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香港，告别199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当一个人成了谜
你不知道
他们为何离去
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
当一辆车消失天际
当一个人成了谜
你不知道
他们为何离去
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一条船的沉没，像极了一个时代的挥别。
就在6月21日珍宝海鲜坊沉没的同时，香港警队宣布自7月1日起将全面采用中式步操、步操口令及对答，且会使用普通话和广东话，“yes sir”的英式口号会成为历史，全部改成“知道，长官”、“明白，长官”。
尽管“明白，长官”依旧不是契合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话术，但“中国化”的前提必须是先“去殖民化”。
在这中间，“香港本土化”是一个必经的过渡。
毕竟现实已经告诉了人们：1997年香港的回归在很多层面都只是表面的，埋坑一直埋到了近十年。
1曾经沧海难为水
2012年是一个纪元式的时代坐标，之于中国共产党自身、之于中华民族的政治性扭变，都堪称改革开放以来之惊辟。
然而正是在哪一年，香港的国民教育(即爱国教育)方案，竟然才姗姗来迟、磨磨蹭蹭地走上台面。
其时，香港已经所谓“回归”足足十五年。
即便如此，爱国主义运动在香港又面见了如何境遇？
2012年5月13日，香港反国民教育的“学民思潮”组织发动“513撤回国民教育课程大游行”；
7月，由香港部分家长组成的“民声团体”，成立了所谓“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要求港府撤回国民教育课程，此后又联合“教协”等团体发动“全民行动，反对洗脑729大游行”；
结果是，2012年9月8日，时任特首梁振英被迫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规定，改变为由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办国民教育科及其教学方式”……
这等于是将「爱国」这一现代国家之政治必须、又是国民朴素情感之凝聚的基础性国家工程，交给了暗流涌动的“泛民”们，以及他们背后始终虎视眈眈的英美。
可以将目光投向史海深处的1948年。
那年底，当人民解放军在淮海地区将国民党杜聿明、黄维兵团死死围住、同时实施对平津守敌的战略包围时，英国内阁曾对中国局势进行了一番谨慎论证，最终采纳了外交大臣的建议：必须守住香港这个“英国在中国的最后立足点”。
1949年4月，解放军集结长江北岸，整装待命渡江，惶惶不可终日的英国殖民当局下令军舰“紫石英号”强行逆江而上，闯入我解放军防区，引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
一天之内，“紫石英号”事件使英国紧急增兵香港至 4.5万人，同时密令港英当局修订并公布新的《紧急条例》和《入境条例》，强化了“违者处以死刑”等条款。
但是其实英国人心里很清楚：解放军不是国民党军，毛泽东更不是蒋介石，如果解放军真的要解放香港，英军可能比蒋军在此前三年里的遭遇输得更惨。
8月，英国外交大臣和殖民地部大臣联名向内阁提议：我们争取留在香港，因此必须避免激化英共（中）关系。
这一建议也成为了英国处理香港问题的指导方针。
1949年10月17日，人民解放军抵达深圳河北岸，让英国人松一口气的是，我军沿广九铁路到达布吉车站后，没有再逼近香港。
第四野战军的吴富善将军手持望远镜，朝香港凝望了一个时辰后，翩然离去。
那时，在毛主席心中“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方针已经瓜熟蒂落，这使得新中国此后通过香港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随后，港督葛量洪收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秘密途径传来的香港维持现状的“三项条件”：
① 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
② 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这是香港在回归前的安身准则。
随即，英国政府决定承认新中国，这成为了西方国家集团中的一个“口子”，《华侨日报》上亦刊登“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的消息。
六十年代初，由于天旱，香港用水紧张，存水量严重告急，正是毛主席力排众议作出决定，“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应由我们举办，列入国家计划”。
于是，东江之水跨山而来，解决了香港几十年一遇的大水荒。
再回想1894年时的香港大鼠疫，至今无法统计有多少香港人死在港英鬼子“洁净局”的刺刀下。
有良心的香港人，都会记得，记得他们都曾属于那个红色的中国。
