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典范
在《知乎》有人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带给你哪些思考？看到这个问题，脑海里立即浮现出毛泽东的一句堪称经典的话——“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翻阅《毛泽东文集》（第2卷），看到毛泽东1937年10月写给艾思奇的信，引发对他上述名言的思考。信的全文如下：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查阅了有关资料，艾思奇，1910年生，1935年10月加入中共，1937年10月来到延安；之前在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担任编辑。对于这样一个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才入党不久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如此器重，不仅在艾思奇刚到延安就写信问候，表示早就关注其作品且从中得益很多，还准备登门拜访，这是何等的恭谦，没有丝毫领导人的架子！
原来，毛泽东早就关注艾思奇在上海当编辑时所写的哲学文章。年仅24岁的艾思奇用回答读者提问的形式主持“哲学讲话”专栏，一扫以往哲学艰深玄奥之感，从每篇的题目到内容的表述，都十分注意大众化和通俗化，把深刻的哲理融化在生动的故事里，用群众容易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艾思奇把这些文章编辑成册，易名为《大众哲学》出版，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进步青年正是通过阅读他的《大众哲学》走近马克思主义。
艾思奇这种哲学大众化、通俗化，使之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做法与毛泽东“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一贯思想完全契合，这使得毛泽东对这位青年哲学家刮目相看。毛泽东指示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叶剑英多买些《大众哲学》带回延安，以供提高干部思想水平之用。指示中把《大众哲学》誉为“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的哲学书。毛泽东也给他在苏联留学的儿子毛岸英寄去一本《大众哲学》，要他好好学习。
毛泽东信中提到的《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来延安前不久写的又一本哲学著作。毛泽东在阅读此书时作了长达19页的摘录笔记，不仅给予更高的评价，而且还表示希望登门拜访以作深入讨论的愿望。不久，他又给艾思奇去信特地邀请他“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之外的晚上”。作为在严峻考验之后已被全党接受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且当时正在处理抗日战争初期千头万绪的复杂局面而日理万机，毛泽东仍然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会见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而且还给对方充裕的时间选择，如此尊重，使得很多评论者都感动得用上了诸如“求贤若渴”，“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等等的词语来描述伟人的品格和两位哲学家令人神往的交往。
然而，所有这些感人的词语都不如毛泽东自己的话来得确切——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
艾思奇应邀来到毛泽东的窑洞，两人一谈就谈兴大发，竟通宵达旦。当艾思奇告别毛泽东，走出毛泽东的窑洞时，已是天色破晓了！
这两位哲学家的学术互动给我们诠释了“学而不厌”与“诲人不倦”的含义。我们来看几个足以记载于史册的例子。
毛泽东酷爱读书，博览群书，“实践论”、“矛盾论”等巨著反映出他造诣极深的哲学底蕴，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向一切值得学习的人汲取智慧营养。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实事求是，就包含有他与艾思奇的学术切磋中所激发出来的思想火花。他对艾思奇说：“你这篇文章里，对‘实事求是’这句话有新解。‘实事求是’并不是像普通意味上的小心翼翼地循规蹈矩之谓，而是能遵循事物自身的必然法则以决定方针动向之谓。是不是这样的？”
又如，艾思奇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孔孟的“中庸”思想，毛泽东说：“你写的《中庸观念的分析》，我拜读过了。他们的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份，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这是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毛泽东的评论大大深化了艾思奇的观点，一语道破了“中庸”的实质，其剖析问题的尖锐深刻，给予艾思奇很大的启示。
毛泽东特别欣赏艾思奇把学习哲学集中于“思想方法”的概念，这个概念比起哲学教科书那些纯理论概念而言，具有通俗易懂，便于普及且重在应用的好处。“思想方法”成为毛泽东自延安整风以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毛泽东委托艾思奇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毛泽东亲自审看后出版，指定为整风的必读文件。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于他认为不妥的观点，会以一种平等商榷的态度，率直地予以指出。如在给艾思奇信中提到的“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他在摘录笔记上专门写了一段话：“‘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地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艾思奇1939年编写的《哲学选辑》（荟萃了当时延安能找到的重要哲学著作），对其中作为附录表达编者个人观点的《研究提纲》部分作了两千多字的批注，其中既有肯定和赞同，也有不少商榷和批评，更多的是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
通过与毛泽东的学术交往，艾思奇的哲学思想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他从毛泽东的思想中汲取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观点，在修订《大众哲学》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完善和补充。最重要的是，他从最初的“哲学大众化”提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他之后的全部人生都在为传播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而勤奋工作，被毛泽东誉为“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于热衷空谈，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历来多有批评，尤其是对自以为了不起而轻视工农劳动群众的知识分子给予尖锐的批判。但是，对于有真才实学又愿意为工农的解放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他是十分敬重的。钱学森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典型例子，艾思奇则是一个社会科学家的典型例子。毛泽东这样评价艾思奇：“艾思奇同志是个好哲学家，好就好在忠厚老实，诚心诚意做学问。”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是视为知己和学术上互相切磋的密友的。毛泽东与这些知识分子的交往，是“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这两句古话最生动的展现。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