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调查》钩沉——献给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对学员说：“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在纪念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之际，笔者结合收藏的毛泽东《农村调查》的早期版本，对其历史资料进行梳理钩沉，对党史学习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寻乌调查
1930年初，国民党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14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会剿”。为粉碎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策略。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回师赣南，以吸引敌军离闽回赣。同年3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一、二、四纵队，从赣州城郊向南挺进。红军一路所向无敌，不到一个月先后进占了南康、大余、信丰、会昌等县城。打下这些县城后，红军按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没收了县城的全部商号，将物品分发给贫困群众和红军筹款，结果是贫苦的老百姓都买不到日常生活用品了，反而日子过得更艰辛。这是毛泽东到寻乌调查的起因。5月2日，红四军又攻克了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寻乌县城。
毛泽东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越来越迫切地感到，需要掌握城镇中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以便及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以管理城镇，发展城镇的生产和商业，解决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物资供应等问题。他一直想对城镇中的商业和手工业做一次较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但总是没有适当的机会。这次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终于使他有了一次对城镇中的商业和手工业进行调查研究的机会。
初夏的寻乌，到处绿意盎然。毛泽东策马入城，住在中共寻乌县委所在地——西井天主堂。在这里，他与县委书记古柏寒暄几句后，就提出了要作些社会调查的想法。古柏想不到仅隔一年又见到了毛泽东，非常高兴，马上陪同毛泽东巡视了寻乌县城，察看了一些店铺作坊，询问了一些情况。
第二天，古柏带毛泽东来到南门街的一家杂货店，并向毛泽东介绍了这家店主郭友梅。郭友梅年近花甲，不仅在寻乌时间长，而且任过两届商会会长，对寻乌的历史、掌故和现状都了如指掌。郭友梅正是毛泽东要找的人。毛泽东听了古柏的介绍后，向郭店主坦诚地说：“这次我从会昌到寻乌，想花一些时间作一次社会调查，所以想和你这位寻乌通交个朋友，如何?”郭友梅高兴地答应道：“能和毛委员交朋友，真是三生有幸!”他又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祖父、叔父在这里做了60年的杂货和布匹生意，加上他自己，祖孙三代在寻乌做了100年的生意了。毛泽东听后诚挚地说：“你就是我打着灯笼要找的行家，下次要请你来参加调查座谈会。”
毛泽东和古柏在返回县委的路上，迎面碰到一位长者。古柏停下脚步，热情地打招呼，并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范大明老先生，县苏维埃委员，出身贫寒，当过小学教师，他对革命前后城镇居民的态度，都甚为清楚。”毛泽东听后对范先生说：“能认识你，真是不胜欢喜，咱们后会有期。”
次日，毛泽东邀请郭友梅、范大明二人来到自己的住处，详细地询问他们寻乌县城有多少个行业，多少家大小商店，这些行业及商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店主的政治态度如何等。开始，郭、范二人尚有些拘谨，慢慢地觉得毛泽东随和亲切，于是也就坦率地谈起来，并且谈得很投机。毛泽东也详细地记录下他们谈的情况。郭、范二人为毛泽东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毛泽东为了掌握更多的情况，他搬出了西井天主堂，到县城南门外马蹄岗住下。这里与群众的距离更近了。毛泽东在这里又先后找了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刘凡亮、县苏维埃委员赵镜清、农民李大顺、区苏维埃委员刘茂哉、乡苏维埃委员刘星五、区政府主席钟步嬴、小学教师陈倬云、62岁的秀才郭清好等人谈话。一连十多天，毛泽东都是在与他们的座谈中度过的。每天的人数不定，座谈的气氛却是一天比一天热闹。在毛泽东的主持和启发下，大家畅所欲言，无拘无束。毛泽东详细记下他们的发言。晚上客人走后，他就在黄色的油灯下，整理调查会上得来的材料。若有不清楚的问题，次日再找古柏召集有关人员来进行调查，直到把问题搞清楚为止。
除了开调查会外，毛泽东还做了20多天的实际调查。他深入到集市、商店、作坊，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还到城郊农村，同农民一边干活，一边作调查，广泛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的生活和思想状况。这次调查，毛泽东先后询问了寻乌县城的22个行业、130多家商店的历史、现状及其主人的政治态度，以及全县21户大地主、111户中小地主的剥削手段和他们压迫群众、反对革命的表现等情况。毛泽东还特别详细地调查了寻乌县城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状况，曾调查了杂货店、木器店、水货店、裁缝店、修钟表店、屠坊等20多个行业所经营的货物品种、生产数量、销售价格等。毛泽东除调查店铺的生意外，还注重考察分析了其盛衰兴替的历史。如郭友梅经营的“郭怡和”杂货店，有100年的历史，是寻乌城的第一家大商店，曾有本钱3000元，可以做到20000元的生意，但从1928年起，农村灾荒，农民受到重租剥削，购买力低，买了东西还不起商家的账，商家又无本钱进货，还遭受官军进城抢劫，所以使“郭怡和”变成了只剩下100多元钱的小店。毛泽东在调查中还找了三个不同村的农民开小型调查会，了解到种田人吃不上饭的占40%，每年有5%的人家破产，加上债主催租又逼债，使得一些贫困的农民不得不忍痛卖妻鬻子。