六十年代中后期的六七暴动至今写在历史的光辉册上，那是港英当局被迫拨政向善的转折点，这既是香港底层市民、香港工人阶级的小小胜利，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南延”的一次正名……
2挖坑
在回归前，英国政府不向中方作任何通报，突然抛出了一个跨越1997年、耗资达1247亿港元之巨的“机场及港口发展策略”，动用几乎所有的财政储备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举债，巧妙地使大把大把的香港金钱流向英国。
1991年，英国先是把联合国发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改成了所谓《香港人权法》，提出许多人权方面的倡议，比如限制死刑、放宽国籍户籍等；紧接着一年后，港英政府又宣布“解除社团限制”，完全放开港内港外的社团注册，也宣布不再取缔任何组织。
这就给大批NGO进入香港“备战”提供了法理支持。
比如那个著名的“香港外国记者会”，拿着英国人在被驱逐前临时更改的条例为依据，屡次邀请五独分子来港演讲、煽动独派势力对抗北京中央。
彭定康，这个末代港督正是在这个关键历史时刻，由其政治挚友梅杰首相力荐走马上任的。
这位在英国因诚信不佳而知名的政客，自称“深知最大的试炼将来自政治竞技场”，1992年上任伊始就在港英政府内部做了一个“严肃的形势报告”，断言北京政权不到1997年就会像欧洲的苏联、东德和波兰那样垮台，以此动员政务官、公务员们跟着他一起“打乱仗”，放弃中英已经达成的所有协议、谅解的束缚，捞回十年前“英国在谈判桌上想得到却没能得到的东西”。
1992年10月7日，上任仅三个月的彭定康发表了早在英国就打好腹稿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对香港面临的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提出完全另一套设计，掀起了后过渡期又一大折腾。
时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鲁平同志随即指出，这个方案表面上仍然说要维持英国在香港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导，但实际上是要急剧改变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
这套方案在当时一度让中英之间已达成的政权机构平稳过渡安排化为泡影。
彭定康先斩后奏公布政改方案后，不断软硬兼施要挟中方接受；中方自然坚决予以拒绝，直斥他背信弃义，是“千古罪人”。
但在彭定康借助首相支援和全力操控下，这套“政改方案”还是在港英立法局以一票微弱多数通过，事实上宣告英国最后管治时期的香港政治体制已无法与未来中国香港特区基本法的规定相衔接……
1994年，中英双方开始就渡期预算案编制问题交换意见，决定成立专家小组进行正式磋商。
财政预算案是现代政府理财的重要工具，是政府收支计划和经济政策的集中体现，对经济民生影响重大。
按香港的惯例，每个财政年度从当年4月1日起，至次年的3月31日止。
很显然，1997/98 财政年度会跨越香港历史性的回归，其中前三个月为港英政府管治，后九个月将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管治。
这个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编制理应由中英双方共同完成，又由于财政政策、收支计划的连续性，之前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案必然对后一个年度的预算案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尚未产生前，由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未来特区利益，与英方就 97/98、96/97 两个过渡期财政年度的预算案编制进行合作，既是香港政权交接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香港财政政策平稳过渡的客观需要，符合《中英联合声明》精神。
英方对于这些重要原则看似表面上不持异议，实际上却想独自把握，以便配合其“光荣撤退”方案的实施。
因此，不仅想方设法阻挠中方参与预算案编制，还急功近利、不负责任地做大开支以粉饰殖民政绩……
为了主导谈判的方向，英方当时抢先公开向社会宣布将向中方“介绍”96/97 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编制过程，并就跨越回归的 97/98 年度预算案“咨询”中方意见。
一个“介绍”、一个“咨询”，先入为主地界定了中英双方在未来专家小组中的角色。
彭定康于1994年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以及英方在当年底向中方提交的书面意见均表达了上述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中方代表内部竟一度对此缺乏警惕，在 1994 年底召开的两次联络小组全体会议上居然都没有对英方立场提出异议……
