验来看,如果这一次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战术,依旧有可能取得成功。

  但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

  前几次反围剿斗争,主要是在毛泽东的领导或指导方针下进行的,可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出现了变数。

  毛泽东靠边站了。

  对于那段岁月,他曾回忆道:

  “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

  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是初来乍到没多久的博古、李德,他们是共产国际指派的人,一副派头十足、信心满满的样子。

  本指望着能带来什么先进的指挥理念,巩固之前反围剿的战果。可让人失望的是:

  他们除了在排挤同志上有一套,打仗却一点没成效。

  博古和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斗争积累起来的有用经验,提出什么“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之类的观点。

  这些观点乍一听,和之前李立三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一样,热血沸腾、振奋人心,但细细一想,便发现其严重脱离客观实际,完全是睁着眼睛说大话。

  在这些完全浮空不接地的观点指导下,不出意外的,红军连连败退。

  一顿谜之操作下来,中央苏区岌岌可危。

  跟国民党硬钢肯定是不行了,此时博古、李德能想到的,就是撤退、逃跑。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等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瑞金出发,被迫开始了长征。

  尽管此时的毛泽东仍在被打击、被排挤,但他依旧没有丧失信心,没有因此而撂挑子不干。

  临走前,他对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鼓励道:“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02

  第五次围剿的成功,让蒋介石开始变得踌躇满志、志得意满。他觉得,红军就像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这时,他得知红军正在寻求突围,进行战略转移,为了遏制堵截红军,蒋介石在红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关卡,同时,调集了自己的嫡系部队和地方军阀40万军队,全力围追堵截。

  在蒋介石看来,没了根据地,中央红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所谓“流徙千里,四面受制,猛虎离山,不难就擒。”

  不过,一开始,蒋介石设置的关卡并不牢靠。

  一方面在于,当时的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路线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并不清楚红军到底要往哪个方向突围;

  另一方面在于,不少地方军阀深谙蒋介石的秉性,不愿意冲上前当炮灰,与红军硬碰硬,只为保存自身实力。

  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前三道关卡形同虚设,红军通过得较为顺利。

  蒋介石急了,他把希望寄于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防线上,并投入30万重兵、数十架战斗机,企图依靠绝对的数量和装备优势,逼迫红军与之在湘江东岸决战,一举歼灭之。

  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毛泽东经过周密思考,及时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较好,方便红军机动作战,可乘国民党军各路队调动之时,组织力量反击,扭转战局,化被动为主动。

  尽管毛泽东的建议如此中肯,但还是被博古、李德无情拒绝,他俩一味选择消极避战,贻误了战机,在行军过程中,放不下携带的辎重,造成行军速度过慢,一味地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

  湘江一战,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一下子锐减为3万余人。

  战斗中不幸牺牲的红军战士,鲜血染红了湘江。有诗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浸埋英雄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面对如此惨痛的失败,李德唉声叹气,却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推诿给他人。他对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

  说罢,还命令警卫班将其捆起,送军事法庭处置。毛泽东看不下去了,他直接出来干预,鼓励周子昆好好干,不要有心理负担,继续带兵打仗。而李德却说毛泽东是在“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面对下属,采取完全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谁才是合格的领导,高下立判。

  湘江战役的惨重失败,让众人对博古、李德两人愈发的不满,同时,也逐渐发现,真正有办法的人,其实是被长期排挤的毛泽东。许多人开始尊重并听取毛泽东的建议,西进贵州。

  这为接下来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做了重要的铺垫。

  王稼祥回忆说:

  “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除了王稼祥,长征路上,毛泽东也与张闻天等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交流,做说服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众人渐渐转而开始支持毛泽东。

  张闻天颇有感慨地说道:

  “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并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即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毛泽东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写了详细的发言提纲,并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指出问题后,他并没有一味地再批驳博古、李德,而是转而给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以及之后的行动方向。

  这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他知道,指出问题后,最重要的,是给出相应的解决思路、方案,而不是一味地指责批评。

  须知,一味地批评指责没有意义,只会影响团结,让裂痕越来越深,甚至让局面变得不可挽回。

  在众人士气低落、濒临溃散的时候,在中国革命最危急、最紧迫的关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有理有据、一针见血的发言,让长期处于迷茫彷徨、被动挨打的红军,似乎再一次看到了希望。

  贺子珍说: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一旦学会团结人,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很多局面也就打开了。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了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逐步确立了自己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他一改之前博古等人所采取的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那些受到错误打击批判的人进行平反。

  比如曾被诬陷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邓小平;

  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都恢复了名誉,并重新安排了相应的工作。

  虽然此时中央红军的人数已经不如出发时那样多,一路走来经过大小战斗,已是伤痕累累,但由于领导班子得到革新重组,战略方针得到根本性转变,被错误打击的人得到平反,人心得以团结凝聚,整个队伍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

  自1921年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以来,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已经十几年了。

  这十几年里,他从青年步入了壮年,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挫折坎坷。

  但,越是身处逆境,被排挤、被诬陷,他越是没有轻易放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孤独隐忍地修炼,信仰之坚定,意志力之坚强,非常人所能及。

  毛泽东的努力坚持没有白费,他的隐忍、等待是值得的。遵义会议对他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展示机会。

  他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而接下来,他就要将这些观点付诸实际行动,带领久经考验的红军队伍,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了。

  03

  毛泽东获得红军指挥权后,即将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

  蒋介石又做了全新部署,调集四十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的3,5万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

  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较量,从土城开始打响。

  这场战斗,川军遭到了重大打击,但红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经过一段时间激战,并未取得较大战果。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情报有误,低估了敌军的人数。

