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日常谈话中的当代中国重大工程

　　祝贺唐正芒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毛泽东十分关心国家的建设，无论是在中央日常工作中还是到地方视察过程中，他都会同相关负责人员就发展和建设问题交谈。在这些口头谈话中，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重大工程构想，如三峡水库工程、青藏铁路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今天，这些由毛泽东构想的工程已经成为现实，并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而在当年，这些工程由于国家经济条件和技术因素的限制，有的只完成了一部分，有的只进行了前期的勘测研究工作，但无论何种情况，毛泽东的初始构想都为这些工程在改革开放后继续推进乃至完成奠定了宝贵基础。

　　三峡工程：“找个人帮我当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

　　1919年，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中这样写道：“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1924年，孙中山又在其《民生主义》一文中强调“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像这样大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孙中山对利用三峡水力的设想正是这位革命先驱力图从实业入手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理想抱负的具体体现，然而当时国家正处于混乱之中，时局动荡，孙中山对三峡工程的构想不可能付诸实践。1994年，经过充分论证，承载着几代人梦想和心血的三峡工程正式动工兴建。回顾和追溯这一宏大工程的历程，不能不提到毛泽东与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水利部原顾问林一山的一段谈话。

　　历史上，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情况时有发生，给生活在江汉平原、洞庭湖流域的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1949年夏，正值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中共中央筹备建立人民政权之际，长江流域再次爆发大洪水，人民群众损失巨大。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长江的治理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到五个月就于1950年2月组建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任命林一山为委员会主任，专门负责长江的综合治理工作。1953年2月19日，林一山突然接到中南局通知，要他随毛主席外出并汇报工作。20日下午，毛泽东在前往南京的“长江”舰上听取了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有关问题的汇报。在详细了解历史上长江洪水造成的灾害、成因以及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后，毛泽东说：要驯服这条大江一定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接着，毛泽东又起问林一山长江的一些水文资料，毛泽东一边听取汇报一边查看《长江流域水力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规划草图上标明的一系列计划在长江干支流修建的梯级水库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问道：修这么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一个三峡水库？林一山回答说：从长江洪水的起源来讲，这些水库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的防洪效益。毛泽东听完，盯着规划草图又看了一会，指着三峡东口，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林一山兴奋地说：我们很希望修建三峡大坝，只是现在还不敢这样想。毛泽东说：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工程，你不也是这样说了吗？接着林一山又详细介绍了有关工程造价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还询问了工期和地质条件的问题。22日，到达南京之前，毛泽东又向林一山交代说：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摸个底，你也不需要向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讲。实际上，毛泽东对水利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其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中就曾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与后来注重水利的防洪效益不同，那时毛泽东对水利的重视主要是从农业生产角度出发的。

　　1954年11月，毛泽东乘专列由广州返回北京，途经武汉时，又一次在专列上接见了林一山并再次询问了有关三峡的问题，这一次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三峡的地质条件，并就我国是否能够单独建设三峡工程作了探讨。1956年6月，毛泽东再次考察长江，在这次视察期间，面对长江天险毛泽东毫不畏惧，两次下水畅游长江，并挥毫写下《水调歌头·游泳》一词，词中“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描绘的壮观景象，明确流露出他对三峡工程的殷切期待。不久，毛泽东在武昌再一次接见了林一山等人。见面后，毛泽东幽默地对林一山说：“你看能不能找个人帮我当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好不好？”幽默中反映出急迫的心情。谈话间，毛泽东向林一山透露，中央决定修建三峡大坝。

　　面对如此巨大的工程，加之我国当时经济状况困难和技术条件的不成熟，反对修建三峡工程的声音也不少，对此，毛泽东主张充分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将三峡工程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特意安排对三峡工程分别持正、反意见的林一山和李锐在一起辩论。毛泽东在听取了双方意见后，肯定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提出“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三峡建设方针，并要求周总理亲自抓，一年抓四次。3月，毛泽东在审阅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时，在意见中的“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之后，加写“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决定”，这也显示出毛泽东对修建三峡工程的重视和谨慎态度。成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由重庆乘船顺江而下，视察三峡坝址，经过三峡时，他还对船长讲述了三峡工程的重要性。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接见罗马尼亚代表团时讲道：“我们准备在三峡筑一个水库。准备工作需要5-7年，连筑成就要15-20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大坝。”然而，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正处于紧张时期，加之19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逐渐恶化，苏联撤回大批对华援助和技术人员，无论是在财力上还是在工程技术上，都不具备建设三峡工程的条件。而此时国际形势的紧张也使毛泽东开始考虑三峡工程的战时防护问题。1959年，考虑到战争状态下三峡工程的防护问题，毛泽东在原来的建设方针“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后加上“有利无弊”。

