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人民中医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1913年，20岁的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在《讲堂录》笔记中写下这么一段话。这是他对中西医学的最早论述，阐述了他主张中西医结合的朴素思想。

　　15年后，毛泽东在茅坪八角楼写下了光辉著作《井冈山的斗争》，文中又谈到了中西医：“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伤病员很多。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里中医多于西医，疟疾伤寒等病症都是郎中望闻问切，用自采自制的中草药治愈的。因此，他强调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中草药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

　　延安时期，毛泽东患了风湿性关节炎，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西药总不见效。延安的名老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有把握地说，“四副中药即可见效”。那时，西医瞧不起中医，毛泽东身边的西医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毛泽东坚持把四副中药喝了下去。四天后疼痛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毛泽东见证了中医药的神奇功效，他把李鼎铭介绍给朱德、周恩来看病。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强调要中西医结合：“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銘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任作田与鲁之俊成为中西医团结的典范，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同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发表演说：“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

　　没有学过医的毛泽东，在投身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及思维方式，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新中国中医药学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角度强调，卫生工作“ 要以预防为主，发挥中西医药人员的作用。”翌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原则。他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时说，“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不久，在杭州与有关人士谈话时，毛泽东再次谈到中医的贡献：“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把中医放到中国对世界一大贡献的高度，足见毛泽东对中医的重视程度。

　　针对当时卫生部个别领导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之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

　　1954年6月5日，毛泽东与北京医院院長周泽昭谈话时說：“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沒有人干，我來干。”“中医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医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至於对中医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夠的，应进而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別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

　　是年7月9日，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召集会议，传达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强调：中西医团结问题沒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來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須把中医重视起來。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們中国的医学，历史十分悠久，有丰富的內容，当然也有糟粕。中国人口能达到6亿，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來品好，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

　　翌年4月15日下午，毛泽东委托汪东兴看望针灸专家朱琏，汪转达了毛泽东对针灸的评价：“针灸是中医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

　　毛泽东对中医情有独钟，甚至在与音乐界人士谈话时也不忘中医。1956年8月24日，他接见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代表，与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谈到中西医的结合：“就医学來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來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沒有对象了。”“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后不久，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76名有经验的西医参加了为期两年半的脱产学习。1958年10月11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批示。他在批示中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人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北京、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6大城市先后举办了6个西医学习中医的高级学习班，系统学习中医理论与治疗技术。全国共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37个，学员2300多人，在职学习中医的36000人。高、中级医药院校，也开设了中医学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人员。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相继成立了中医学院。

　　毛泽东不仅关心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老中医多有交往。有一次，毛泽东宴请知名人士，特意邀请了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同桌的有黄家驷、林巧稚等西医名家。毛泽东风趣指着黄、林二人问施。“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相互很尊重。”毛泽东听后很高兴：“中西医结合，很好!”。

　　1955年3月23日，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把她的新著《新针灸学》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仔细阅读全书，对书中提出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的关系非常赞同。不久，毛泽东特意在杭州邀请朱琏等几个中西医名家一道吃晚饭。席间，毛泽东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环顾在座的几位大夫，正沉吟时，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毛泽东纠正说：“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的《新针灸学》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针灸也走出了国门，饮誉海外。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还特意慕名参观了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过程。由此海外引发“中医热”和“针灸热”。

　　1957年夏天，毛泽东到青岛参加中央会议，趁会议空隙间到海边游泳时感冒了。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佳。山东省委书记舒同介绍本地名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把脉。尽管保健医生和工作人员有所顾虑，毛泽东还是选择了刘惠民。3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11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特意指定刘惠民为中医保健医生，随同前往。

　　1974年冬，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中央决定由中医研究院著名中医眼科专家唐由之采用“金针拨障术”，为毛泽东实施手术。毛泽东欣然同意。1975年7月23日，手术顺利完成了。毛泽东手书“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诗句题赠唐由之。“金针拨障术”走出国门，唐由之先后为朝鲜金日成主席、印尼总统瓦希德、柬埔寨宾努亲王等六位国家元首成功实施中医眼科手术。

　　毛泽东关于中医药的论述，对于新时期发展中医文化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是要立足国情，科学、客观、正确处理好中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批判地继承传统中医。要立足国情，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即要按照时代的新进展，对传统的中医文化内涵去其糟粕，存其精华，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努力实现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是要辩证地处理好与西医的关系，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原则，互相促进，互为补充。50多年之前，毛泽东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思想，符合我国国情和医学科学发展规律。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中西医结合工作取得长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提出发展中医药事业，“促进中西医结合”。要落实《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医药法》、《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 (2016-2020年)》，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健康保健事业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此次武汉疫情，中医的参与就充分说明了中医的不可或缺。

　　三是要让中医文化走向世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了振兴中医药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当前，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医药事业迎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坚定自信，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抢占话语权，向世界推介中医文化，提高中医传统文化的软实力，走出一条健康、持续、可发展的中国新医学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