3埋雷
1997年的夏天，彭定康在离开香港前抛出了他最后一张重牌：草拟了一份五万人的所谓“港英白名单”，单子上全是一帮“忠于英国统治”的香港上层精英，包括各类富商、政客、议员、教师、教授、媒体人……
他们所有人都收到了一个密码，只要有了这个密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英国使领馆都能带着全家人火速入英国国籍。
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走，而是选择留在香港，继续配合英国人、保持香港各领域的殖民体系“不动摇”。
像陈方安生就是其中典型，她曾公然鼓吹：“香港回归只是换个旗子，其他都没变。”
陈方安生确实没有说错，彭定康在滚蛋之前非常阴谋得把港府行政权分给了香港政务司，又将此前自己手下的“立法局”变更为独立于港府存在的“立法会”，继续保证英国对香港立法系统的殖民控制。
临走前大肆分发“民主自由”的传单，然而英国人统治了香港一个半世纪，什么时候讲过“民主”？
在政治排序的图谱上，香港人甚至还不如印度人，在自己的家园地盘上沦为“三等公民”。
一直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香港回归日程后，循序渐进发展民主政制的《基本法》，英国突然“如梦方醒”、在香港开始大搞所谓“代议政治，还政于民”……
一百五十年来，英国人从来有给过香港人一张选票吗？
港督和港府主要官员，由伦敦任命，港府则既是三军司令，又是立法局的主席，且有权否决法院所有的判案，是绝对的独裁者；
立法局，不过是港督的咨询机构而非立法机构，局里的官守议员是港督委任的政府高官，非官守议员也是他委任的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
一个半世纪的长史，被港独分子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香港法院，其终审权一直掌握在伦敦的王室的咨询机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手中。
这个有上千年历史的机构是专门受理海外领地、王家属地和英联邦成员国家终审案件的。说白了，“殖民地案务专局”。
港英政府统治时期，香港每年有一二十宗案子要上报伦敦枢密院，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法律原则问题更是上诉焦点。
英国和香港地区虽同属一个法系，但相距两大洲，历史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很不相同，加上枢密院的成员大多年事已高，对香港世态民情一知半解，做出的判决往往与香港上诉庭的判决很不相同。
饶是如此，终审权始终是在伦敦，而不是在香港。
在英国人看来，司法权力是他们统治香港最重要的一道楔子，它深深地插入香港社会的心脏，指挥着香港的国民教育、文化娱乐、媒体舆论……
直到数年前，香港名义上回归已有二十余年，依旧会出现头戴白发套的外籍法官杜大卫“赦免”港独分子、“惩办”港警的乱象——根据保释制度，暴徒中的大部分人可以直接交钱回家，打砸抢烧的恶行可以连一天牢都不用坐。
甚至，直到2020年夏天更新的终审法院法官名单，都依旧“满目狼藉”：首席法官一人，常任法官三人，非常任法官十八人——其中在三名常任法官中两人为中国籍、一人为英国籍，十八名非常任法官中三人明确为中国籍、但其中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和英国双重国籍，剩余十五人全部是纯粹的外籍，分别来自英、澳和加拿大。
即，二十二人中只有两个人是完完全全的中国人，其余全部为外国人（包括双国籍）。
还记得那个著名的港庭终身法官包致金（Kemal Bokhary）吗，任职期间在香港横行霸道，侄女更是仰仗英方权势在港无牌驾驶、暴力袭警、劣迹斑斑……
这也就不难理解《基本法》第二十三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为何迟迟不能落地。
与之对应的是《基本法》第92条和82条，只对香港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存有“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的规定，但对其他法官的国籍没有任何限制。
这就是历史上用以描述1997年之今时的「香港回归」。
4低潮
严格而言，除了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进驻了香港（关于军事用地的谈判也用了足足七年），其他维度上都很难看到中央对香港的管理，尤其在经济和文化层面。
不说香港人彼时是怎么俯视我们的，二十余年前就连我们自己都拿香港当天堂仰望，《读者》《意林》等小布尔乔亚刊物上关于香港人高素质、香港城市环境优美、香港制度先进的小作文数量，一点不亚于对日本、德国、北欧、北美……
今天朗朗上口的“四个自信”，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