　　1960年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状况，中央决定暂缓三峡工程的建设进程。但相关勘测和论证并没有中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有利无弊”方针指示成立了三峡防空炸科研领导小组，就三峡工程的防护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论证和试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国内形势日益紧张，三峡工程的相关工作被迫停止。1969年10月，时任湖北省革委会负责人又向毛泽东提出修建三峡工程，由于当时正值三线建设战备时期，毛泽东没有同意，并指出目前处于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1970年9月，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中央建议先修建作为三峡工程一部分的葛洲坝工程。12月26日，毛泽东77岁生日当天，他写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但在内心深处，他仍然惦记着三峡工程，他曾对人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工程修成后，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啊！”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相关工程技术的进步，建设三峡工程所需的条件日趋完备，三峡工程再次提上日程。在邓小平、江泽民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实地勘探，多方论证，万众瞩目的三峡工程于1994年开工建设，并于2009年全部完工，中国人用15年的时间在长江上建成了一座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三峡工程。时至今日，三峡工程已经成为一座设计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总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年最大发电能力约1000亿千瓦时，可使万吨级船队由上海直达重庆的集防洪、发电、航运、旅游开发等功能于一体的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其巨大的综合性效益正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青藏铁路：“让火车爬上世界屋脊”

　　20世纪美国铁路旅行家保罗·泰鲁曾在其著作《游历中国》中这样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的确，要翻越昆仑山，穿越唐古拉，在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世界屋脊上修建一条铁路，确实是一项难以想象的工程。然而，修筑一条进藏铁路却是中国人的百年夙愿。一直以来，西藏因受海拔、地形因素的影响交通十分不便，长期处于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不仅使西藏因与我国其他地区在各方面的交往贫乏而一直处于落后贫穷状态，也在客观上制约着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有效治理。因此，修筑一条将西藏和内地连接起来的铁路，方便和加强西藏地区同内地的交流往来，不仅是西藏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更是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需要。在此问题上，孙中山也曾有过设想，1919年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中曾专门提出修建联结包括西藏、青海、新疆的铁路网。然而由于当时时局动荡，经济凋敝，孙中山的设想当然不可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当时国外势力勾结西藏上层少数人士图谋“西藏独立”的阴谋，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要解决西藏问题，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必须首先解决进藏交通问题。当时，西藏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进藏物资全靠人背马驮，人民解放军在开进西藏的过程中，因交通问题而导致的后勤保障困难成为进藏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毛泽东专门指示进藏部队“一面开进，一面修路”，执行进藏任务的西南军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命令部队“克服一切困难，不惜任何代价修路”，仅用几个月时间于1950年8月就提前修通了雅安至甘孜的公路，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西藏的发展，由于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有限，没有能力修筑进藏铁路，党中央决定把修筑川（康）藏公路、青藏公路作为推动西藏发展的重大任务，从1951年起，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筑川（康）藏公路、青藏公路。毛泽东对此十分关心，于1953年1月亲自批准了川藏公路昌都拉萨段的南线方案，并要求1954年通车拉萨。筑路人员不畏艰险，克服高原严寒、缺氧的恶劣环境，终于于1954年12月完成了青藏公路、川（康）藏公路通车拉萨的目标。毛泽东在得知川（康）藏公路、青藏公路通车拉萨后非常高兴，他对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说：“藏族人民把公路称为‘幸福之路’，将来我们还要修铁路，让火车爬上世界屋脊。”青藏公路、川藏公路修通后不久，党中央接着开始筹划修建进藏铁路。

　　1955年，铁道部和铁道兵行管部门开展了进藏铁路的前期勘测设计工作并就勘测结果向中央作了汇报。在得知修筑进藏铁路面对的主要困难是冻土、缺氧和经济能力三个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目前修进藏铁路是有一些困难，但有困难不等于永远不修。50年代不行，60年代差不多吧？我想再迟也不能超过70年代，大家要有一个规划。尽管面临严重困难，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青藏铁路仍然于1958年动工修建。遗憾的是，因为经济困难和西藏局势不稳，加之高寒、冻土、缺氧等问题一时无法克服，青藏铁路很快就被迫停工。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青藏铁路。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说：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他坚定地说，青藏铁路要修，要修到拉萨去，要修到中尼边境去。1974年青藏铁路再次上马，在此期间，由于发生“青藏线”和“滇藏线”之争，又停工一段时间，直到1979年才建成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这一段也就是我们后来所指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

　　进入21世纪后，修筑青藏铁路的经济和技术条件日趋成熟，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青藏铁路。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举行。经过十万筑路大军历时五年的艰苦施工，2006年7月1日，凝聚了毛泽东等几代领导人心血和汗水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对支援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促进青海、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保卫国家边防安全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同样也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宝贵精神财富。

