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流动性”思想在治国实践里的发展

　　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不少中外军事家政治家都有论及，若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举世皆知。而更为具体阐述过二者关系的人当属毛泽东，他的“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观点一直被奉为的论。政治与军事的相通，就体现在他本人的军事思想和治国方略中。卡尔.施米特是较早将游击战理论和政治联系起来研究的人，并指出过游击战理论是认识毛泽东政治实践的一个视角。本文想具体探讨一下毛泽东军事理论在其建国后治国实践中的延续和发展，笔者认为，他在建国后的许多治国实践和理念其实已经在战争年代的军事作战思想里形成，甚至可以看成是其军事思想在政治里的延伸和扩展，贯穿其中的就是游击战和运动战思想里的“流动性”理念。

　　一反对过度正规化的“流动性”

　　“流动性”理念最开始是针对过度的“正规化”提出的。从战争年代起，毛泽东就很反感单纯的“正规化”，认为“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1]他指出战场是具有“流动性”特点的地方，这决定着指战员的活动也要具有“流动性”。“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2]正是从这种“流动性”原则出发，逐渐形成了他的游击战争理论。

　　他阐述道，作战要有严密的计划，但必须注意到计划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但是，“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的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3]因此他反对用“正规化”来束缚指战员的灵活性，以避免教条主义。他极为赞赏岳飞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认为最高明的指战员就是能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的人。

　　这种“反对过度正规化”的军事作战思想在建国后的治国理念里仍然在延续，只不过被用于了政治经济工作。这表现在：毛泽东一方面学习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他又极其反教条、反权威、反体制，认为不能用太多条条框框束缚了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提倡敢想敢闯。以致后来不惜发动政治运动来冲击当时的各种规范章程，在运动中提出“斗批改”，来革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实际上和战争年代里的“反正规化”思想一脉相承，都是为了高度发扬人的主体地位。战争年代是不让“正规化”束缚了指战员的主动灵活性，建设年代是不让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束缚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