就连那位在90年代叛逃到美国的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职级相当于今天的中联办主任——的许家屯，竟然在党内和大陆民间，彼时都有不少声音对这位亲近李嘉诚等香港寡头与上层权贵的党的叛徒，抱以“理解”。
一个在回归前葬送了党在香港的布局路线的政治叛徒，却引起不了多大波澜，这已然反映了当时大陆对香港的“灯塔式仰望”。
2001年2月14日，在朱镕基总理的亲自推动下，国务院任命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史美伦，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消息一出，全国震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从海外聘请的首位副部级官员。
十年后，作为英国殖民香港标志之一的香港大学，举行建校百年庆典，从北京前往祝贺的领导在庆典上竟出人意料地用英语宣讲……
今天回看，不失为一阙符号性的回声。
市场经济，开发开放，国际都市，地产先行，培育巨企，鼓励造富……
近三十年来，香港的一切都宛若大陆的某种临摹“模板”，用许多人的话说，“中国的第一缕国际春风，正是由港风带来的。”
靡靡之音、灯红酒绿之间，直至今日，以英国皇室成员、港督、殖民地官员、英军军官命名的街道，香港仍有八百多条。
连日本法西斯在1941年侵占香港后，“日督”矶谷廉介都知道发布“公示”将香港的所有英式地名改为日式名称，而我们1997年正大光明地收复作为故土的香港，去殖民化工作却似乎从未做到位。
埋雷，一直埋到暴动的2014和2019（事实上还有很多，如2010年“反高铁”运动、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2015焚烧《基本法》事件……）。
逆向种族主义的恐怖分子其疯狂，让信仰一直以来摇摆不定、始终处在“我是谁，我的妈妈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困惑之中的香港，一步步堕入歧途。
长期以来，香港社会与中国政治母体之间始终存在严重的互信不足。
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作为外来权力管治的土地，香港孤悬于中国的政治体系之外仿佛成了一种默许的共识，造成日积月累之下同大陆主体政治秩序之间存有天然隔阂。
在长期的分离、分治状态下，受到殖民操控的香港其政治文化、政治话语与政治精英都早已不属于中国本土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无论是二十世纪的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政权，对于香港而言似乎皆属政治上的“他者”，而香港在中国本土政权眼中亦是陷于南方一隅的化外孤城。
这种相互剥离，形成了香港社会同中国本土政治秩序之间彼此相安无事则易、而建立和维持互信则难的状况。
从2014到2019，同一波年轻人，从幼稚走向野蛮，从跟风转为仇恨。
在那些看不见的黑手教育与操控下，两次震动全国的暴力闹剧彻底撕下了历史的面具，灼就了香港回归以来最惨烈的伤口。
但是，也为如今的“重新收复”埋下了伏笔。
5逆转
2020年6月30日，几乎是港独分子乱港行动一周年之际，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和闭幕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由领袖签署第4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那一天我真的兴奋异常，发了条微博：
《国安法》的出炉，让此前不久还在享受着港英法系“保释来保释去”的黎智英、何俊仁、黄之锋、周庭们，听见了丧钟的声音。
早在出炉一周前，被称为“独派教父”的李柱铭、陈方安生已接连缴械投降，称自己不再搞事情，劝香港年轻人也别再搞事情……一时间还冲上了微博热搜。
随后，一大票受西方圈养的港独团体也宣告解散。
《国安法》的意义是历史性的，如我那条微博所言，它让「香港回归」这件民族重迹不再只是一个表象化的史册空壳，而是从法统和伦理两个层面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及背后的十四亿人民对香港无可争议、不可撼动的主权。
五天之后，中央正式任命现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事务顾问。
同日，国务院还宣布任命郑雁雄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任命李江舟、孙青野为副署长。
注意这个孙青野同志，他没有任何公开的历史任职信息，仅知其来自「国家安全机关」，却甫一露面便就任香港安全公署副署长，辅佐香港回归以来首位拥有省委书记履历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这在当时令英美等国和乱港分子惶惶不安。
一个月后，林郑月娥宣布“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第七届立法选举”——顶住滂沱压力，阻止了泛民派继续涌入港会；