经过调查，毛泽东不仅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土地分配的各种情况，而且为当时的工农政府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实际依据。
1931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宁都小布圩将寻乌调查到得到的丰富材料进行了整理分析，写成了一本共5章39节8万余字的《寻乌调查》。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可谓是现代文字版的寻乌《清明上河图》，可以让人们从中读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和各阶层的生存面貌。
非常遗憾，经过无数战火和长征之后，到延安毛泽东却找不到《寻乌调查》了，在1941年的《农村调查》中没有收录《寻乌调查》，直到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们才见到其全文。
兴国调查
1930年6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再次进入闽西，经武平到上杭，继续分兵发动群众。在上杭县才溪乡，毛泽东进行了社会调查后，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和耕田队队长会议，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要求把耕田队改为互助组;教育区乡工作人员依靠群众自愿入股的原则，创办出售油、盐、布匹和收购土特产的合作社，以促进物资交流，解决农民生活的必需品。10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江西新余县罗坊镇。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举行联系会议，史称“罗坊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总参谋长朱云卿、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恒，红八军军长何长工、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江西省行委宣传部部长陈正人等。会议使红一方面军和江西地方党组织统一了思想，在理论上、思想上摆脱了“左倾”错误，使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10月底，毛泽东从罗坊镇陈家闹村搬到彭家洲村。这时，兴国县党组织送来了700名红军预备队员，也住在彭家洲村。趁敌人还未进攻之机，毛泽东决定进行一次周密的兴国调查。于是，他对古柏说：“古秘书长，你去兴国红军预备队中选七八个永丰区的同志来，我要请他们来开座谈会。”古柏问：“就只要永丰区的?别区的同志来行不行?”毛泽东说：“就要永丰区的。这个区和赣县、万安两县交界，明白这个区，不仅兴国，赣县、万安二县的情况也就差不多，整个赣南土地斗争情况也都相差不远。”毛泽东说明了为何只请永丰区同志调查的原由。其实半年前，毛泽东进行寻乌调查，重点了解了寻乌县的商业、土地占有状况和土地革命情况，但是调查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的情况，没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这些情况不明了，尤其是对赣南和东固地区(永丰、吉水、万安、兴国县一带)土地革命的实际情况还不十分掌握，他心里不踏实。1929年4月，毛泽东曾亲自帮助兴国县土地革命委员会制定颁布了《兴国土地法》，还亲自主持举办过兴国县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一年半过去了，兴国县土地革命斗争开展的如何？赣西南乃至整个苏区土地斗争中还存在哪些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做？他很想通过剖析兴国永丰区的情况来了解全局。
古柏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后，请来了兴国县永丰区籍的红军预备队八连长温奉章、指导员傅济庭、战士李昌英、陈贞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等8人。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调查，他首先列出调查提纲，并在自己住的楼下的店里召开了调查会。毛泽东首先对参加调查会的人员进行家庭情况调查。调查开始时并不顺利。这8个同志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又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座谈会，并且是毛总政委召集的，紧张的心中打鼓似的怦怦直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也不愿意先开口。桌上摆的烟卷和茶水，8个人都不敢动。秘书长古柏和秘书李井泉也参加了调查会，看着这种场面，他俩很着急，担心调查难以进行下去。毛泽东一点也不着急，因为他了解山区农民的特性。只见他一个一个地问：姓什么呀?叫什么名字?家里几口人呀?当他得知8个人中有7个人娶了老婆时，打趣的问：“你们出门在外想不想老婆、想不想家呀?”他这一问，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调查会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第一天的调查会结束时，毛泽东把他们送出大门口，并约定次日继续座谈。毛泽东还对古柏等人说：“山区农民嘛，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是我请来的老师，你们千万不可怠慢他们呐!”