  对此,博古颇有些阴阳怪气地说道:“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虽然博古的这番话听起来有些幸灾乐祸,膈应人,但毛泽东没有被干扰,而是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战斗没打好,那就及时复盘,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一味地懊恼过去,毕竟,这世上没后悔药,想成事,还得向前看。

  他仔细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局势,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当依托已有的地形地貌,利用敌人的错觉,积极主动地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地让红军进行运动战,消灭敌人。

  四渡赤水战役,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出发点而进行的。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妙穿插于国民党40万重兵围困之中,充分揣摩敌军的心理,声东击西,在运动战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始终牢牢掌握主动权,而后又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最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用当时党中央发出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的话来说就是:

  “(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四渡赤水战役,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彻底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对于中央红军来说,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之前土城失利的消极情绪一扫而空,红军士气大阵,重新掌握回了主动权,众人不得不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毛泽东的威望和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红军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途中要经过彝族聚居区,在毛泽东的嘱咐下,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彝海结盟,让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

  而后,红军到了大渡河,这里曾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蒋介石想让毛泽东做第二个石达开。

  不出意外的,这一次,他又被打脸了。

  在听取先遣队的报告后,毛泽东立刻决定,让红军沿着大渡河两岸,两天内赶到泸定桥,抢占先机。最终,红军克服种种困难,按时赶到,战胜了守军,成功渡河。

  毛泽东说:

  “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

  渡过大渡河后,为了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又一道难关摆在中央红军面前:

  爬雪山。

  雪山是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夹金山,这里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空气十分稀薄,荒无人烟。国民党军不会想到,红军会选择走这样一条难走的路。

  但红军偏偏就走了,而且还走过去了。

  1935年6月17日清晨,毛泽东喝完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着夹衣夹裤,手拄着一根木棍,开始和队伍一起攀登雪山。

  途中,他把马匹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并说:

  “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

  当遇到冰雹时,他拉着战士的手,一同前进,并且嘱咐大家:

  “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

  愈到山顶,空气愈是稀薄,这时候切忌坐下休息,不然很有可能就因为高原反应等原因,而再也站不起来了。

  攀登过程中,毛泽东看到一位战士坐着休息,便跟他说:

  “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

  伟人不愧是伟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条件下,还能想着帮助红军战士,这样的领导,值得一生追随。

  雪山过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本是一件大好事,但张国焘却权利欲膨胀,向中央要权,甚至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

  虽然张国焘一再拖延北上,但毛泽东却并没因此而妥协。

  杨成武回忆说:

  “毛主席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做好准备工作,1935年8月,毛泽东带领红军队伍,向着荒无人烟的草地进军,这又是一次极大的挑战。

  毛泽东的警卫员回忆说:

  “一当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

  “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

  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

  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几天来,他不仅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而且每天在行军八九十里途中,还要坚持工作。

  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挥员、战士们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鼓舞医务工作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护理工作。

  并且一旦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的危难,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处,利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

  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

  走出草地后,由于张国焘一再的拖延,毛泽东和中央商讨后,带领中央红军,先行北上,最终于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至此,中央红军长征到此胜利结束,毛泽东想起一路走来,诸多不易,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他有感写出了那首著名的《七律·长征》,以作纪念: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说: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

  共产国际也称赞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

  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带领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并对长征作了如下总结:

  “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

  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

  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

  到了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04

  红军长征,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每当我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总会感慨万千。

  我不禁想,如果当初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没有被排挤,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方针没有被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也许就成功了。

  而后,也许就不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不用经历那么多的牺牲,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许会快一些到来。

  但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不容假设。

  即便假设当真,局势的后续发展与走向,我们又真的能完全预测左右得了吗?

  显然,相关因素很多,我们不可能完全预测,这里面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同样的,对于那些既定的历史事实,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会觉得是顺利成章、一气呵成,但对于置身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当事人,其实面临的,不也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吗?

  未来该往何处去?去往何处会变得更好呢?

  这些问题,鲜有人能做出靠谱的回答。

  毛主席为什么伟大?

  在了解了他带领红军长征逆风翻盘的事迹后,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在面对巨大不确定性的时,在众人都找不到方向、快要放弃时,在面对他人的质疑诘难时,他依旧能够保持冷静,沉着分析应对复杂局势,团结大多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调整完善,最终带领众人破局而出。

  如果说面对不确定性,就像在茫茫黑暗中摸索着走夜路一样,那:

  毛泽东就是红军迷茫困顿时的一束光。

  他主动发光发热,指引大家前进的方向,传递着温暖与希望,不至于让众人陷入茫茫黑暗的泥淖中,迷失自我。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伟大?

  写到这,我不禁想起了咱们当下年轻人。

  相比毛主席所处的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这个时代无疑是以和平为主旋律的,我们的生活,也比过去好太多。

  但不确定性,始终存在,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革命年代有革命年代的不确定性,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想想这两年经历了多少意想不到的糟心事儿,许多朋友应该深有体会。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是发现光,追随光,成为光。

  这里的光,指的是那些面对不确定,依旧保持淡定从容,实事求是,坚持自身理想信念,并具有感召力的人。比如上文提到的毛主席,就是这样的人。

  发现光,就是找寻、发现这样的人;

  追随光,就是追随、学习这样的人;

  成为光,就是在跟随学习的基础上,真正成为这样的人。

  如是,这个世界即便充满再多的不确定性,也能泰然处之,纵使路途再遥远,再艰险,你也不会轻易停止前进赶路的脚步,因为你不会忘记自己的初心,始终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

  诚如毛主席在长征途中所说: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

  走过白天是黑夜路,走过黑夜是白天路,走过天涯还有路!

  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我们再赶路!

  我们必须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再赶路!”

  乾坤未定,你我皆有无限可能。

  与你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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