半年后，黄之锋等乱港分子悉数入狱；
再三个月后，202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
这时候，林郑月娥八个月前的“推迟”之为，其内涵终于浮出水面，让人啧啧称叹。
而特区政府背后为其倾囊施策、撑腰输血的，当然是党和千千万万的我们。
《国安法》维系暴力专政，《基本法》附件保障立法执政，两只拳头一前一后出击，拳拳到肉，让人依稀看到七十年前共产党刚刚建政时的英气：一手暴力剿匪、解放边藏、稳固海防，一手筹备人大、撰写宪法、确立思想。
这两只拳头的威力，从香港大学这个一度沦为暴徒大本营的学府之巨变，即可一窥：
《基本法》附件生效后三个月，香港大学便宣布“不再承认港大的学生会作为独立注册社团以及它现有在校内的角色。港大会按大学程序严肃调查学生会评议会事件，并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学生进行进一步处理。”
而就在那整整一年前，即《国安法》生效时，香港大学也早已宣布罢免2014“占中”发起人、港大法学院终身法律副教授戴耀廷，并禁止学生在校园内散发反华政治传单、发动反华行动。
这就是党和人民的专政威严。
6覆舟水是苍生泪
我曾在评述今天中国高考时，引申香港的例子：
不要说学习鸦片战争的历史了，从2019年乱港闹剧中诸多暴徒的言行来看，这一部分青年群体的文化修养极其贫乏、学识修为更是明显处于底层。
但就是这样一群让人看着就觉得可怜的无知青年，却极度可悲地走上了反华的不归路，给香港无辜平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我们为什么那样关注香港，只因为它走过的路太过典型，典型到让人深思且警惕。
今年春天香港疫情大破发，水深火热之中恍然发现：全港疫情感染最严重的油尖旺区、观塘区、黄大仙区，全部是中低收入地区；而外资云集、寡头遍布的深水湾、浅水湾、赤柱湾等富人区，感染寥寥。
同时，感染密度恐怖的整个九龙半岛，也是老年人密集区。
在发生医疗资源挤兑的状况下，普通的香港老百姓、特别是身体免疫力差的中老年群体，竟然连一张病床都弄不到，只能等死。
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两年前的五月底（《国安法》出台前夕），李嘉诚会表态宣布“拥护一国两制”？
对于李嘉诚这帮老家伙们而言，一国两制是他们绝对拥护的，因为一国两制也许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东西，但至少可以替他们维持住一些东西。
回归二十年，这就已然是他们可控范围内的利益最大化了。
李嘉诚旗下公司市值在香港回归前的1995年“只有”420亿港元，盈利30亿港元；到2009年已猛增到了万亿港元，相当于同期香港经济总量的50%，盈利超过2000亿港元，增加近70倍。
但是香港回归的二十年，地区总体GDP只增加了不到一倍。
李嘉诚们心知心惧。
香港青年的恐怖主义暴动，最希望尽快平息下来、希望香港永远安宁的人，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只能排第二，排在第一的正是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早已卡特尔化的香港几大家族们（广义是四大家族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但不同语境下亦有不同划分）。
早在2014年3月，李嘉诚接收财新专访时就说过：“香港若真的走上民粹主义之路，就会像野马易放难收。”
因为暴动意味着阶级业态的失序，失序则意味着重组的可能，重组就意味着对现有顶端的颠覆。
香港的平均房价早已超过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十二倍，位居世界首位。
截至2011年，47.7%的香港市民因无力购买私人住宅，居住在公屋(政府廉租房)或居屋（政府限价房）内，而其人均住房面积仅有12.8 平方米。
连续五年蝉联全球住宅楼价最难负担城市，楼价入息比率为十七倍，远超第二位温哥华的十倍，这都是「香港特色」。
根据2016年乐施会报告，香港七百万人口中，贫困人口已超过百万人，为世界发达经济体（区域）之最。
在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同年中期发布的人口统计报告《主题性报告：香港的住户收入分布》：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收入最低及最高的住户数目双双增加，中等收入住户的比例却逐年萎缩，家庭收入差距显著走向两极分化。全港最低收入家庭的入息中位数是2560元，与全港最富有家庭相差四十四倍。
两年后，港府公布了《2018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显示2018年香港本地贫穷人口高达140.6万人，以香港749万总人口计算，大概每五人中就有一人贫困。
这一数字创造了香港过去十年来的新高记录（根据香港政府的定义，贫穷人口指生活于低收入住户的人口，而低收入住户指按不同住户人数划分，收入少于或等于全港住户入息中位数一半的住户）。