第二天，毛泽东吩咐警卫员上街买了橘子和花生回来，摆到会桌上。调查会开始后，他先请大家吃橘子和花生。毛泽东边给大家剥橘子，分别送到他们手里，边说：“不要客气嘛!我请你们来，是想请你们谈谈你们家中的情况和你们村里、乡里、区里的一些情况。我提7个问题，请你们想想，然后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慢慢谈，好不好?”众人说“好!”。休息片刻，毛泽东端起茶杯喝水，也叫大家一起喝，他温和地说道：“我第一个问题，是想请你们说说自己家里的情况。”他停了停，解释说：“为什么要了解你们的家庭呢?因为农村社会是由你们一个一个家庭组成的。你们都是贫雇农，对你们的家庭了解清楚了，对整个贫雇农阶层，对整个农村社会也就了解了。将来我们党制定政策就有依据了。”毛泽东随和的态度，以及他那通俗的话语，使参加调查会的8位同志深受教育和感染，调查会的气氛也很快活跃起来了。毛泽东逐个询问了参加调查会的8个同志的家庭成员的政治面貌、经济情况、家庭内部团结等问题。接着对兴国县永丰区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作了详细的调查。
调查进行了一个星期，每天开会两到三次，有时开到半夜三更，但大家都不觉得疲劳。这时，毛泽东就让警卫员去弄些夜宵来给大家充饥，然后留宿，有时亲自为他们盖被子。大家感到毛总政委特别亲切和平易近人，对毛泽东的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毛泽东还仔细调查了这个区土改前后的土地情况及苏维埃建设、农村斗争等情况。
按照既定的调查提纲，毛泽东本来还要对这里的儿童状况、妇女状况、交通状况和物价比较以及土地分配后的农业生产状况进行调查，但这时，蒋介石已调集10万兵力开始对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其先头部队已抵罗坊附近。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1月4日撤离罗坊，东渡赣江。
这次的兴国调查，就是在这种极为严峻的形势下不得不提前结束了。
1931年初，毛泽东由古柏协助，在宁都县黄坡山堂胡家祠堂将这次调查所得整理成《兴国调查》。这份调查共8个部分约3.7万字。毛泽东用他特有的文风和通俗的语言，详细真实地记录了大革命前后兴国县永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阶层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土地革命斗争和8个家庭的具体情况等。参加兴国调查的8个同志，唯一活到解放以后的温奉章曾经回忆说：“毛泽东完全采用同大家聊天的方法，询问了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成分、文化程度、家庭人口、经济状况、田地口粮、债务情况。我们对此作了详细的回答。座谈会往往从下午要开到第二天凌晨。期间，毛泽东常常为我们点烟倒水，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一点拘束。调查报告写好后，毛泽东又将大家叫去，征求我们的意见，并且逐一加以修改。”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毛泽东的《兴国调查》等农村调查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靠的是两条：一是他出生于农村，有意识地接近农民，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这使他对农村经济状况和农民生活十分熟悉，并有亲身感受；二是他十分谦虚地通过利益相同的农民去检验、核实自己的想法，使农民体会到他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因而取得农民的信任，成了农民的知心朋友。毛泽东这种实事求是的调查态度和作风，是值得现在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的。
长冈、才溪乡调查
1930年代初期，“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受到错误的批评和指责，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被免去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此后，毛泽东从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工作，领导苏区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
毛泽东曾深入农村，指导查田运动，经常走村串户，了解民情。他到群众之中，感到如鱼得水，工作十分得手。查田运动一结束，毛泽东又深入到兴国县的长冈乡，就苏维埃选举运动与群众生活、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公债的推销与合作社运动等问题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社会调查。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长冈乡列宁小学的教室里召开小型调查会。参加人员有党支部书记、乡苏干部、合作社主任、村代表主任、赤卫队长、贫农团主任和妇女主任等8人。大家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桌上摆着盛满开水的几只粗瓷碗，一盏煤油灯忽闪忽闪地亮着。座谈中，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询问长冈乡的消费合作社是什么时候办起来的?合作社主任李奎应一下子不知从何说起，急出了一头汗。毛泽东和蔼地说：“慢慢想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李奎应这才鼓起勇气说：“我们听说中央有指示，号召办消费合作社，却又没资金，就试着发动大家集资，一共凑了350股，每股五毛钱，我们就用这点钱，再加上打土豪时留下的100块银洋，把它作为办社的基金，我们派人秘密潜入白区，买了点盐和布回来再卖给群众。这样做危险很大。后来，我们找到了商人，由他们把货物运送到赤白交界处，我们派人接运，省了很多麻烦。因为采购来的都是群众急需的物品，所以货物一到，很快就卖完了。”毛泽东又问了消费合作社有几个人，如何管理等问题。最后，毛泽东满意地说：“办合作社就要像你们这样，人少办大事业，走群众路线，群众急需要的东西就要多买，想方设法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在座谈中还向乡苏维埃主席问到：“你们乡苏维埃政府主要干了些什么工作?”乡苏主席汇报说：“我们乡苏政府由乡苏主席、副主席、文书等5人组成常委会负责全乡工作，而且都不脱产，不拿薪，自带饭菜来办公。乡苏政府每天除一名常委值班外，其余4人下乡了解情况，督促检查扩红、优待红属、组织担架队和慰劳队等项工作的完成情况。”
座谈会开得十分热烈。毛泽东从政治到经济、从群众生活到风俗习惯，以至长冈乡的山林、河流、物产等等，分门别类地一一问到。就这样，长冈乡的实地调查很快结束了。
调查结束后，毛泽东很快写出《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他总结了长冈乡的三条经验：第一，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经验;第二，关于切实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起来的经验;第三，关于把革命工作的方法和工作任务同时解决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加强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结束长冈乡的调查后，于1933年11月下旬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他先后主持召开了由工人、农民和乡干部参加的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还走访红军家属和贫苦农民，对乡苏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