　　南水北调：“南方水多，北方水少，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我国处于世界最大大陆亚欧大陆和最大大洋太平洋的交接处，同时受到大陆性气候和海洋性气候的双重影响，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导致我国气候复杂多样，这一复杂性表现在降水上就出现了以“夏季降水多，冬季降水少”为特点的时间分布不均，和以“南方降水多，北方降水少”为特点的空间分布不均现象。这一现象导致我国水资源不仅短缺而且分布很不均衡，经常发生南方洪灾和北方旱灾同时出现的极端情况。因此，兴修水利，有效解决水资源分布不均问题成为我国历代政府重视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国历史上不乏先例，如公元前486年修建的引长江水入淮河的邗沟工程；公元前256年修建的都江堰饮水工程等都在一定范围内有效调控了水资源的分布，有力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根据我国水资源南北分布不均的特点，提出了南水北调的宏伟构想。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陪同下视察黄河大堤，详细询问了黄河治理的相关情况。在听取王化云关于从长江上源通天河引水入黄的可能性汇报后，毛泽东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南水北调的宏大构想。时隔不久，1953年2月在南下途经黄河的专列上，毛泽东再次接见王化云，详细询问从通天河引水入黄河的相关工程细节，当毛泽东得知这一工程的可能引水量只有100亿立方米后，说：“引100亿太少了，能由长江引1000亿就好了，你们研究一下。”2月20日，在结束对武汉的视察后，毛泽东乘“长江”舰由武汉前往南京，途中毛泽东与林一山就南水北调问题展开了讨论。毛泽东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这件事你想过没有？接着毛泽东仔细查看地图，并就从腊子口、白龙江、汉江等地引水的可能性一一同林一山探讨，最后觉得从汉江引水的可行性较大。毛泽东随即指示林一山对汉江引水方案作进一步的研究，组织人员勘探，并叮嘱他一有资料就立即写信给他。临别时，毛泽东对林一山说：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对汉江流域进行查勘，最终选定汉江中上游丹江口为引水地段并向毛泽东写信作了汇报。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道：“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再次提出引江、引汉济黄和引黄济卫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南水北调，毛泽东不仅在谈话中数次提起，而且还一度打算亲自骑马带领考察队到长江、黄河勘查。在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如有可能，我就游长江、黄河……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只准骑马……这样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发出《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把南水北调作为全国范围内的较长远水利规划的主要目的。这是南水北调首次出现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可以看出，把南水北调同国家水利建设相统一，通过南水北调工程促进带动国家水利建设是这一时期南水北调乃至国家水利工作的指导方针。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尽管困难重重，但南水北调的相关勘测、论证工作仍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进行。据统计，在1959—1961年的三年时间里，黄河水利委员会每年组织400余人的勘测设计工作队，对西线调水工程进行了全面查勘，获取了大量的测绘数据，并提出了西部地区从长江上游调水的多种方案。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中，中共中央就南水北调工作先后召开四次全国性的会议，制订了1960年至1963年南水北调工作计划。

　　这一时期的南水北调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如于1958年开工建设并在后来成为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库的丹江口水库，就成为后来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此外，相关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大规模艰苦的查勘工作积累的大量宝贵数据资料，也为日后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因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困难等原因，1963年以后，南水北调相关工作基本停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技术也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水资源分布不均的现象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面对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日益紧缺的局面，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继续论证南水北调工程。1992年10月，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南水北调列入中国跨世纪的骨干工程之一。经过多年的论证研究，2000年6月，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最终确定为东、中、西三条路线，即分别从长江流域的下游、中游、上游调水，分送至淮海平原、华北、西北水资源短缺地区，由此奠定了南水北调工程的总体格局，迈出了实质性而又关键的一步。2002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并原则同意成立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领导小组。2002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开工典礼举行，拉开了南水北调工程从论证走向开工建设的大幕。经过十多年紧张艰苦的施工建设，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和中线一期工程已经完工，并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正式通水。南水北调工程是我国优化配置水资源的重大举措，是解决华北、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的一项战略性基础设施工程。

　　今天，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南水北调已经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回顾这三项工程从提出到论证决策再到最后完工的历程，我们可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三项工程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毛泽东站在国家民族发展的战略全局上，高瞻远瞩首先提出，而由几代人接力完成的当代中国跨世纪的重大工程。它们无一不承载了几代人的梦想，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也见证了共和国一路走来坎坷曲折的伟大征程，是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缩影，我们要精心保护、充分利用这三项工程，让它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更大的效用。

　　（本文作者，祝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唐正芒，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