如果进一步按照年龄组别划分，香港每三个60岁以上的长者中就有一位处于贫困线之下；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中，则每五人就有一人处于贫困线之下。
全港最贫穷10%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从2001年的2590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2170美元（十年间下降了16%）——而那十年间，香港薪酬最高10%的人群收入增长率却高达惊人的60%。
1997年回归时，李嘉诚本人资产七十亿美元左右，到2014年已超过三百亿美元。
根据2016年瑞士信贷统计，香港人口中前10%的富有人群控制着全港77.5%的财富，这一比例比十年前高出了近10%。
从2004年到2018年，香港所有职业薪资增长63%，但同一时段房价却大幅上涨420%，住宅租金也在十四年中上涨177%。
可以看到，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实力雄厚的地产商早已垄断了香港市场，地产业也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形成“地产霸权”。
但由于西式奴化教育和商业消费洗脑的问题，香港青年长期在自身的压迫中却意识不到压迫、在被剥削中却意识不到被剥削，反而在权贵的繁华图景里虚醉着遥远的繁华——而一旦社会问题被英美等国阴谋地绑架上反华的战车，这些原本应该去攻陷李嘉诚大别墅的无产者们，便纷纷将拳头挥舞向北京……
7李嘉诚们的“拥护”
对于李嘉诚们而言，他们唯一恐惧的就是随着暴动持续深入，香港青年们难保思想会产生“正向的异化”——将矛头对准自己。
注意，两年前不少香港市民在就《国安法》签字、声援支持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时，已经表达了对香港几十年来少数垄断资本家的不满，尤其是四大家族为首的地产财阀。
这是认知的觉醒。
对于李嘉诚等地产霸权的憎恶其实一直有之，但是在大陆商品经济崛起之前，香港人的优越感普遍盖过了阶级分化的痛苦，同时也总是在独派媒体的蛊惑下动辄将香港经济的停滞甩锅给“回归”。
很多年来，香港的大富豪们被市井百姓亲切地称为“诚哥”“彤叔”“四叔”，如称呼自家亲戚，不但将他们视为明星、股神一样追捧，还听不得他人的任何诋毁。
待陆港此消彼长之后，香港人对李嘉诚们的心态也开始崩了。
2005年，李嘉诚捐赠十亿给香港大学医学院，港大校务委员会决议将医学院命名为“李嘉诚医学院”，引发轩然大波，新老师生和市民一致不忿、同声谴责校方和李嘉诚；2013年4月，李嘉诚控制的核心企业和记黄埔旗下的港口管理公司发生要求改善待遇等的罢工，显示出香港民众对他的厌恶。
每每听闻香港社会对自己的“排斥”，李嘉诚的反应都是毫不在乎：“不喜欢我，那我就去别处投资。”
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90年代开始，外资企业大举撤资中国大陆，彼时李嘉诚却反而大举进军中国大陆市场，成为香港在大陆地区的最大投资者，二十年来生意一直红火。
但是所谓红火也是伴随着狡诈，李嘉诚旗下的“长和系”在中国内地变相囤地已经是常态。
过往多年来，“长和系”在中国近十个城市十余个项目，均通过“蜗牛式”开发方式，延长土地开发周期从六到十多年不等。
比如在北京明十三陵附近“皇家别墅”的北新嘉园项目，合同约定2004年11月开工，但到2014年都依然未见开盘动静……
李嘉诚在内地的舞动一直持续到2012年的十八大，戛然而止。
当年大会结束刚过半年之际，李嘉诚就开始抛售内地项目。
同样是在那一年，香港特区大选，李嘉诚押错了宝，没有投给梁振英，转折便是接二连三。
这几年大陆地区风清气正，也是港商频频从内地撤退的时期，包括前文提到的1987年把大陆带进别墅时代的刘銮雄，以及许家印的“贵人”郑裕彤和张松桥，在2015年纷纷离开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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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栽了跟头，待到2017年在林郑月娥表明参选前，李嘉诚表示“不会提名任何人参选”。
遥想2000年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李嘉诚、李兆基、黄志祥、郭炳江等地产富豪齐齐在地产及建造界成功出线——李嘉诚在地产界别以323票的最高票当选，长子李泽钜在政协界别自动当选，次子李泽楷则在高等教育界以298票入围，成绩属于中上。
二十二年前的那届选委会成员中不少都有亲姻关系，当中又以父子兵居多，兄弟班亦为数不少，形成了一个结构严密的门阀关系网络体系。
但到了去年9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举行界别分组选举，选举委员会已明确“将限制香港富豪家族们在该机构的政治影响力”，大家族们未来各自最多只能有两名成员出任选委会委员。
