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香港问题

　　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策略家，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早决策者。他长期关注香港问题，重视香港，为香港回归作好了战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也为香港长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营造了良好环境。

　　1946年12月9日，毛主席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对香港问题“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1949年初，毛主席在西柏坡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8页）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十分明确：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1956年5月28日，毛主席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香港问题时说：“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好处，现在拿过来不见得有利。”提到宣传工作时，毛主席说：“能够利用香港一些报纸登一些对我们有利的东西，透到台湾去，这就很好了。”（《年谱》）

　　60年代初，印度采用武力方式解决了果阿（Goa）问题。当时，美国共产党和苏联赫鲁晓夫趁机嘲笑中国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立场，说“社会主义的中国竟然允许殖民地存在”，挑拨我国采用武力收回香港。对此，毛主席亲自审阅、修改和批示过的《人民日报》于1963年3月8日发表的《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社论中，重申了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包括澳门问题）的立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对外阐释新中国对于处理香港、澳门问题的战略思考和基本原则。

　　社论指出：“……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关于香港、澳门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你们“拿印度解放果阿来同中国对香港、澳门的政策相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们无非要证明中国是胆小鬼。老实说，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我们的勇气和坚定性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领教过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朝鲜战场上，同朝鲜人民并肩抗击美国侵略者达三年之久，洒下了自己的鲜血。你们现在竟然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嘲笑我们，难道不觉得自己是‘愚蠢的’、‘可悲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