随后，毛泽东写出《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份调查共分7个部分：行政区划、代表会议、此次选举、乡苏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毛泽东认真而全面的调查后，称赞才溪乡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从这个具体生动的调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和领会领会到，农民一旦组织起来，能立即显现强大的革命力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旺盛的萌芽和创新发展的新型强劲的社会生产力。
这个调查，全面总结了才溪乡苏维埃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回答和解决了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下，根据地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个重要问题，用铁的事实批驳了机会主义者脱离实际的错误观点。
从《调查工作》到《反对本本主义》
正当毛泽东大搞农村调查的时候，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内轰轰烈烈地全面开展分田运动，农民热烈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积极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下，然而，一种无法回避的干扰，也正向毛泽东袭来。由于城市暴动的接连失败，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被解职，取而代之的是向忠发，而实权则掌握在李立三手中。李立三以中央的名义向红四军发出指令，命令毛泽东和红四军立即放弃“分散的去武装农民的策略”，而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范围内扩大主力红军，要把每一支枪都集中到红军手里，做好攻打城市的准备。
此时的毛泽东，并不十分清楚党中央领导人的变更情况，但从这些辗转而来的指示信中，他敏锐地感觉到，中央领导的思想越来越“左”。怎么办呢?毛泽东从自己大量的农村调查材料中得到启发，应当让事实说话，写篇文章，给头脑发热的人的头上浇点“冷水”，让他们清醒一下。
在油灯下，毛泽东提笔写下文章的题目——《调查工作》。他首先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耳发聩的口号！
毛泽东又写道：“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许多同志都成天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么！”
他大声疾呼：“要不得！要不得！注意调查！反对瞎说！”
毛泽东强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他还形象而精辟的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联想到当时党中央在李立三“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脱离中国实际，动不动就照搬马列的“本本”和苏联模式，要在中国各革命根据地开展“反富农斗争”，组织什么“国营集体农庄”等等，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的这些话，这些论断，可谓切中实弊，掷地有声。
这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写成后，当时曾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印成小册子，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形成了一股调查研究之风。遗憾的是，由于敌人的多次“围剿”，《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曾一度失传了。
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就认识到，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是党内的主要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决定出版他在1930年至1933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毛泽东于1937年10月6日为自己的《农村调查》写了第一篇《序言》;在1941年3月17日又写了第二篇《序言》，并作为延安的《整风文件》之一。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为了全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活动，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也作为22个《整风文件》之一，下发全党。
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茶山乡官山村农民赖茂基把自己冒生命危险珍藏下来的《调查工作》献了出来，经中央革命博物馆鉴定、确认，这篇文章才重放光彩。
1961年1月，当毛泽东再次看到这篇失而复得的文章时，喜出望外，高兴异常，激动地说：“找到它就像找到失散的孩子一样重要。”3月11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印发给他在广州召开的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会议(简称“三南会议”)，并写了这样的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词，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同时，毛泽东并批注：“送林彪同志阅，一九三〇年的，从闽西找出来的。阅后退毛。”毛泽东在印发这篇文章时，对正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
1964年，这篇文章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又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和个别内容上的补充，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时间定为1930年5月。
199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1-4卷第二版时，也补上了这篇《反对本本主义》。
《农村调查》和《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都是毛泽东在红军时代通过广泛深入的农村调查的杰作，它是毛泽东在认识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飞跃”。这个“飞跃”所形成的理论，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这又反过来指导着他更加自觉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90年过去了，但今天重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名句，不是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