离开大陆，2016年遇上旺角骚乱，2018年退休，2019年又遇上大暴动……这些吸了香港人一辈子血、把香港打造成不足十平米的房子售价19万/平米的“超繁华鸽子笼”的大富豪们、大家族们，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晚节得保。
所以从表面上看，他们比谁都“红”，因为他们比谁都渴望“维持现状”。
经过百余年的开发建设，香港已开发土地仅存275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比例仅为24.9%，远低于内地大中城市。
其中用于私人住宅土地更是只有26平方公里，用于公屋用地的则有17平方公里，低密度的乡郊居所竟占去35平方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改变现行土地政策，根本没有足够的土地来盖房，香港市民的住房梦想是很难实现的。
在历史上，李嘉诚们普遍会于土地价格较低的时候购买大量土地，其中不少并未开发，而是放在那儿坐等升值。
仅所谓“地产四大家族”在香港囤积的农田就达到13950亩，加之现行香港法律对囤积土地并未作出严格监管，长期持有土地不开发并没有太大的风险。
因此，对李嘉诚们来说，囤着足够多的土地即意味着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而不用投入太多的成本。
回到那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这么关注香港？
因为香港的种种惊心困局，没有一样不值得内地警觉和思考。
2020年国庆期间，骆惠宁同志走进基层社区探望老人家和劏房户。解决住房等基层民生问题，是中央治港的重中之重。
8未来
原本为统一台湾而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构想，被首先运用到香港和澳门，其实是历史机缘巧合促成的。
香港是现代中国的创伤性记忆，1842年清廷于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鸭脷洲和附近岛屿)永久割让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合法继承人。
1860年，清廷再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败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永久割让给英国。
1898年，清廷再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据此租借“新界”(包括新九龙及逾二百个离岛)，为期九十九年。
这三份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承认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形成了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所辖领域的大致范围。
自70年代末开始，随着新界地区租借期限的不断逼近，在英国政府的动议和催促下，中英两国政府才开始进行关于香港前途命运的外交接触、商讨和正式谈判。
中英关于香港前途地位的谈判，恰好与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思考台湾统一问题的时间重叠，这使得领导集体开始考虑将刚提出不久的“一国两制”构想，率先运用于香港回归。
以“一国两制”的方略来解决香港问题确实是一个政治层面的创举，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问题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形下被提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议程的。
实际上，当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并与小平同志首次谈及香港前途问题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结束对越南的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不到十天，中央政府尚未对香港在1997后的地位和管治问题做出深入研究，遑论做出重要决定。
随着中英关于香港前途命运问题的接触和商谈的深入，中国政府才逐步把香港回归这个问题在内地百废待举的情况下“插队”提上议事日程，并最终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就香港在1997年回归形成了初步决策。
起初，我们对于“一国两制”框架下未来香港政治运行的设想，是十分“急冻式”的回归。
即：快速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时分将香港既存的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基本不动地接收，保持大体不变，然后再因应时代的变化择机予以解冻和变革。
