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一国“两制”到“一制”的大格局手笔

　　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时，西藏似乎遥不可及。

　　1951年5月23日，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从法统上保障了西藏继续在大中华的怀抱里面。

　　1959年3月28日，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开始跳出“一国两制”的过渡期，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从体制和文化上将西藏纳入了红色中国的大家庭。

　　这一切，离不开毛泽东的大格局智慧和精妙手笔。其中，可圈可点的关键要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使命必达，初心不变。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副主任卢洁曾经说过，“毛泽东对国体和政体的一切思考，都没有离开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考量，他始终把后二者放在首位”。

　　也就是说，国家统一的使命和解救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初心，一直是毛泽东最重视的。二者都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一个都不能少”。

　　所以，尽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西藏有一个“一国两制”的过渡期，毛泽东始终惦记那些悲惨人生的农奴，抓住机会就结束过渡期、解放受苦受难的“农奴”，从体制上和文化上将西藏统一到共和国的怀抱中。

　　2、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政策确保根基。

　　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视矛盾的特殊性，等等，是毛泽东一直强调并践行的。面对西藏问题的过程中，他也一直这样思考、分析和决策。

　　众所周知，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并于1954年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但是，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地区更加特殊。语言、宗教信仰、政治体制、区域文化、民间风俗，等等，与汉族地区差距巨大，且已有几十年游离在中央政府外面，而且那里也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加上与内地的地理环境隔阂大、交通十分艰难等原因，确实是现实的、短时间难以逾越的障碍。

　　对此，毛泽东很清醒。1952年4月1日，在分析当时形势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质福利一时尚难有所改进”，“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

　　所以，毛泽东对西藏政策很特殊，以名义上、法律层面的统一先行，暂时保留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治体制和封建农奴制，实行独特的“一国两制”。

　　通过签订“十七条协议”，在基本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实现西藏和平解放，从法统上保障了西藏继续在大中华的怀抱里面。同时争取到西藏上层爱国人士的拥护支持，快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