80年代香港回归谈判期间，香港人最常听到的六个字——“马照跑、舞照跳”，就形象地表达了北京对于在回归完成后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不同于中国内地的生活方式的设想与愿景。
80年代，北京甚至有官员表示香港回归不过是“换面国旗、换个总督”般简单，中央对港工作系统的负责官员也经常强调回归后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华人公务员队伍、精英阶层地位、司法体系、营商环境等，均会同港英殖民地时期保持“高度连贯性”……
甚至，某位主政对港工作官员曾说出：“将来香港如何发展民主，完全 是香港自治权范围内的事，中央政府不会一涉”之类极为宽厚的政治表态……
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还将港英时期派驻香港的隐蔽战线力量几乎全数撤回北京，原因就是：回归之后香港都是自家人了，特区由港人掌握“完全放心”。
“急冻式”回归，因而实际已超出了其作为一个较为原则性的、粗糙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初步政治设计的本来面目。
这被不少香港居民有意无意当作是北京中央权力对自己做出的某种具体承诺和香港回归的某种既定模式。
也使得部分香港市民后来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始终存在政治性偏差。
那么，对于未来，面对今天人均GDP25000美元的台湾省，其经过七十年甘当帝国主义仆从的冗长崛起期、凭借地缘优势而壮大的殖民地经济规模事实上非常稳固的割据状态，我们是否还要继续沿用“历史经验”？
自2012至2020年，再到如今，香港问题趋近于「根本性解决」的态势，让人欣慰也敞怀。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
在中央层面大的政策方向已经调整的背景下，“一国两制”的最优先目标正式由强调“维护特区的繁荣稳定”，转而强调维护国家在港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2015年3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专门指出：“在'一国两制’下，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是一道醒目的原则红线，不容挑战和触碰。”
这是一个关于「主权能见度」极为重大的改变。
跋
1960年12月24日，联合国通过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带领四十余个亚洲国家提出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草案。
这个草案，将香港和澳门纳入了名单之中。
正是这份《宣言》，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自决权”，使其可以“自由决定其前途，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
从历史纵向维度而言，这份《宣言》成了此后苏修进一步炮制所谓“有限主权论”、干预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预演。
其时，正是毛主席敏锐觉察到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有可能通过该法案干香港、澳门等地区形成事实“独立”。
为了将中国的主权领土——香港与澳门从法案名单中永久删除，在联合国席位彼时仍被蒋介石政权非法把持的情况下，毛主席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毛主席立刻指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尽早行动：港澳问题完全是为中国主权范围内议题，不可以“殖民地”性质而论，应将港澳两地剔除出名单。
1972年11月8日，联合国大会对港澳问题进行表决：支持删除99票，反对5票，其余弃权。
香港和澳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底色，被毛主席以不容撼动的政治决心成功维护，也奠定了此后回归祖国的水到渠成。
两年后，1974年5月25日，年迈的毛主席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对香港问题做出了最后的交代。
中共中央档案馆保留的谈话稿上准确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都成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
苦尽孤心纵身付，山河悲风一曲吟。
于历史，感恩1997。
于未来，告别1997。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强渡大渡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